吴 斌

吸烟之风的盛行与烟草种植的扩展和禁烟政策的松动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互为因果。兰州水烟作为近代甘肃六大特产之一，在甘肃出口物品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其兴起受到禁烟政策、人口压力、经济利润等多重因素影响，甚至可以说是特殊时代的产物。然追溯其近代衰亡命运之原因则不难发现，作为传统手工业与农业的瑰宝，其生存逻辑既遵循着烟草行业本身的自然法则，也有着西方冲击的影子。关于兰州水烟，学界目光多聚焦于民国时期，如裴庚辛考察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兰州水烟的区域流通市场，并认为兰州水烟的输出路线发生了较大变化［2］；刘婷研究了民国时期兰州水烟的出口数量、输出线路等［3］。但上述研究对兰州水烟业的整体发展概貌却鲜有论及，笔者不揣鄙陋，以时人调查和文史资料的相关记载，拟对兰州水烟业的发展概况及衰落原因做一探索，以探讨西方冲击之下，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是如何影响中国传统农业、手工业，反思中国传统农业、手工业在近代的集体命运。

一、应运而生：吸烟之风的盛行与兰州水烟业的兴起

清人嗜烟，吸烟之风极为盛行。王士祯的《香祖笔记》记载：今世公卿士大夫，下逮舆隶妇女，无不嗜烟草者［4］（P447）。《烟草谱》记载：上自公卿大夫，下逮农工商贾，妇人女子，无人不嗜［5］。陆耀的《烟谱》载：士大夫无不嗜烟，乃至妇人、孺子亦手执一管［6］(P484)。《兰州风土记》也记载道：“士人无少长皆吸水烟，每逢市集，烟气四布，几不见人。”［7］(P182)文人更是将吸烟作为品评士人风趣的标志。如蔡家琬的《烟谱》记载：唐相陆扆云“士不饮酒，已成半士。”予表兄赵香生尝谓予曰：“士不吸烟饮酒者，其人必无风味。”［8］(P17)虽有夸大，但吸烟之风盛行，厥为不争的事实。然清代前期，因吸烟之风盛行，导致烟草种植及加工出现了恶性膨胀，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种烟侵占耕地，影响粮食生产的情况，故清廷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措施［9］，并一度实行了“禁吸”“禁种”等烟草政策。但禁烟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坚持。顺治、康熙和雍正时期，禁烟令处于完全废弛状态［10］。

乾隆后期，由于吸烟之风盛行，在一些生存压力较大的地区，烟禁局部取消。在此背景之下，水烟由陕西同州、朝邑人引种到兰州五泉山一带，并加改良，形成了著名的兰州水烟①。关于兰州水烟的种植、吸食过程，清人黄钧宰在其《金壶七墨》中做了详细记载：“乾隆中，兰州别产烟种，范铜为管，贮水而吸之，谓之水烟。”［11］(P32-33)“此种烟叶肥大，形如芭蕉，经人工培植与制造，气味香浓，品质极高”［12］(P67)。然兰州五泉一区不能资天下之用。时人更是对兰州水烟趋之若鹜。嘉庆年间，有人作诗：“北边锭子积如丘，谁与南人话老秋。错忍小桃②丝缕细，提壶争诩产兰州。京师近行锭子烟……”［13］对此做了生动描述。由于兰州水烟品质极佳，故吸食兰州水烟成了社会时尚与地位的象征③，如陕西关中流行的民谣 《富家婆娘》：瓜子脸，黑头发，樱桃小口糯米牙。想吃啥，就是啥。想穿啥，就是啥。穿的是苏州绫子、广东纱，吃的是兰州水烟、福建茶［14］(P143)。

