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希强

漕粮运输是明清时期国家重要的经济活动，对稳定国家统治具有重要作用，“京师满汉军民所仰给者，东南数百万漕粮也”［1］P22）。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基。粮食安全是国家统治的基础，所以清朝历任皇帝都对漕运比较重视，“天庾正供，俸米旗饷，计口待食，为一代之大政”［2］（卷七十五）。清初，沿用了明代建立的卫所制度，并根据国家治理的需要对其进行改造，逐步取消卫所的军事功用，保留漕运职能。康雍乾三朝大举裁并卫所，无漕运之卫所主裁，有漕运之卫所主并，逐步形成以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八省为漕粮供应地，由卫所运军雇募民役将漕粮运往京城的漕运体系。

一、扬州卫三帮及漕运档案

清代沿用明代漕运制度，并根据自身统治需要对明代的漕运制度进行调整、改造，逐步形成适合自身发展的漕运体系。据《钦定户部漕运全书》记载，康熙十八年清朝廷对扬州卫属漕帮进行改并。扬州卫江南帮改并扬州卫头帮；高邮卫改并为扬州卫二帮；通州（南通）所由扬州卫七、八帮改并入扬州卫四帮；泰州所由扬州卫十帮改并入扬州卫三帮；兴化所由扬州卫七、八帮改并入扬州卫四帮；盐城所由扬州卫五帮改并入扬州卫四帮。乾隆十五年扬州卫四帮改并入扬州卫三帮。乾隆十五年仪征帮改并为扬州卫仪征帮［3］（P516）。至此，扬州卫运帮固定为四帮，头帮、二帮、三帮、仪征帮。漕帮是漕船的组织形式，有漕各省粮船按漕粮兑运区域分为帮，每卫下分若干帮，每帮以卫所千总领运。扬州卫三帮设千总两员，轮流押运，设武举一人随帮效力，专司押空南回。千总职责各有所属，一人征兑漕粮赴通州交兑，一人留守准备下一年新粮。通过对档案资料的考察发现，留守千总的职责不仅仅在准备新粮，还包括上次漕运的钱粮核算、文书报送和漕务案件等等，处理事务繁多，不亚于领运千总。《道光泰州志》记，“本州额设三帮”。泰州地处里下河平原，江、淮、海三水汇集之处，河网密布，水运交通发达，有着先天的水运优势。汉初吴王刘濞开通扬运河，“以通运至海陵仓，即湾头城下运河”，主要用于运盐，又称运盐河。从道光十二年冯道立绘《淮扬水利图说》来看，泰州与海安、东台、兴化、高邮、宝应、盐城等州县通过水道相互联通。随着盐业和运输业的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泰州为中心、连通周边产盐区的河道运输网。泰州逐渐成为盐业转运中心和里下河地区农产品的集散地，这为明清两朝的漕粮运输奠定了基础。明代在泰州设守御千户所，兼顾戍守、屯耕和漕粮运输，“千户所军人一千三百四十一人，秋班京操军三百一十五名，运粮军四百八十名，备倭军二百五十名，城操军一百九十八名，守门军四十名，看守城铺军二十八名，巡盐军十名，巡捕军十名”［4］（P22）。明初，常遇春攻占泰州，继而建州治及守御千户所［5］(P100)。据《崇祯泰州志》记，“洪武元年正月，千户谢成开建”，“守御千户所在州治南，有镇抚司”，“守御千户所在骆驼岭之上”。《道光泰州志》骆驼岭条，“骆驼岭在州治西南登仙桥东北，平地隆起如骆驼形，置千户所于上，即今卫所署。”［6］(P46)乾隆五十三年，千总曹相摹“驼铃清风”匾额挂于堂上。驼铃清风为古海陵八景之一。《泰州旧事摭拾》骆驼岭条，记现泰州市人民医院即为旧骆驼岭所在位置。

