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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的二元对立与“至美”

2021-07-06夏慧玲

星星·诗歌理论 2021年6期
关键词:深红色青苔雷电

为美而想

骆一禾

在五月里一块大岩石旁边

我想到美

河流不远 靠在一块紫色的大岩石旁边

我想到美 雷电闪在这离寂静

不远的地方

有一片晒烫的地衣

闪耀着翅膀

在暴力中吸上岩层

那只在深红色五月的青苔上

孜孜不倦的工蜂

是背着美的呀

在五月里一块大岩石的旁边

我感到岩石下面的目的

有一层深思在为美而冥想

1989年,诗人陈东东在《丧失了歌唱和倾听》一文中将骆一禾与海子贴切地比拟为耳朵与嗓子,并对世上最真诚的歌唱与倾听的流失示以惋惜。陈东东在悼念诗人的同时,其实也凸显了两位诗人在审美取向上的交织与差异,这从他们诗歌文本的互文性中可见一斑。面对挚友海子的逝世,骆一禾理应将其看作是“不美”的象征,而诗人却在同年5月创作了《为美而想》,其矛盾心理被无意识地熔铸于作品中。

事物过于匮乏或泛滥都会引起人们“疗救的注意”,诗人为美而想多是因为前者在其心底的暗流涌动,并希冀以美的场景来疗愈内心。骆一禾从紫色的大岩石、不远的河流、晒烫的地衣、深红色的青苔、孜孜不倦的工蜂等自然意象中刻意挖掘美,这是对崇尚“尊严写作”的诗人内心“不美”的映射。现实中“美的节制”,致使诗人不得已而重回对生命原始力量的探求,寻找心灵的栖息地,这暗喻了诗人内心的苍凉与不适。因此,诗人不断为美而想。同时,其诗作中的意象也暗含了诸多错综复杂的二元对立,揭示“不美”的写作内涵。骆一禾与同时期“第三代”诗人不同,他并非完全反对朦胧诗,而是模仿朦胧诗人对意象的运用,借此来丰富其诗作的精神内涵,达到诗歌创作所要求的主题厚重感与语言活力感的平衡,这与刘勰“窥意象而运斤”的理念一脉相承。诗人的思绪首先驻足于五月的一块岩石旁,并在那里开始他关于美的畅想,可是,五月本就是矛盾的时令,百花盛开与暴风骤雨常常相携而至。但是,诗人选择“我想到美”,而摒弃或埋葬对不美的幻想,这是诗人面对时代大环境时内心的抉择,其背后所渗透出的“阴影”仍旧无法被美的想象而消解。沿着对五月的深思,诗人忆起春夏之交最寻常的雷电天气。雷电在这片离寂静不远的地方反复出现,且那片土地上有成熟的作物、奉献的蜜蜂,以及生命力旺盛的血红色青苔。于是,两种场景的重叠促使诗中对峙力量的生成。雷电有着紊乱、萧条、动荡的生命体征,它与恬静的田园牧歌形成反差,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诗人内心的些许游离。雷电是诗人想象的产物,并且雷电与寂静空间、晒烫地衣的抗衡升华了“静”的意义,因为只有在远离“众声喧哗”的场所,有心人才会留意倾听或想象雨声,这是诗人内心澄明与美的写照。

诗歌内部被掩埋的情感之间或景物之间的二元对立,虽是诗人内心“不美”的表征,但诗人仍旧主张唱“光明的赞歌”,这与其“大丈夫”情怀密切相关。在另一首诗作《五月的鲜花》中,骆一禾在谈及“亚洲的灯笼还有什么”时曾言:“还有五月的鲜花/还有亚洲的诗人平伏在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在骆一禾的生命认知中,诗人当拯救整个亚洲的苦难,如五月的鲜花盛放出灿烂的微笑,并最终“升华”为一个“人”。他在《修远》中写道:“修远呐/在朝霞里我看见我从一个诗人/变成一个人。”诗人仅被骆一禾视为一种身份认同,他需要寻求的是圣者的无因之爱。由此可见,骆一禾是一位拥有审美能力且心存天下的自由诗人,他不仅是“美”的主体,更是“至美”的象征;他希望在时间上建构出关于整个人类的文明史,同时在空间上关联于大地、天空和一切人的“博大生命”(西渡《博大生命》)。所以,骆一禾不喜欢诗歌中的“颓废”或“苍凉”,而是用一种乌托邦的狂想来营造他的至美王国。

在《为美而想》中,诗人重复论及“我想到美”,他处于对美好事物的持续性想象中,这凸显了诗人最初的创作动机:对美的想象,对丑的遗忘。诗人的众多诗作都落脚于对积极生活的执著追求,例如,《麦地——致乡土中国》的副标题就已揭示了诗人想象性的主题。诗人在追寻生活的表层美时,历史的沉重感与生命的复杂性却被隐性地贯穿于诗中,这恰是“至美”的体现。《为美而想》分为两节,第一节主要展现诗人内心的神游与彷徨,第二节则是诗人在完成对“美好”场景的想象后生发出的终极思考。在第二节中,诗人的思绪被整理且重新回到五月的那块岩石旁,但其关注点却发生了转移,他不再论述大地上已有的些许意象,而转向对“岩石下面的目的”的探究。岩石表面的婀娜多姿是显现的,而岩石下沉潜的力量却引发了诗人的冥想,这恰好体现出诗人对生命与历史的关照。岩石下积蓄的力量,是经历沧桑巨变后沉淀于其灵魂深处的沉思與韧性,是不断被否定后的螺旋上升,是对顽强生命力的守护,这不仅是五月岩石的特性,也是诗人认为中华儿女历经世事变迁后所特有的民族品格。而在第一节中,其涉及的诸多意象也承载着诗人对历史生命的考量,并且,意象被诗人巧妙地附以艳丽的色彩,例如,紫色的岩石与深红色的青苔,这是诗人内心澎湃激昂的隐晦表现。当诗人具备历史的宏大视野时,自然界的事物就会被提炼为有力量的细节,岩石旁的河流于诗人而言不是纯粹的物理空间,而是拥有独特生命形态且具象征意义的文化见证者,它意味着对岩石的守候,即对生命力的呵护。“滚烫的地衣”被暴力地吸上岩层,这表明裸露的大地也需历经锤炼后才能“脱颖而出”。诗人欣赏岩石所蕴含的沉淀之美与历史之思,且“人类的种种意义在非常深刻的意义上当然是历史性的”,而不是去直观某一对象的普遍本质(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五月的青苔被烈日灼烧成深红色而依旧保持“向上”的活力,这是诗人对青苔毅力的敬佩,而小憩于青苔上的“孜孜不倦的工蜂”,才是诗人对社会的“宣誓”。诗人借那只停留于深红色青苔上的工蜂自喻,他认为自然、社会环境的黑暗不能阻碍他寻找光明的决绝步伐。

对于诗人而言,象征确实成为解决一切现实问题的万应灵药(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因此,骆一禾将情感深处的矛盾与挣扎寄托于自然万物,使意象附有“神秘”的韵味,并主动为美而深思,这是诗人隐藏的叙述角度与自我安慰的方法,但通过细读,读者仍能领会其“美好”语言背后的沉痛。伴随着1980年代众多“热点”的形成,先锋诗人的观念也被不断冲击与重构,并呈现出希望、绝望、焦虑、惶恐、迷惘芜杂的精神状态,但是,骆一禾深知诗人这一群体的社会价值,他并不沉湎于感时伤怀,而是同“太阳诗人”海子一样,以浪漫的情怀不断“为美而想”。

夏慧玲,1997年出生,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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