水烟在夏收后种植，不影响正常的粮食生产，但需要良好的灌溉系统。道光年间，由于水车大量使用，兰州黄河两岸及上下诸滩，都能得到灌溉。凭借优越的水利设施，“东自清水驿附近，以至皋兰一带，皆栽培烟草，巧用水利，精于耕作，为农产中第一品。而各物之产额反少，每恃西宁方面输入”［15］(P30)。时人认为：居民业此利三倍，耕烟绝胜耕田夫［16］(P64)，“故宁植烟而不植各谷类”［15］(P30)。因种植烟草的利润驱动，烟 草在甘肃各地开始广泛种植起来，根据《甘肃农业地理》记载，甘肃烟叶种植面积，平均每年在2万亩左右。其中以榆中宛川河谷烟田最为集中。就种植面积和产量而言，榆中一县即占全省烟田的43%，烟叶产量占全省的67%［17］(P10)。故兰州水烟的原料大多来源于此地。

当水烟的种植面积扩大之后，水烟加工业快速发展起来。“咸丰以前，省城有作坊一百余家”［18］(P322)，专门从事水烟的加工制造、包装运销。这些“烟坊除雇用男工外，还大量雇用女工及童工，其主要工作为撕烟”［19］。烟丝制作完成后，运销外省的水烟丝则盛之于木箱，内外以黑纸猪血糊之进行防潮处理。制作水烟箱的作坊仅“兰州一地即达七家，全省每年至少制造水烟箱九万个”［20］(P243)，用于水烟的出口。在铁路、公路未发达之前，其货运出口路线可分为东、西、南、北及海五条线路：

1.由兰州—平凉—西安—龙渠寨—老河口—汉口—苏州—南通而运抵上海者，谓之东线；

2.由兰州—天水—广元—成都—重庆，而达云贵各地者，谓之南线；

3.由兰州—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哈密，而达迪化（今乌鲁木齐）者，谓之西线；

4.由兰州—靖远—宁夏—包头—绥远—大同—张家口，而达京津各地者，谓之北线；

5.由上海再转运至烟台、营口等地者，谓之海线［17］（P2）。

作为甘肃新兴产业经济，水烟出口带动了沿途区域经济的发展。如陕西泾阳县是兰州水烟远销的集中地，商人把水烟陆运到泾阳县，然后再分别运往各地。咸同之际，泾阳县的水烟贸易尤为大盛，利润大增，当时就有“五泉烟自泾发者，岁得金三百万”的说法［21］。泾阳水烟贸易的发达还可从泾阳县水烟箱数量之多得到佐证。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军围攻泾阳县，“不意城内先以水烟箱累砌木城数十丈为备”［22］(P259)。虽有夸大之嫌，但其数量之多应是事实。水烟贸易发达，以致清廷将其视为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对其征税。咸丰八年（1858）3月，陕甘总督乐斌奏准在甘肃开办厘金。规定：商人设水烟行，须请领牙帖；再按货抽厘，以两箱为一担，抽银2钱；骆驼一抽，抽银1.65钱［23］(P73)。

然而，同治回乱期间西北地区兵连祸结，道路不畅，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水烟贸易大受影响。时人记载：“同治元年，陕境军兴，蔓延甘肃，而口外新疆，所在糜烂，以至行商绝迹。……各路未能通畅。兼之游勇土匪，不时出没；虎狼荆棘，随在堪虞。野无夫宿之所，货乏行销之地，商视甘肃已为畏途，何况口外？至于甘肃口外物产，如皮货水烟等项，均属大宗。今其地残破，富者撤资远去，负者无力经营，内鲜聚积之人，外少往来之贩，是由西路运贩出关者更属寥寥。”［24］(P600-601)

