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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作为编辑的主体性策划

2021-06-30于成君孙慧明

今传媒 2021年4期
关键词:王国维

于成君 孙慧明

摘 要:王国维是20世纪享誉世界的一代国学大师,同时他也是在中国编辑史上有筚路蓝缕之功的编辑家,以其在书籍著作编辑和期刊杂志编辑中的丰富实践,树学者型编辑之典范。王国维的创造性开拓与他作为编辑的主体性策划是分不开的。王国维在编辑活动中,以匠心独运力求精品,以独具慧眼大浪淘沙,并将学术研究融入编辑策划,预时代之潮流,为后世编辑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王国维;主体性策划;学者型编辑

中图分类号:G2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1)04-0065-04

王国维的一生,在近代学术研究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主要学术成就也都是伴随着编辑工作产生的。自22岁任《时务报》报馆书记兼校对初涉编辑工作开始至51岁于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在其29年的编辑生涯中,他编译《农学报》,主编《教育世界》,编辑《国学丛刊》和《学术丛编》,并接受沈曾植聘请参与编纂《浙江通志》,为近代著名藏书家蒋汝藻编辑《密韵楼藏书志》。在图书刊物的编辑活动中,王国维对发行宗旨、栏目设置和所服务的读者对象都有清醒的认识,他能够提出独具慧眼的策划方案,并持续不断地进行编辑创新。王国维作为编辑的主体性策划使得“刊如其人”,他编辑过的每一种图书刊物都打上了他编辑风格的烙印。

一、以匠心精神力求精品

王国维所编辑的书刊基本上都是学术性书刊,此类书刊受众面窄,但对学术水准和价值要求很高。王国维作为书刊编辑,策划方案中首要把关的便是稿件来源和质量,他编纂图书和期刊的宗旨和他的学术研究一样,必定要做到刊刊精品、篇篇精品。为保证出版物的高质量且能如期出版,王国维以其高度的责任感和高超的学术眼光来取舍稿件,他编辑出版的书刊都打上了“高水平学术书刊”的烙印。梁启超曾评价王国维:“每治一业,恒以极忠实、极谨慎之态度行之。王国维治学如此,做编辑工作亦如此”。他对稿件的质量要求极为严格,曾致信罗震玉:“杨芷晴亦无暇。培老及曹君植、张孟劬亦未必尽当我辈之意”[1]。信中这几位在当时都是有声望的学者,王国维为保证稿件质量和学术价值符合期刊一以贯之的宗旨,也不会轻易和他们约稿。

王国维在组稿工作中力求精品,对自己的编、译、撰等工作更是严格要求。 1919年至1923年,王国维受藏书家蒋汝藻聘请为其编撰藏书志,如此卷帙浩繁的藏书,仅宋元明清的古籍善本就有2 700部,58 768卷之多,该从何处下手,王国维在编撰之初就精心策划、成竹在胸。他按照《四库全书》体例,以经史子集为序,以版本研究和目录修订为重点,对藏书的版本源流进行考据,补订书目,收录宋朝以来42种官私书目和明清两朝学者483则题跋,并精心编排目录,撰有内容提要。在长达5年的工作中,王国维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焚膏继晷,兢兢业业,完成了版本目录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密韵楼藏书志》,仅凭一人之力便完成了如此庞大的私家藏书志,让后世学者难以望其项背。

中国近代编辑史是“西学东渐”的编辑史,魏源、王韬、梁启超、严复、张元济等编辑出版家各领风骚,出版刊物如雨后春笋,成为传播西方学术思想、开启民智的重要舆论阵地。王国维编辑的刊物顺应时代潮流,引进西学,但定位是开展深入的学术研究,同时也着眼于当时关注薄弱的农学和教育学。为此,王国维下苦功夫学习外语,最终精通了日文、英文和德文,并将习得外语的能力运用到编辑工作中,在编译《农学报》时翻译了日本农学家池田日升三的《农事会要》等作品,在主编《教育世界》时翻译康德、叔本华等哲学家作品,结合自己的观点,系统阐述教育新理念。为中国的农学和教育学奉献了智慧和心血。王国维翻译了180万字,各种论著20余种[2],精品迭出,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王国维在图书和期刊编辑工作中,充分發挥其主体性作用和策划能力,他所参编的书刊在当时被奉为经典。鲁迅曾在《热风·不懂得音译》中评价其编撰的《流沙坠简》:“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学术丛编》创刊,在寻觅编辑时,要求编辑者是学术界权威,而选了太多人都不甚妥当。“最后决定,在当时整个中国,只有王静安先生最适宜”[3]。可见王国维在当时编辑界地位之高。