扬州卫三帮归次漕船停泊在泰州南、北水关。漕船修艌在北门外北岸，此处与兑漕所相邻。泰州漕粮受兑在北门外兑漕所，漕粮存储于西仓，兑漕所与西仓相临。西仓在州治北门外社稷坛，东为兑漕所。经武桥北，嘉定年间州守李以增戍兵建。社稷坛在州治北门外，西北五里。据档案资料记载，道光十六年，“敝州水次漕仓每遇全漕正廒不敷，堆贮向在附近之普济堂，都天庙附贮兑运。兼有带征十一年缓漕全限米石，米数较多，仍属不敷，堆贮敝州。现与正廒东首租备民房以便征兑”［7］(乙-43)。泰州漕船内河行进路线主要是沿老通扬运河，至茱萸湾入运河。从兑粮所出发，沿西城河—城南西河嘴—王家渡（州治西南十里）—沈家渡（州治西南十五里）-王家河—宜陵镇（州治西南六十里）-仙女庙镇（仙女镇）-茱萸湾，入运河北上赴通州。

泰州作为扬州卫三帮重要的活动区域，保留了大量的漕运档案，其中，泰州市博物馆藏扬州卫三帮漕运档案约700多件，尤以嘉道时期的档案数量最多。档案保存有序，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从嘉庆四年至同治五年。档案记载内容翔实，记录了漕运活动的多个方面，从内容上分为：漕运管理、旗丁佥选、帮船造行、认保册结、漕粮受兑、银钱收付、漕运案件以及其他杂件。从文书格式来看，有移文、札、谕、宪牌、票、呈等等，并且保存了大量的信结类资料。扬州卫三帮漕运档案作为漕运活动的基层组织文书，承载了当时漕运活动的诸多细节，对研究清代漕运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漕运回空水程清册

漕粮运输是一个连年持续性活动，时限性是漕粮运输的关键。漕船开行迟早不但影响此次漕粮运输，还直接影响下一次漕粮运输。嘉庆二十四年，“务令回空粮船得以及早南下，不致有误明年新运，此为至要”［8］（P773）。清代中后期，漕运弊端丛生，困难重重，到嘉道时期困难尤重，并催生了

道光朝两次海运之试。漕船重运北上多有迟误，据《钦定户部漕运全书》记载，乾隆四十七年以后，南粮首进帮船每迟至六七月间抵通。或在杨村起驳或在北仓起卸，其故由于州县兑米延缓，押领员弁勒索等弊俱所不免。清朝廷为防止漕船延误行程，对漕运时限有明文规定。漕船过淮定江北各州县限十二月内，江南、江宁、苏松等府限正月内，浙江、江西、湖广限二月内。江北限四月初一日抵通，江南限五月初一日抵通，浙江、江西、湖广限六月初一日抵通。粮船抵通交卸后，必须赶紧回空，庶办理新漕。粮船回空逾限，必致贻误新漕，漕船到达通州交卸完毕后限十日内回空。漕船途经州县，漕、河官和地方文武官员力催过境，不得藉词停留，违限者例处。“漕运关系天庾正供，不特重运宜速，即回空船只，亦必依限抵次”［9］(P206)。“如回空船不行立催，又不题参，地方官者皆降二级留任”［10］（卷二百五《回空例限》）。为确保政令的有效实施，加强回空漕船的时限控制，清朝廷对漕运有日程限单的规制。漕帮交卸漕粮完毕后，仓场会发给限单勒令各帮船按时归次。康熙五十一年规定，抵通迟延之漕船，仓场勒限交粮回空，不可迟误新运。重运北上和回空南下的帮船行经沿途州、县、卫时，需在专印的册子上填写出入境时间，以备查考。重运北上帮船，“札到，该帮立遵查照，发来水程簿扇。照例将自南至北经过州县入出境日时，注明原限字样及坐派仓廒字号，粮数逐一填明赍送部校对全单查验”［11］(丙-92)。回空帮船，“将回空船支移交押空官管押南下。该帮空运弁即遵督令丁舵小心掌驾衔尾南下并将过津关入东境，江南境，过淮归次各日期随时星飞驰报本总运府以凭查核转报”［12］(丙-93)。据《钦定户部漕运全书》记，限单将回空沿途州县界址照原限日刊入单内。令沿河州县注明出境、入境时日至淮申缴总漕察验。另给抵次限单，亦令沿河州县注明入境、出境时日。各丁抵次将限单呈送各卫所查验［3］（P31-32）。各帮呈送卫所查验的抵次限单即回空水程簿扇或水程清册。