左宗棠平定西北以后，政局稳定，水烟业发展日趋繁盛。水烟由湖南茶叶商人带到汉口一带，轮船招商局经营海运以后，兰州水烟又经汉口、上海转运大连、营口，以及东北各地，销售日盛。光绪年间，水烟业的发展开始进入鼎盛时期。1880年德国人福克在经过兰州时，对兰州水烟种植和贸易的状况做了描述：“将到兰州，约离一百里许，地势稍低，民间出产亦丰，田圃尽栽烟叶，大者每叶长三尺余，宽二尺余。青条水烟、各种名烟，流通各省，为数甚矩。”［25］(P301)以生产为例，“1894年前后，兰州水烟厂达到80多家”［26］(P146)。其中“绿色水烟，每年约生产两万多担，销路以江苏为盛；黄色水烟，每年生产约两三千担，销路以广东为盛。每担约重三百斤左右，每百斤三十两白银”［27］(P56-57)。到了宣统元年，兰州水烟产量大增，经泾阳出口的水烟数量更是惊人。据估计：“甘肃全年运往泾阳之水烟大约有二万数千担，每担二百四十斤，每担抽银一两四钱，可得厘银三万余两。这样算来，甘肃大约全年就有600万斤水烟要经泾阳发往烟庄。”［28］。

民国初年，兰州水烟十分流行。一些大商店，尤其是绸布庄和医药店，一般都备有水烟袋数杆甚至数十杆。顾客进店，店家伙计随即奉上水烟袋，请顾客吸水烟。有的茶楼、酒馆、店家甚至将水烟袋的烟嘴管制成一米或更长，能伸能缩自由转动，以便将烟嘴送到室内每个角落供顾客吸烟。当时的商家，都以为只有请顾客吸水烟，才能显示本店的气派，才能表示对顾客的尊敬和热情［29］(P7)。水烟流行，以致不少人将经营从事水烟贸易视为社会地位提升的标志。一旦有人进入水烟坊，则亲友们群趋道贺称赞说：“你们今后即将光耀门庭，置良田盖大房是不成问题了。”［30］(P72)。这一时期，经营兰州水烟的商人在各地开设了很多烟庄。如“陕西烟商在上海、南通、苏州设立的销烟分庄多达18家，其中上海9家、南通5家、苏州4家”［31］(P11)。这些烟商还刊登广告进行推销：

现有兰州本厂自制上等黄条烟，除自运福州外，仅留沪若干箱，欲减价销行于常州、苏州一带，以补青条之不逮，而供同胞之尝试。盖黄烟系兰州特产品，与青条同一道地，其味清香浓腴，质颇纯洁，吸食有化痰、消胀、解郁、祛湿、活胃之能力。长江下游一带，地势低洼、湿滞，凡兵士农工商各界常服，自能祛除一切隐患。昔年武侯平蛮时，兵士受瘴毒，死亡相继，以此烟叶数片，浸水饮服，活人颇多。当时名曰‘芸香草’，即黄烟也。至今其地及闽浙均盛行此品。本厂为维持土产制造，求广消息出见，特此登报。倘蒙热心提倡土货诸福商不弃，请驾临法界新永安街太安里敝寓而谈。暂定每百斤价银三十五两，先赠五斤，关仿单。［32］

民国以来，由于吸烟之风日盛，水烟在农村中广为流行。曾经有人记述了兰州水烟在江苏的流行情况：“在苏中沿海农村，兰州水烟有相当的消费群体。无论是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还是平民百姓的寻常农户，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身强力壮的中青年人，不分男女，都有吸食水烟的嗜好。茶余饭后，农闲在家，亲朋相聚，总是很享受地吸上几口，算不上陶冶情操，也是消除疲劳，放松心情。”［33］(P326)在新疆就有这样的描述：“西人嗜水烟，游手者多挈烟箱，执花筒，逢人与吸，不即取值，朔望乃登门敛资。火神庙计费千余金，乃鬻水烟者所醵，则人众可知矣。”［34］(P66)