二、独具慧眼淘大浪之沙

王国维在作品质量上精益求精,在选题策划上更是独具慧眼。学者沈曾植曾评价王国维“善自命题”[4],正说明王国维擅长运用其知识性、学术性、技术性构思出版物,捕捉新的增长点。王国维编辑书刊的指导思想为“三无”,即“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以《教育世界》为例,王国维视野开阔,他在做主编时,深刻地贯彻了“三无”思想,优化了这一刊物。其作品既能谈古,如《孔子之美育主义》,又可论今,如《论普及教育之根本方法》,知往鉴今,新旧并存;既有编译东西洋教育学理论,如译日本立花铣三郎的《教育学》,又有探讨中国教育现状的《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西交融,针砭时弊;既编辑教育学理论学说,又编辑哲学、伦理学、文学稿件,不拘一格,蔚为大观。王国维所在的时代是新旧、中西碰撞交融的时代,对不同文化的态度是学者们深刻反思、争论不休的命题,王国维这一编辑思想在当时无疑具有先导性效应。《教育世界》编刊哲学、文学看似“无用”,但王国维以独到的眼光认为哲学与文学和教育学是相通的,并用哲学文学来解读教育学,在编辑史上的开拓作用功不可没。

王国维的慧眼体现在他善于选题上,既能发掘前人轻视或忽视的学术领域,也能涉足前人从未到达的学术领域。

唐诗、宋词、元曲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三颗璀璨明珠,各放异彩,各有风味,可人们却更偏爱唐诗宋词,谁也没把戏曲当作文学看,也都认为民间的曲子词难登大雅之堂。王国维慧眼识珠,认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从繁芜丛杂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挖掘了戏曲的价值,他在北京工作以及东渡日本后长期从事戏曲研究,在他编辑的期刊中以戏曲研究为选题发表了一系列作品。自1908年起的几年内,王国维先后在《国粹学报》和《国学丛刊》上发表了《曲录》《戏曲考源》《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曲余谈》《古剧脚色考》[5]等作品,由于戏曲在此之前未受到足够重视,文献记载极少,所以王国维呕心沥血广泛搜集前人作品目录,考据了作者生平、戏曲起源及演变,奠定了戏曲的文学地位,“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后学”[6]。

对于“敦煌学”,王国维目光所聚也确实与众不同。早期的研究者们偏重经籍研究,对于通俗文学首先给予重视的便是王国维。在其编撰的《观堂集林》一书中,为唐人写本作的跋占了近乎一卷之多,内容涉及《职官书》《食疗本草》《兔园册府》《老子化胡经》及敦煌县户籍等,包罗万象[7]。这些来自民间的通俗文学,在王国维看来具有特殊的意义,“东人不知,乃惜其中少古书。岂知纪史籍所不纪之事,更比古书为可贵乎!”[5]王国维的跋虽着墨不多,但其独到的眼光和选题研究为敦煌学这门新学科开辟了门径。此外,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西北史地、蒙古史等方面的选题也具有开拓性意义。

20世纪20年代,是“发见时代”,殷虚甲骨、汉晋简牍、敦煌文书和内阁大库档案,横空出世,并出尘埃,在中国近代新材料发现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王国维作为书刊编辑,抓住时机,把握学术研究的新动向和发展趋势,献身新发现的学问,开拓了新的学术领域。他所编辑的《国学丛刊》《学术丛编》,反映了当时甲骨卜辞、简牍学和敦煌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王国维在《学术丛编》刊发的文章《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使甲骨文的史料价值举世公认,使甲骨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王国维与罗振玉根据所见汉简的影印本,整理考订出版《流沙坠简》一书,开国内简牍研究之先河。王国维的选题立意无不走在当时学术界之前列,他作为学者型编辑的独到眼光,使他成为了“新史学的开山”。

三、将学术研究融入编辑策划

王国维既是学者又是编辑,他精通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擅长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并具备深厚的古典文化造诣,以学者的视角来策划书刊,以博通之才华为编辑之事业,能优化编辑环节,提高出版物质量,使书刊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学术底蕴。如他编辑的《国学丛刊》内容侧重对中国古代书籍的校勘、辑佚、注疏,刊有罗振玉《周易王注唐写本校字记》《隋唐兵符图录目录》、缪荃荪《艺风堂题跋》等,与当时刊行的《国闻报》《时务报》风格完全不同。

