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 杰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中山 528403)

一、引言

英语二语学习者经常将一些不及物的非宾格动词用于被动结构中，例如，My mother was died when I was just a baby[1]，The most memorable experience of my life was happened 15 years ago[2]。一些研究者如Zobl，Oshita，Balcom等将这种现象视为非宾格动词过度被动化[1，3-4]，并从形态/句法角度探讨原因，提出了诸如非宾格动词及物化假设[1]、动词内论元移动标记说[1，3-4]、非宾格陷阱假设[3，5]、以及形态变化模式迁移说[6]等解释。Ju认为这些解释都忽视了一个常见的事实，即非宾格动词过度被动化存在词间差异，有些动词过度被动化比较多发，有些动词则比较少发[7]。理论研究显示，非宾格动词之间是存在句法行为和语义内容方面差异的，如Levin & Rappaport Hovav(下文简写为L & RH)认为非宾格动词的交替性由事件的使因性质决定，内因致使动词不交替，外因致使动词可以交替[8]。这种语义上使因性质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句法行为上的交替性差异。为了解释过度被动化的词间差异，Ju提出了一种基于语用的可概念化施事假设，指出在语境中能否找到施事角色是制约被动化行为的关键因素[7]。由此，交替性、使因性质和可概念化施事进入研究者视线，它们与及物化、内论元移动标记、非宾格陷进等假设的关键区别在于是否存在系统性词间差异。本文将以中国英语学习者为实验对象，综合考查交替性、使因性质及可概念化施事等因素，一窥非宾格动词过度被动化的词间差异。

二、研究背景

根据非宾格假设，不及物动词可以区分为非宾格和非作格两类[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