由于吸食群体增加，到了民国十年（1921）前后，兰州水烟产业兴旺，规模极其庞大。计有“烟坊八十余家，开厂营业者一百三四十家”［26］(P175)。当时 “各大烟坊光雇佣的捡叶女工和童工就有7千余人”［31］(P20)。到了1923年，“兰州水烟销售达到最高峰，该年全行共计销售青烟三万担，棉烟一万担。其中兰州最大的烟厂一林丰、协和成的销售量，由原来每年各二千多担逐年增至各三四千担，甚至达到五千多担，资本额亦由原来的三四十万两增至一百多万两”［35］(P187)。对这一时期水烟业的发展情况，档案资料作了明确记载：“在1923-1926年的两三年中是最发达时期，当时兰州水烟厂有80家之多，榆中小作坊亦有90家以上，再把临洮、靖远两地的小厂算上，该时约共有生产水烟的大小工厂250—260家之多。全年约总共能生产青烟、棉烟、麻烟2000多万斤以上，仅皋兰、榆中的工厂每年就能生产1400万斤左右”［36］。以运销数量来看，仅“1926年兰州运销数量，即达四万担左右”［35］(P188)。不但产业销售巨大，而且资金雄厚，实为兰州水烟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二、优胜劣汰：纸烟的兴起与水烟业的衰落

物极必反乃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兰州水烟也不例外。由于经营水烟有利可图，各烟坊、烟农竞相竞争，扩大生产。但这样盲目竞争的结果，导致供过于求，影响了市场上的销售吞吐量。1926年之后，因“国民军与当地军阀争夺地盘，之后全国各地又连年发生战争，交通阻塞，运输困难，加以税收差役繁重，并遭受自然灾害影响，给水烟业带来了严重打击，以致生意萧条，相继倒闭，能继续营业者六七十家，减少了一半”［35］(P177)。水烟贸易开始呈现衰微的迹象。以从事水烟转口贸易的包头为例（表1）。

表1 1929-1933年包头水烟转口输出量

从上表可以看出，包头的水烟转口输出量有逐年减少之势。当然这与之后全国政局不稳，烟价下跌有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政局不稳，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商业发展极不稳定。如“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市场的水烟销售陷于停顿状态，有些小烟商赔累破产。许多驻天津等地的庄客，由于烟价跌落无法销出，以至于几个月后烟价已不敷支付积欠旅店食宿和仓库费用。有的弃货逃走，有力者虽依靠分支号门市部的零销，勉强维持，但也赔累颇巨。随着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到来，外国向我国低价倾销纸烟，致使中国纸烟泛滥，烟价大跌。纸烟充斥市场，遂致原有水烟销路日渐缩小。烟商烟农，几乎破产［37］。受到战争和纸烟的冲击，外地销路大减，仅余37家［38］(P197)。

为了维持生计，“各厂互相竞争，一再跌价推销，烟价竟由每百斤六七十元跌至二十余元”［35］(P188)。这种恶性竞争加速了整个水烟行业的衰落。至1933年则仅销出17000余担而已［39］(P105)。销路既细，烟价亦落，烟商受损甚巨，破产者遂多矣。而同一时期纸烟的销售却极为可观。如1933年兰州地区纸烟的销量达200余万元［40］； 到了1934年，兰州输出水烟共18600余担，也不过约值228万元［41］。关于纸烟的冲击，时人曾这样描述：“以烟叶有名的兰州，水烟已为时代淘汰了。没见到什么地方有人吃水烟，满街上连中国卷烟都稀少，触目都是英美烟公司的‘哈德门’和‘前门’。”［42］(P51-52)

不仅如此，英美纸烟的流行带动了本土纸烟业的发展，这些本土纸烟业也与兰州水烟争夺烟草市场。如1934年华陇烟草公司以资金十万元在兰州创设烟厂，制造烟丝，因兰州本地烟丝不良，遂采用河南种籽试种成功。现出有握桥、北塔、西湖等牌纸烟，每日出两万支”［43］(P476)，仍供不应求。如当时就有人注意到：“人民差不多都染有吸烟卷的风气，不仅外地人吸食纸烟，本地人也开始吸食纸烟。”［44］(P511)在市场空间被挤压的情况下，兰州手工烟坊经营开始不景气，烟商门面关门倒闭者逐渐增多。“以前兰州烟商共六十八家，到1935年仅剩三十余家”［39］(P105)。1936年初，华陇烟草公司又从上海购买卷烟机、切烟机等设备，运抵兰州，并聘用卷烟技师，规模颇为巨大，产品行销西北。抗战全面爆发不久，曾旅行西北的顾颉刚对纸烟的流行深有体会，并对水烟的生产营业做了如下记载：

