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治遥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 230039)

农村改革作为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带动了中国整个改革的进程。改革的成功，转变了人们许多原本根深蒂固的观念，为国民经济其他领域改革的展开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农村改革初期，从改变经营管理制度入手，在推行包产到组、联产到劳等多种形式责任制基础上，最终实现了包干到户责任制的普及。

一、责任制实行的背景

晋东南地区作为革命老区，1951年在全国率先试办了十个初级农业合作社，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走在了全国前列。作为农业互助合作的先行者，在加强经营管理方面，当地曾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如受过周恩来总理表扬与国务院嘉奖，在全国普遍推行的由襄垣县城关公社北关大队首创的“一年早知道”；平顺县川底大队的“定额管理”；高平县秋子大队的“财务管理”；武乡县枣岭大队的“勤俭办社”等。这些好的经验，对于农业的生产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自人民公社化以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尤其是发端于山西省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这一系列打着反右旗号的政治运动使得极“左”路线愈演愈烈。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下，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社队工副业生产和多种经营也被认为具有资本主义倾向而受到批判。还大搞“穷过渡”，盲目提倡大干，大搞“一平二调”，违背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在计酬和分配上大搞平均主义，强推大寨“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劳动管理经验，将队与队之间的合理差别称为“扩大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将定额管理称为“斤斤计较算死账”，将“三包一奖”和“以产计酬”视为错误做法，要求坚决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