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呈

摘 要：2019年10月国内电影市场实现了飞跃式的增长，特别是国庆档的成绩颇为亮眼，不管是在电影票房的体量上，还是观众群体的口碑上都超越以往，堪称“史上最强国庆档”。笔者认为高额营收和观影热评是电影工业美学和共同体美学共同发力的结果，本文将以2019年国庆档三大影片为案例，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分析其发力過程。

关键词：工业美学;共同体美学;国庆档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1）04-0087-04

一、语境生成

（一） 政法规范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必须要努力生产优秀作品，将其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更多反映当代中国的价值追求，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体现中国人的审美理念，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者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

为了规范电影市场秩序，促进电影产业健康繁荣发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16年11月7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从2017年3月1日起施行。该新规从创作方面明确了电影活动的创作原则和指导思想，应当立足于为人民和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并使其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倡导文艺工作者遵循“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鼓励创作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三者统一的优秀电影，扶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电影，促进艺术创新的进步电影和推动科教发展的技术电影;尊重和保障电影的创作自由，提高电影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为电影创作提供便利条件和帮助措施，营造积极向上的创作环境;鼓励电影进行科学技术创新和题材创新，加强电影学术探讨和业务交流，从而改善提升电影质量的制度环境。

在政策和法律的“保驾护航”下，中国电影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土壤”与契机。

（二）产业升级

1999年国务院新修订的《放假办法》出台，将每年的10月1日定为国庆日，“十一黄金周”应运而生。在电影市场领域，电影“国庆档”的说法最早可追溯至2008年。由香港导演陈嘉上执导的电影《画皮》，取材于家喻户晓的古代经典《聊斋志异》，融入了现代商业片的功夫和魔幻元素，再加上赵薇、周迅、陈坤、甄子丹、孙俪、杨幂等超强明星阵容，一经上映便势如破竹，首日即席卷1 520万的票房，19天突破2亿，位列2008年年度票房第三。之后2010～2013年便有不少商业大片纷纷瞄准国庆档，从《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画壁》《太极1》到《狄仁杰之神都龙王》，票房连年破亿。这些影片承袭的是《英雄》《无极》和《夜宴》等大片的“视觉奇观”加“全明星阵容”的制片策略。

2014年宁浩作品《心花路放》成为了国庆档的界碑，不仅势如破竹冲破了10亿票房的大关，更为之后喜剧电影抢占国庆档票房奠定了基调。2015年徐峥的《港囧》凭借强势的宣发，轻松突破10亿票房;《夏洛特烦恼》则经口碑发酵，紧跟《港囧》成为当年国庆档“票房黑马”。2017年《羞羞的铁拳》由《夏洛特》“积攒”下的粉丝基础创造了22亿的高票房。然而2018年开心麻花却遭遇“滑铁卢”，《李茶的姑妈》低质的电影文本和恶俗的角色形象，使得票房和口碑均跌落“神坛”。

粗放型喜剧的惨淡收场昭示了“口碑时代”的到来，强调“内容为王”的高品质电影才是规范市场和引导审美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要素。其背靠的是互联网大数据和全媒体的交互平台。

（三）媒体宣发

在当今大数据、全媒体的“信息爆炸”背景下，电影观众的视觉经历了多元文化的冲击，审美视野也逐渐开阔，于是制定电影的营销策略势必也要依靠技术红利。全媒体拓展整合了营销模式，通过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各渠道同时发力，拉长物料投放的战线，将剧照、海报、预告片、主题曲等有序卡点投放，吊足观众胃口。电影宣传借助主流媒体之力展开，并以主题推介会、宣讲会的形式扩大其影响力。在营销理念上，多以制造电影内容悬念、情感共鸣点为中心，并辅以明星主创的光环进行构建。而大数据技术的利用可将广泛的电影受众，做出不同性质的精准定位，从而在电影院线内可作出及时、有效的安排。除此之外，在线下宣传中电影片方与电影节、电影院线进行深度合作，举办开幕式、首映礼、点映、明星路演等形式的活动，也可增强电影的“亲近性”，再“反哺”回归到线上，形成环状营销结构。饶曙光教授曾表示，互联网强化了电影的公众性、互动性、对话交流的空间和参与性[1]。当下如果要推进中国电影与观众形成更好的交流通道，建立情感共同体，那么建立起深层次的认同机制或者文化心理都非常重要。可见，当下大数据技术和全媒体技术在电影上映前就有效地为电影和观众的“相见”提供了催化剂。

（四）类型升级

近年来主旋律大片（或新主流大片）表现亮眼，如《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战狼》《战狼2》《烈火英雄》等，特别是《战狼2》更是创造了中国影史票房纪录。这些现代军旅题材的主旋律商业大片，都是符合类型化工业制作的高水准之作，在此基础上，它们也宣扬着核心价值观念，弘扬主旋律。