临洮生产以黄烟为大宗，以前隆盛时年产有五千担，售四十万元，去成本得赢十余万，今则以卷（纸）烟畅销，营业日绌，去年尚有三千余担，今年落至两千余担。［45］(P347)

就全国而论，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列强向中国倾销纸烟，致使中国烟草行业整体陷入困境。因纸烟流行中国，致使英美品种烟草在河南、山东各地广泛种植，中国烟草行业集体走向了崩溃的边缘，兰州水烟也不例外。无论是受到纸烟冲击抑或是战争的影响，此时的兰州水烟业已是朝不保夕。全面抗战爆发后，兰州水烟在东部的市场开始中断。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兰州青烟无销路，以至烟价每公斤跌至三角多钱［46］(P67)。因销路日蹙，各烟 坊均存货累累。据估计，“各烟坊之存货，即使不再生产，尚可维持二年之用”［19］(P247)。如实力雄厚的“一林丰等五大户就各存一千多担［35］(P189)。大量烟草积压，对烟商、烟农来说是灭顶之灾。青烟以色泽深绿为之，其贮藏期不能超过一年，过长则色泽黯淡，品质低劣，芬香全无。故烟坊蒙受此害，极为严重［19］(P247)。再加上敌机轰炸，不能外运之积存烟丝，均藏于防空洞内或偏僻之乡村，以致旷延时日，烟草霉变，不能售出，而且冻结资金无法活动［46］(P67)。

为减少损失，部分烟商只能以走私缓解烟草急缺地区的困境。1940年，一林丰烟坊以上海缺货，并因往常货运路线迭受当时战争影响无法运达，乃由新绥汽车运输公司承揽包运到沪。计青烟丝四百箱，运费七十万元。经四川、贵州、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由越南之河内出口转航上海。不幸此时日本由海上南侵正急，终日轰炸广西、越南边境，终在镇南关附近惨遭炸毁，货物本金及运费尽付东流。海上运输失败后，1941年兰州烟商便计划运六百余箱经宁夏、包头、张家口、天津再搭乘英国怡和公司轮船运往上海，不料在航海途中，太平洋战争爆发，怡和轮不敢到上海靠岸，乃转驰香港。而香港已沦陷，遂在南海中自动沉船，以致货与船俱空［31］(P27)。不仅如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上海为所欲为。对于由内地运往上海的货物百方留难，并借口内地套换上海资金内流，遂将在沪各家存烟一千六百余箱悉数充公没收［31］(P27)。至此，烟商们损失惨重。

由于水烟的种植、加工与销售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在遭受几番打击之后，故种植亩数较战前开始减少。兹以下表（表2）为例。

从表2可以看出，由于遭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兰州④水烟的种植面积在逐步减少。尽管抗战以来，不排除有甘肃地区人口增加，夏收之后改种杂粮，挤掉水烟种植面积的可能。如当时就有人怀疑“苟将烟田改种粮食，是否可以补偿粮食之不足。而禁种烟草，是否影响烟农经济利益，及有无烟草缺乏之虞”［19］(P231)。事实上，市场中并不缺乏兰州水烟。水烟种植减少的主要原因乃是销售不畅。

除此之外，在战争期间，因物价受通货膨胀及供需失调诸种因素影响，遂形成百物价格逐步高涨的趋势，而市价不稳引起的连锁反应尤为严重。如“1945年8、9月间，因抗战胜利到来，物价突趋下跌，即其显例”［31］(P28)。因物价下跌，许多水烟商人债台高筑，资金严重不足，不得不举借外债，勉力维持。如1946年，兰州榆中烟坊就向外贷款十三亿元［31］(P28)。

