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亚洁

(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北京 100081)

一、引言

税负压力使企业避税行为在全球范围内日益普遍，并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据报道，国际型企业每年在欧洲地区避税额高达1.11万亿美元，其中苹果公司等巨头企业避税现象最严重，将面临高达190亿美元的处罚。星巴克欧洲业务在2017年财报显示净利润为1.62亿英镑，而其仅缴纳450万英镑税款，有效税率低至2.8%[1-2]。国内由于税收征管体系不完善，各地区税收政策不同，导致企业激进避税现象更严重。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2014年我国调查补税78.9亿元，共完成反避税案件257件，平均个案补税金额高达3 068万元(1)资料来源《税务总局：2014年反避税工作贡献税收增加523亿元》，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5/0305/c1004-26644548.html。。仅北京一起某跨国企业避税案件中，涉及补缴税款及利息共计8.4亿元(2)《避税与反避税：税务部门和跨国公司间的“猫鼠”博弈——从“中国反避税第一大案”说起》，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1124/c157278-26081013.html。。而这仅为“浮出水面”的避税个案，更多激进的避税行为尚未被发现[1-2]。关于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已有学者分别从制度环境[3]、管理层视角[4-5]、外部投资者视角[6-7]、客户和供应商视角[8]等进行探讨。作为企业生产经营者和财务信息披露者，管理者的行为及特征决定了企业避税水平。上市公司为董事和高管认购责任保险，改变了其风险偏好与决策行为，从而影响企业避税。然而，关于D&O保险与企业避税两者关系，尚未有学者进行讨论。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是上市公司为董事和高管购买的职业责任保险，被保险董事和高管在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因其行为不当或工作疏忽等失责行为被要求赔偿时，由保险公司支付赔偿费用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