主旋律的概念是1987年提出的，主要是表现党和国家丰功伟绩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和弘扬传统民族精神、体现时代精神风貌的现实题材作品。前期的主旋律电影多由党和政府官方主导拍摄和发行，起着宣教作用，但是这一类型电影整体的艺术性和观赏性，以及市场潜力和传播空间没能探索出来。

进入2000年以来，主旋律电影在弘扬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类型融合与升级，使其同时实现了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例如，冯小刚的《集结号》、高群书和陈国富的《风声》、陈德森的《十月围城》、徐克的《智取威虎山》和“建国三部曲”系列等，均取得了票房和口碑双丰收。值得一提的是，《智取威虎山》早在2012年就已立项，直到2014年才出品。其主要原因就是导演徐克在李安《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影响下，对3D技术和CG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完成了“野生东北虎”的重头戏。由此“主旋律商业大片”成为一股创作潮流，依据商业类型片的创作逻辑来弘扬主旋律，能将观众有效地“缝合”进电影文本中。

于2019年春节档上映的《流浪地球》和暑期档上映的《哪吒之魔童降世》火爆大银幕，前者打开了我国硬核重工业科幻电影的大门，后者书写了我国本土动画电影创作的新篇章。二者的共同点在于为电影创作者提供了新的电影语言再现代化的范式，突破了以往的类型创作瓶颈，很好地将电影工业美学和共同体美学统一起来。

2019年国庆档上映的三部大片《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和《攀登者》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之中应运而生的，同样充满了电影工业美学与共同体美学的碰撞。

二、《我和我的祖国》：全民记忆 情感共振 《我和我的祖国》是为新中国成立70华诞献礼的命题作品。该片由黄建新担任总制片人，陈凯歌担任总导演，张一白、管虎、薛晓路、徐峥、宁浩、文牧野联合执导，基本涵盖了中国导演从“50后”到“80后”所有的中坚力量。影片以“集锦片”的方式呈现，可谓别出心裁。从管虎导演《前夜》的粗犷豪放，到张一白导演《相遇》的细腻内敛;从徐峥导演《夺冠》的真情流露，到薛晓路导演《回归》的坚韧有力;从宁浩导演《北京你好》的诙谐幽默，到陈凯歌导演《白昼流星》的潇洒不羁，以及最终文牧野导演《护航》的浪漫写意[2]。每个短片根据时代特性而做出的影调、色彩、构图等的设计都保有了深厚的历史质感和人文气质。

影片选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七个“历史性”时刻，脱离了宏大叙事的思路，而是以日常性的平视角度复刻和描绘了“历史现场”。开国大典升旗仪式、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中国女排奥运会勇夺冠军、香港回归、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神州十一号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七个国家重大历史事件，表现了国家发展和个人际遇“同呼吸共命运”的现实观照，也唤起了普通观众的集体回忆和强烈共振。这是一种电影价值观念的回归，既有根据历史真实的小人物所做的艺术加工，也有在历史瞬间之中，每个中国人所能承担和体现出应有价值，传递出了共同体美学。

三、《中国机长》：中国骄傲 奇迹重现

《中国机长》是由刘伟强执导，于勇敢编剧，张涵予、欧豪、杜江、袁泉、张天爱、李沁领衔主演的航空题材灾难片，与《决胜时刻》《烈火英雄》合称为博纳的“中国骄傲三部曲”。影片由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中国民航英雄机组”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机组于2018年5月14日成功处置特情，克服了万米高空中的重重困难，将119名遭遇极端险情的乘客安全送抵陆地的过程。

在四川航空3U8633真实事件当中，事件发生的时长仅34分钟，而电影片方需要在真实还原事件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化的加工，完成111分钟的电影作品。在该事件发生之后，各路媒体争相报道，甚至曝光了事件纪录片。如何平衡现实事件和艺术加工则成为了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导演刘伟强一直强调的是“还原”。除了1∶1模拟真机还原机舱，还尽可能还原了整个民航系统的工作生态。同时编剧于勇敢将经历该事件的各方人群统统囊括到电影当中，事件发生时除了飞机上的飞行员、乘务组和乘客等129人以外，还有大量的地面工作人员，包括空管、机场、空军等各部门的工作人员迅速反应，参与了处理特情的工作。这对于电影来说，是一种新的“使命感”;对于观众来说，是一种新的认知探索，对于理解民航，拓展了很大的空间。

在这三部献礼片中，《中国机长》是最特殊的。这部电影其实算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行业片”，主旋律不再是最大的精神标签。这部改编自真实事件的“灾难类型片”，某种程度上也已经超脱出了主旋律的范畴。既区别于《我和我的祖国》，也区别于《攀登者》。它的主体从“军”到“民”，它的职责从“国”到“人”。在暑期档上映的《烈火英雄》其实也同样如此，职业化的消防员让这部电影有了聚焦的意义。博纳“中国骄傲”三部曲一头一尾，对准的恰恰是消防员和机长这样的“职业群体”，显然这是博纳影业未来的方向[3]。陈犀禾教授指出，《中国机长》是三部献礼片当中最具共同体美学的影片，通过类型融合表达出对生命的尊重和对职责的坚守，并且可以看出其背后强大的体制与团队。