三、道光二十八年漕运回空水程清册

漕运帮船归次之后，卫守备会督促各帮报备漕船移交收管、水程清册等册结。如道光二十八年十月二十日，“照得该帮应造道光二十七年出运回空丁船水程册结未据送到。兹查该帮丁船现已回空归次。札到该帮立即遵照，刻将该帮应造前项水程册籍以及州县收管印结赶造。登注出境入境时日。声明沿途有无风火事故并到坝有无欠粮，沿途阻滞耽延各情。即日内具文送卫”［13］(丙-52)。此处所需上报水程清册即为道光二十八年回空水程清册，分为全程水程清册和十日水程清册。漕帮水程清册由各帮自行刊刻登填报单。但水程清册的制式和内容都有规定，全程水程清册记录漕船沿途所过州、县、卫、汛出入时日。如道光二十六年，“限单格式将某日某时入某处境，某日某时出某处境，有无违限。缘由详细注明。如遇潮洞、风逆，如能出江则将某日某时守风起，某日某时风息开行之处据实填注单内”［14］(丙-67)。十日水程清册记录开行、停行时日及停靠地点，有无违限迟延时日及缘由等。报单逐日登填，按十日一次呈送查核。如道光二十八年，“通州开行之日起，每日行程若干里，有无脱空，于单内逐细填登按旬呈送。倘敢托玩不遵，或每日仅行程数十里或登填报单核与沿途委员禀报不符，将该弁严参，断不宽贷”［15］(己-85)。

为呈送水程册结事

切照卑职管押道光二十八年起运丁船九十二名支，内除通州所旗丁熊步坤、秦殿光、姜齐国三名，又拨运兴化所旗丁吴振新、吴鳌、胡琳三名，又泰州所旗丁石致和一名，又盐城所旗丁王献朝一名，共雇募船八只遵例留通变卖外，实回空军船八十四名只。卑职儹押南下于十月十九日行至高邮州地方，当将拨运兴化所旗丁李梦兰等回空军船五名支移交高邮州收管外，其余应归泰次丁船七十九名支，于二十五日全行归次，报明在案。今准泰州移送收管印结前来，理合开造水程清册一并具文呈送，仰祈堂台俯赐鉴转。为此备由呈乞照验施行。计呈送泰州收管印结十纸，水程清册五本，呈本卫。

江南扬州卫三帮押空千总德克精额呈。今将卑帮道光二十八年起运丁船九十二名支，内除通州所旗丁熊步坤、秦殿光、姜齐国三名，又拨运兴化所旗丁吴振新、吴鳌、胡琳三名，又泰州所旗丁石致和一名，又盐城所旗丁王献朝一名，共雇募船八只遵例留通变卖外，实回空军船八十四名只。所有经过州县出入境汛日时，理合开造水程清册呈送查核须至册者。（水程清册见表1）

表1 水程清册

为遵札申送事

案奉宪台札，仰千总自行刊刷报单逐日登填按十日一次呈送查核等因到帮。奉此遵查卑帮：前自八月二十日起填至二十九日止，申报在案。今自九月初一日起填至初十日止，计十日，理合具文呈报。仰祈宪台俯赐鉴核。为此备由呈乞照验施行。