此时山西曲沃等地，完全仿照兰州青烟丝制法并加以改良，凭借交通便利及生产成本较低优势，向长江下游各埠大量运销，其对兰州青烟丝市场影响极大。兹以1946年上海一地竞销情况为例，“1945年兰州青烟丝在上海总销数为7705箱，计996075市斤，而山西曲沃水烟在上海总销数即为12600箱，计1449000市斤，其凌驾兰州水烟业形势，灼然可见”［31］(P23)。对兰州水烟而言，其最大的销售市场青烟市场已被曲沃水烟所代替。再加上纸烟的冲击，种植、经营兰州水烟对烟农和水烟商人来说已无利可图。“如资力雄厚的五大行家,一林丰、协和诚、福生得等，先后转业”［46］(P64)。至此，兰州水烟业彻底衰落。

三、水烟业衰落的原因探析

兰州水烟作为中国烟草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从乾隆年间引进种植，经历了道光、咸丰年间的初步发展，光绪、民国初年的快速时期，再到1920年代的黄金阶段。1926年之后受战争及纸烟介入的影响，兰州水烟业彻底走向衰落。考其衰落之原因，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手工经营，资金狭小，无法扩大规模。“以泥湾一地为例，泥湾四家烟丝坊，全为自耕，自制，自运，自销之农村副业，其刨制烟丝为麻烟，运销地点为武威、酒泉两地。每刨成四百市斤数量时（因土车只能载四百市斤重量），即由一人将此二驴土车载如许之烟丝，沿甘新公路经永登、古浪，历九站五百四十里而至酒泉。在烟丝制成起运时，其活动金已经用罄”［31］(P21)。再比如“皋兰条烟庄客有六七家，棉烟庄客三十余家，省外临洮黄烟房二十余家，均属农人兼营，甚数零散”［47］(P160)。像农人这样自耕、自制、自销的原始化经营活动，成本之高，获利多寡一目了然，即使勉强维持，究能维持多久，诚耐人寻味。

20世纪30年代，当机器化大生产的香烟流行之后，兰州水烟“烟丝产制技术既墨守旧法，其运销过程迂滞而又不经济，资金周转迟阻不通，遂成烟业依赖贷款济急之主因”［31］(P27)。故面对兰州水烟业的衰落局面，时人认为：烟坊过去对于资金之运用，不知设法与银行发生联系，却甘愿负高利息向钱庄方面借贷。为获得资金，今后烟商应健全同业组织，以便取得银行信用，可获得大量低利贷款［48］。

第二，受烟草行业自身的竞争法则所限。优胜劣败，乃天演之公理，人类嗜好品，尤须以利便与否为前提。“烟草利用有嚼用、嗅用、吸用三种。吸用中又有卷烟、旱烟之别，而妇女吸用，亦不失其美观。大量生产之后，又复减低售价，以致贩夫走卒，群趋利便，而它种烟，无不被其淘汰”［19］(P246)。以前，吸烟者须将水烟丝放入烟袋进行吸食，极为不便。而且水烟壶体积甚大，制作精细不堪颠簸，若要携带外出，极不方便，外出的水烟客着实难以应付突然而至的烟瘾。纸烟携带方便，吸食便利，吸烟者随时可以缓解突如其来的烟瘾，久而久之便成为一种习惯。兰州水烟，虽品质优良，但纸烟传入后，一般有烟癖者，多改吸纸烟；吸水烟者，大形减少［19］(P232)。纸烟充斥市面，夺取水烟销路，大有喧宾夺主之势，以致水烟之产销情况，一落千丈［49］。以前兰州水烟在上海是独占市场，自从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开厂制造纸烟之后，一般人感到吸烟以纸烟为时髦而又便利。再加上英美纸烟公司有特殊权利保障，销路极广，价值亦廉，故兰州青棉烟市场多被纸烟业夺取”［50］。据烟行的人说，在很短的时期内便由十万担减到六七万担了［30］(P62)。

