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总是相对简单，而命名却异常困难;当我们尚未对新诗之“新”达成某种共识，却习惯性地苛求运用散文的文字、文体、文类等丛芜缠绕的概念，叠加另一层语言描述的纠葛。何谓“以诗的方式”，又终将如何看待“散文的文字”;倘若仔细来看，文章题目本身或许要面临无从谈起的尴尬与困厄，但是我们仍可以回到诗歌文本和语言自身来重新考察，尝试另种进入问题的可能路径。

从胡适早期“八不”主张的修改衍变，到克里斯蒂娃谈论的诗歌语言革命;从戈麦自诉论及语言的利斧，再到郑敏对于诗歌语言的诸种不满，“始终没有脱离用该语言作为表达自己意图（思维、概念与感觉）的工具，并没有进入当代的语言观，即“语言并非听命于作者、为作者完成其表达意识的工具”。诗歌语言的独立性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难于获具其成长的温厚土壤，这对我们以怎样的落脚点来“观看”或谈论现代新诗语言有着直接的启示意义。如果说分行排列的“散文的文字”，首先在外观上使新诗获得完美的独立;那么这种所谓形式上的独立，对于诗歌真正获取语言的独立以及精神向度的自我觉识似乎并无裨益。从新诗的语言试验和语言变革来看，想要真正获得一种成熟、正派、大度的汉语性气质和语言独立性，个中曲折已然损耗了几代孜孜探索的汉语诗人，同时为当代诗歌创作提出更多新的问题与挑战。现代汉语诗歌是否决然对峙于古典诗歌，格律的文字与散文的文字是否绝对属于对立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