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雅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401331)

现代化的进程使得乡土中国逐渐向城镇中国或曰都市中国转型。但这种转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无疑是艰难，甚至是带着疼痛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115而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大工业“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了自然形成的城市”[1]114。这种变化使得惯于农耕生活的人突然被置身于一种被动状态，而“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转变，更让以往在农村社会中安居乐业的人，在新的环境里处境尴尬，行动起来捉襟见肘。这一点在三十多年前就曾被费孝通注意到：“工业化带来了现代化，深入到每个社会细胞中去，就是深入到农村的家庭里去了……把生活各方面的现代化也送进了农民的家里。”[2]文学总是关注着现实。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乡土题材便成为了中国作家所热衷的一个书写对象。事实上，乡土题材从来都是中国作家的擅长。“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3]141，工业化在乡土社会带来的现代化，种种新的“时”与“事”，自然而然地进入中国作家的视野之中：莫言的《蛙》、贾平凹的《带灯》、阎连科的《炸裂志》、毕飞宇的《生活在天上》、盛可以的《北妹》等小说，都是中国文学在现代化的“疼痛”语境中的收获。

罗伟章的长篇小说《声音史》(初刊于2015年《十月》杂志，后于2016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和中篇小说集《寂静史》(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同样是文学在面对现代化时的一种敏锐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