除此之外，香烟干净卫生。与机器化大生产之下的香烟相比，水烟多为手工制作，极不卫生。水烟烟丝的制作，除烟叶外，尚需添加香料、染料、麻油、姜黄、石膏、槐子、紫花等物，制作工艺极为复杂，其间掺杂的杂质自不待言。如最早来到中国的外国旅行家就注意到，“中国人把烟叶切成丝，放在各种不同的烟斗中吸食。可是，用这种方法吸烟，并不合乎卫生，而且不能充分享受烟草中的美味”［51］(P787-788)。用机器制造香烟，可以避免它品的混杂、参差与不调和。故香烟方便、卫生，更易为吸烟者所接受。

第三，外来烟草的冲击。20世纪20年代末，英美烟草公司引进国外烟叶，致使鲁、豫地区烟草种植大为兴起。河南许昌、山东潍县、安徽凤阳等地，遂成为我国生产美烟之三大中心区域［52］。英美烟草公司向当地农民散发美种烟籽，并授以种植及熏烤之法。所产烟叶，由公司收购作为制造纸烟原料之用。之后，南洋、华成等公司相继成立，分别在各地进行试种，外来烟草的种植面积逐渐扩大。在有限的市场需求之下，兰州水烟的种植面积逐渐缩小。以兰州华陇烟草公司为例，其所用的烟叶为美种烟叶，多购自河南许昌［53］。

此外，山西曲沃水烟也给兰州水烟以致命一击。正如时人所言：水烟之衰落，其主要原因固由于纸烟之兴盛，但一般烟农只知墨守陈法，不求烟质之改良，亦一重要因子也［44］。譬如兰州水烟丝制法多为祖传秘方，多不外泄，实行垄断经营。“陕帮以制青烟丝为主，甘帮以制棉麻烟丝为主。陕帮青烟丝多销于长江下游一带，甘帮棉麻烟丝多销于陕西，甘肃及新疆一带，颇少互相侵夺市场情形。再就陕帮县籍而分，则又为大荔及朝邑两县人所垄断”［31］(P18)。此种垄断经营缺乏创新竞争，限制了技术的交流与改进。一旦技术外泄，势必造成垄断优势的丧失。抗战时，山西曲沃等地，完全仿照兰州水烟种植、加工技术迎头赶上，在制作工艺上已经领先于兰州水烟。抗战胜利后，曲沃水烟早已异军突起。兰州水烟既无技术上的领先优势，又无地理上的有利位置，其经营已是每况愈下，逐渐落伍，最终为山西曲沃水烟所淘汰。

综上，兰州水烟作为近代甘肃的朝阳产业，它的兴起是以吸烟之风的盛行以及烟禁政策的松动为前提的。在机器化大生产的香烟未流行之前，一直是中国烟草行业的瑰宝。20世纪30年代，当西方机器化大生产的香烟流行于中国之后，社会上吸烟嗜好的急剧逆转，使得兰州水烟措手不及。在遭到纸烟和曲沃水烟的双重打击之后，兰州水烟业彻底衰落。尽管这一衰落过程对兰州乃至甘肃区域社会经济产生了不良影响，但它毕竟加速了这一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解体。烟草生产由手工作坊向机器化大生产转变本身就是历史的进步。转换视角来看，纸烟流行于中国并逐渐取代水烟的过程，也是中国遭受近代化洗礼与冲击不断加深的反映。从这一点来说，西方冲击—反应模式有其合理性。

注释：

①乾隆年间开设的“德盛丰”烟坊是兰州最早加工水烟的烟坊。

②老秋、小桃均为南方烟的烟名。

③在当时看来，有身份有地位的标准是能穿上苏杭所产的绫罗绸缎，能用上广东所产的香云纱，能吸上兰州水烟，能喝上福建大红袍茶叶。见宗鸣安编著《关中旧歌谣》，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73页。

④1941年兰州设市，包括皋兰、榆中、条城、泥湾、东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