续上表

道光二十七年扬州卫三帮领运千总邱三光，押空千总德克精额，本年起运漕船92支，实际回空84支，兑运泰州所、盐城所、兴化所、通州所（南通）四所兑区漕粮。清初，循明旧制，“漕帮兑漕有派定不更者，有六年一轮者，多有分歧，且以本省本府之漕船不兑本省本府之漕粮而远调他省，往往赴次迁延，呼应不灵，不利于漕司对于官丁的催促和管束”［16］（P543）。顺治十二年题定各省漕粮先就本地卫所就近派兑。扬州卫二帮兑运高邮、宝应、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天长八州县水次。扬州卫三帮兑运泰州、兴化、江都、甘泉、如皋五州县水次。雍正十二年因通州漕米改抵兵粮，议准高、宝二邑漕粮派扬州卫二帮兑运，甘泉、江都二邑尽派扬州卫四帮今改并扬州卫三帮兑运。乾隆三十三年，泰州添设东台县分治，应分归东台县征收漕米仍由扬州卫三帮兑运。经过康、雍、乾三朝不断改并，清代漕帮的兑运区域逐步固定下来。扬州卫三帮兑运区域主要包括四所运区，泰州所、盐城所、兴化所、通州所，具体为东台、如皋、江都、甘泉、泰州、兴化六州县漕粮。各时期也会有小的变动，但主要兑运区域没有大的变动，一直持续到漕运结束。乾隆二十八年清查漕船，扬州卫三帮额船96支，为各省漕帮中数量最多。漕船出运数量根据漕粮的多少历年也略有不同。据扬州卫三帮档案记载，嘉道两朝均未全数出运，最多一年为道光二年95支，最少的一年为道光九年49支。回空漕船过淮关时，“令押空官先期投验限单，查明各帮原过淮船数，如有缺少，按律治罪”,所以回空漕船数量要在水程清册中报备，以备查考，如不归次者应该予以声明。道光二十七年扬州卫三帮出运漕船92支，二十八年归次漕船84支。其中，通州所旗丁熊步坤、秦殿光、姜齐国，盐城所旗丁王献朝（王献廷、王朝栋）等人漕船已届十运，船身腐朽，不堪加修，情愿雇募宽大民船兑新漕。泰州所旗丁石致和因漕船失火，未能赶造及时，准暂行雇募一年。各省雇募船支例不跟帮回次。顺治四年，各省缺额船支雇募装运，运毕之日不必催令回南，听其自便。乾隆五十五年规定，买补民船于交粮后准其在通变卖。帮船行至高邮，拨运兴化所漕船交由高邮地方收管。道光二十八年《为移交回空军船事》记，“回空军船八十四名支，内有向例停泊贵境水次之扬州二帮拨运敝帮兴化所旗丁……回空军船五名支，经敝运府督押南下，于十月十九日押赴贵境水次，照例停泊拟合备文移交”［17］(丙-63)。光绪《户部漕运全书》卷十《兑运水次》，乾隆二十三年“扬州卫二

帮船五名支附归扬州卫三帮管押”。其余79支漕船归次泰州，停泰州南北水关，交由泰州地方收管。漕船于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初九日从通州出发，途经53处州、县、卫、汛，十月二十三日到达泰州，二十五日全船归次。虽然清制对重运抵通和回空归次在时间上做了限定，但各省重运漕船大多不能按限抵通，回空归次日期也会推延。道光二十八年，“上谕，漕粮为天庾正供，节经降旨，令有漕各省督抚严饬所属早兑早开，尅期渡黄，毋稍延误。乃近年，重运漕船不能如期抵坝，以致到通归次受兑新漕节节耽延。”［3］（P26）嘉道时期扬州卫三帮抵通时间比定限四月一日迟1-2月，故归次时间也会受到影响，但“回空漕船定例各船抵次之限不得出十一月终”，不致影响下一轮的漕粮兑运。所以嘉庆六年规定，“回空漕船逾限，不误冬兑冬开者，催儹官亦免议”［10］（卷二百五《回空例限》）。

表2 十日水程清册

续上表

漕船回空水程清册分别从不同的维度来记录漕船回空事件。全程水程清册主要讲求时限性，具体记录出入州、县、卫、汛之时日，具体到时辰。回空漕船入境沿途州县，州县文武员弁要星夜赶催，不准停留片刻，可谓是日夜兼程。道光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漕船行至宝塔湾时跟前帮夜行。漕船回空会出现非人为因素而停滞的情况，如避让重船、浅阻、河道拥堵等。扬州卫三帮作为南粮首进帮船，要不时停让后帮重运漕船，如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十九、二十四日分别于老米店、天津下北河口停让重船。回空漕船停让重船势必会耽误正常的行进时间，为了能按规定赶赴下一个入境点，要加快行进速度。同时此等情况会记录在水程清册，以备查覆。

四、小结

漕运水程清册是帮船遵限行驶的备查文书，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帮船行进的时效性，对漕运有序运行起到了制度上的保障。但随着清代中后期社会矛盾的不断加剧，漕运体系受到破坏，国家的控制力在逐渐减弱，漕规的执行力度也大打折扣。从留存的档案资料来看，道光朝后期的水程清册会出现多处修改和记录有误的情况，致使卫守备驳回让漕帮重新填报。这也说明这一时期漕运的时效性控制力度下降，水程清册报备或存在流于形式的可能。道光二十八年漕运回空水程清册虽有缺失部分，但我们依然能从中了解一些扬州卫三帮漕船回空途经、停靠的城镇、村庄、码头、闸坝、寺庙等，有助于运河沿线历史文化遗迹的研究、保护、开发、利用，对清代漕运和大运河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