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振

(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 金华 321004)

受西方小说观念影响，现代学界对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知识性问题一般避而不谈，少有的讨论也大多聚焦于明清通俗小说，如清夏敬渠《野叟曝言》、李汝珍《镜花缘》以及才子佳人小说等。这些作品或论学说艺，或数典谈经，或逞才炫藻，学者多从叙事功能及接受效果角度对其观照，总体评价是贬辞多于赞语，如鲁迅称《野叟曝言》为“庋学问文章之具”[1]211，评《镜花缘》“博识多通又害之”[1]220。对才子佳人小说，也多予以讥评(1)如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一回斥才子佳人小说创作的目的是“作者不过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曹雪芹《红楼梦》(三家评本)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鲁迅称才子佳人小说是“学步”人情小说的“异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6页)又称“那些书的文章也没有一部好”。(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后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00页)。对文言小说文体知识性的探讨，学界多局限于博物体小说的非叙事内容(2)如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第三章《两汉志怪小说》之第二节、第五章《魏晋志怪小说》之第二节。(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166页，第255-273页)樊伟峻《博物体小说流变研究——从其与类书关系考察》(《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唐传奇中的诗笔(3)如李军钧《唐宋传奇小说文体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届)、祖国颂《唐传奇“史才”“诗笔”的叙事功能及文体意义探究》(《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