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欢，金璞王君，赵俊，芦慧宁，贾斌

（新疆农业大学管理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52）

自20 世纪70—80 年代起，我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及第一、二轮土地承包制度的贯彻落实，逐步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经营模式，有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显著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并积极推动了城乡经济改革的进程［1，2］。但在传统小农经营模式下伴生的农地细碎化［3］、农地经营边际化［4］、农地撂荒［5］、农机低效利用［6］、农投品非点源污染［7］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农业向现代化转型的发展。为此，我国自2009 年开始提出“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到2020 年提出“重点培育家庭农场、新型农民合作社等新型规模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化经营”的方针指引［8］，已连续11 年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涉及引导农地流转，促进规模化经营，鼓励农民以多种形式参与农地流转。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产资料，要想利用土地的生产功能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需在农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下降低相关的风险损失。学术界对此开展了大量系统的研究，主流观点从利益分配、产权制度、行为失范、市场构建、政府管理、社会保障等多个角度阐述了我国农地流转的风险成因［9-11］，并解释了农地流转风险的发生发展路径，提出了相应的规制措施。然而，农地流转风险是农户作为交易主体，在复杂流转环境下，给土地权益、社会保障权益和经济收益等带来的潜在风险损失的组合，具有不确定性、全过程性、多样性等特点［12-14］，难以通过传统分类模式进行综合性风险识别及预警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