王国维擅长将学术研究项目和编辑策划书刊的主题结合起来。他长期致力于《水经注》的研究,著有《水经注校》《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跋》《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等作品。十多年中,王国维遍访名家,求得各种版本、抄写本10余种,实事求是地对待善本如聚珍本,广泛运用对校、本校、他校之法,对《水经注》的版本、源流进行考据,对存在的残缺错漏补充修正,对各版本的优缺作出了合乎事实的论断。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有在《学术丛编》编发的《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作品,使他成为了古文字研究和古史研究合二为一的创始人。他的《魏石经考》,融合经数石数、经本、拓本、经文、篇题、古法、书法考据,清楚地考证了石经的本来面目。

王国维以通才为编辑之业,便能具有深邃的编辑目光。1908年斯坦因从甘肃的敦煌境内发掘大量汉简,并全部带回欧洲,交由法国沙畹博士考释。王国维和罗振玉得知后,敏锐地察觉到这些中国最早的写本文书的学术价值,认为有重新整理考订的必要。于是费尽周折得到汉简的影印本,披星戴月地研究整理了几个月,编撰成《流沙坠简》一书。此书的学术价值颇高,不仅因为文献材料的珍贵,而且因为编辑者能够科学合理地分类,逻辑严谨地考订。王国维和罗振玉将材料内容划分为小学、术数、方技术;屯戍丛残;简牍遗文三个部分,将古代西北地理考证地十分全面。

王国维编撰的书刊虽然都是学术性的,但他也十分注意处理学术性和普及性的关系,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更好地发挥书刊的学术性作用,他撰写了大量辅文,强化了书刊的功能。一方面,他撰写序文来引导读者。如《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序》中首先为作者全真教李志常鸣不平,指出禅僧祥迈所撰辨伪录有作为对立门派的诋毁之嫌,并引清代学者钱竹汀对此书的高度评价及程春庐、徐星伯、沈子敦等学者亦考订此书,指出李志常文采斐然,《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作为记载13世纪蒙古高原和中亚历史地理的一部重要著作,价值颇高,为读者的阅读做好了铺垫;另一方面,他撰写跋文以作补充考订,为读者提供参考。如王国维为《水经注》的宋刊残本、永乐大典本、明抄本、孙潜夫本、朱谋本聚珍本各版本所作的跋文,极尽翔实,备齐了明清以来的10余种主要版本,为读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借鉴。此外,他对一些不易读的原始材料的汇编还作有考释。如《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流沙坠简考释》,对原始材料既有考订又有解释,方便读者阅读。王国维所作的注释成为文献学不可多得的经典,文献学家赵万里在清点王国维遗著时,统计其手校手批书达192种,在其所校书的卷首、卷尾、书眉、行间留下大量的夹注、眉批[8],为编辑学的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学术遗产。

四、结 语

王国维作为一代编辑大家,在近代编辑史上筚路蓝缕,如空谷足音、暗室灯光一般影响深远。他能在编辑工作的实践中,将学术研究和编辑策划融会贯通,在学术上砥砺精进,在策划上也不断创新,形成双向进程。他编辑的《教育世界》,内容丰富,形式更加多样,引入了自己在哲学、文学、教育学等多领域的研究成果,栏目设计上由“文篇”“译篇”两个主打栏目变为包容插图、传记、小说等13个栏目,拓展了教育的内涵,印刷也由原来的石印改为铅印。《学术丛编》每期共80页,其中约50页编发古籍,另外30页都是王国维自撰,不仅如此,他对稿件如期发行也十分重视。1916年4月王国维在致信中说:“《学术丛编》之稿,维于上月廿四日已将第一期稿编成交出,而至今付印与否尚不能知,此景叔处之缺点也”[9],认为期刊不能如期出版是对作者和读者的不负责任。王国维以其卓越的学识、功力,以一己之力筹划稿件,编排设计,并能保证高超的学术水准,长达两年从不误期,这种高度负责的敬业精神和博古通今的学识是我辈编辑出版工作者学习的榜样。在今天看来,王国维仍是一位编著合一的学者型编辑的典范。

参考文献:

[1] 刘寅生,袁英光.王国维全集·书信[M].北京:中华书局,1984:59.

[2] 房鑫亮.王国维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J].历史教学问题,2008(5).

[3] 姚淦铭.论近代编辑家王国维[J].编辑学刊,1992(1).

[4] 王振铎.试论王国维的编辑理论和实践[J].中州学刊,1999(6).

[5] 萧艾.王国维评传[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7:79+108.

[6] 郭沫若.沫若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536.

[7] 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華书局,2019.

[8] 姚淦铭.论王国维文献校勘学的特征[J].铁道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3).

[9] 李明山.中国近代编辑家评传[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154.

[责任编辑:武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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