刘伟强表示：“我们找到专门制造模拟机的公司，定制了一架A319客机的机舱，又按照电影拍摄需要，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再用先进的软硬件组装了三个电脑操控平台，让模拟机舱可经遥控颠簸、倾斜和滚动，从而实现电影场景中客舱和驾驶舱的真实状态，这个做法在国际上都是属于首次。飞机在川藏高原遇险，为了还原这个特殊的外观环境，我们启用一流的电脑特效团队，用卫星数据结合直升机实拍素材，建造了可信性极高的三维虚拟空间，向观众展示宏伟的高原风貌”[4]。可见《中国机长》在制作流程中体现的重工业属性，联合其对人性人情的表达，完成了电影工业美学与共同体美学的统一。

四、《攀登者》：家国情怀 立起砚标

《攀登者》是由上海电影集团出品，李仁港执导，吴京、章子怡、张译等主演，成龙友情出演的电影。同《中国机长》一样，《攀登者》是对主旋律（新主流）商业大片路线新的成功实践。

电影《攀登者》本身蕴含着新主流电影的特点和变化。第一，用个体化的方式去叙述宏大叙事，“虽然登山是国家荣誉，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尊严，但也是个体的选择，而且是一个个体需要克服自己，攀登者得有心外的山，也有心中的山，这种血肉之躯的痛苦和坚韧成为了观众情感的接入点”。第二，作为新主流电影，《攀登者》做了类型化的加工，利用一些细节化手段，使得作品能够在故事、悬念、情感的展开过程中遵循一定的规律，这对于《攀登者》这种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来说具有很大的挑战，因为影片虚构的空间是有限的。第三，影片体现了共享价值。影片中设置的“救人还是救机器”的问题既引发了戏剧冲突，也成为了一个很有现代感的道德伦理困境，引发观众深思[5]。

从商业类型片的创作逻辑出发，《攀登者》融合了公路、冒险和奇观等类型元素。这就意味着电影要尽其技术手段去制造视觉奇观，还原极寒、缺氧和凶险的珠峰环境，从而表现出登山队员勇于攀登、不怕牺牲的意志与精神。电影中呈现了几处惊险刺激的震撼场面，如登山队员在天色昏暗时驻扎休息，突遇十几级狂风，将帐篷连同登山队员一同卷起。危难之时队长为了拯救滑落的队员，将身体与长梯捆绑起来，挂在峭壁的山石上，而梯子仍在风暴中不断飘摇，有队员差点滑入冻土冰盖的缝隙中。这场戏通过层层累积惊险的悬念感，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刺激，同时又继承了武侠电影的危情浪漫，成为了《攀登者》的“名场面”。

《攀登者》是我国第一次尝试登山冒险题材的电影，此类题材对电影的工业化水平和工业化布局要求极高。影片拍摄时间大部分集中在春季之后，天气不适合雪山实景拍摄，因此使用了大量的绿幕合成场景，加大了特效制作量。《中国艺术报》总编康伟认为，从《攀登者》起，中国终于有了硬核登山类的电影，这是非常高的起点。“《攀登者》不仅丰富了中国电影题材，也突破和拓展了当下世界电影以泛记录风格来拍摄登山电影的创作模式”[5]。

五、结 语

2019年观众为迎接新中国70年华诞，纷纷走进主旋律电影场中进行“集体狂欢”，释放了国庆档强大的票房潜力，造就了史上“最强国庆档”。其根本原因是电影创作者面临电影产业不断升级、电影类型不断融合、电影技术不断突破的大环境，询唤工业意识，坚守美学品格，寻求类型表达、审美取向和精神提升的“最大公约数”，制作出质量过硬和观众喜闻可见的作品，并深入考察瞬息万变的电影市场，制定出俘获观众的精准营销策略，从而探索出电影艺术和电影工业再现代化的路径，促成电影共同体美学和工业美学的共同发力。

参考文献：

[1] 饶曙光，张卫，李彬，孟琪.构建“共同体美学”——关于电影语言、电影理论现代化与再现代化[J].当代电影，2019（1）：4-18.

[2] 吕世明.《我和我的祖国》要卖40亿？这是主旋律电影最好的时代！[EB/OL].影視工业网，https：//107cine.com/m/mstream/117227.

[3] 悦幕中国电影观察.中国机长的得与失[EB/OL].影视工业网，https：//107cine.com/m/mstream/117284.

[4] 刘伟强导演谈《中国机长》：这是一部彰显人性的电影[EB/OL].中国民航杂志，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6058071812260005&wfr=spider&for=pc.

[5] 肖扬.《攀登者》研讨会举行 中国主流电影仍在攀登[EB/OL].中国青年报，https：//t.ynet.cn/baijia/27453825.html，2019-10-28.

[责任编辑：武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