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笑，吴蓉，刘咏梅

（1.安徽大学 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1；2.淮北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近十几年来，世界各地频频发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例如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SARS）、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2014年的西非埃博拉疫情以及2018年的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等[1]，突发重大疫情一次又一次对世界的公共卫生防疫构成极大威胁。2019年末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传染病大流行[2]。据统计，截至2021年5月30日，全球新冠疫情持续蔓延，累计确诊病例已达1.7亿例，累计死亡病例350万例，给世界经济社会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和损失[3]。可见，此类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不可或缺。本文从WSR（物理-Wuli，简称W；事理-Shili，简称S；人理-Renli，简称R）方法论视角来分析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运用危机生命周期理论将应急管理流程划分为预警与准备、响应与应对、恢复与善后三个阶段，总结得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框架，以期为未来我国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借鉴。

一、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一）WSR方法论

WSR方法论即物理－事理－人理，最早由我国学者顾基发和朱志昌于1994年提出的具有东方思想特色的系统方法论，其核心是指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既考虑对象的物的方面，又考虑如何将这些物更好地运用到事的方面，而问题的认识、处理和解决都离不开人[4]。WSR方法论将“懂物理、明事理、通人理”作为其实践准则，其突出特点就是研究事物时注重整体性和层次性。WSR方法论的精髓可总结如表1。

表1 WSR方法论的主要内容

虽然WSR系统方法论的正式提出距今不到30年的时间，但这一方法论是对我国传统管理哲学高度概括和创新的结果[5]，许多学者已经将WSR方法论应用于管理学的众多研究领域，例如赵志兴等[6]将WSR方法论应用于公共危机评估管理的应用分析，为我国的危机评估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框架；王云弟等[7]以WSR方法论为研究视角，对古村落的旅游开发情况进行分析，将旅游管理与WSR方法论结合。此外，WSR方法论在图书情报领域也得到了分析与应用，例如杨敏等[8]将大学图书馆突发事件应急预防管理与WSR方法论相结合，分析现有大学图书馆应急预防管理的现状与不足，再分别从物理、事理和人理三个层面提出对策，为大学图书馆的突发应急预防管理提供新思路；马海群等[9]运用WSR方法论进行开放数据政策分析框架结构的解析，为我国开放数据政策研究提供启示；谢笑等[10]将WSR方法论应用到个人信息管理领域，并从物理、事理、人理三个层面提出相应对策。

（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及其相关研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11]。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性质、危害程度和涉及范围，可将其分级为：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特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属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2]。

学界对于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关注度会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和国家相关政策的颁布而不断提升。本文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应急管理”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进行学术期刊和学位论文的检索，共得到1123篇相关论文，并绘制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发文量年份折线图（见图1）。

图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发文量年份折线图

可以看出，2003年国务院通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后，国内学者更加重视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研究，在此之后的十年内，医药卫生科技和中国卫生事业管理领域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关注度持续稳步上升，相关主题的发文量也逐年递增，主要研究方向偏向于“非典”“甲型H1N1流感”等突发事件对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思考与对策分析[13-14]；不少学者也借鉴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并提出我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能力提升策略与应对体系[15-18]。《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在2011年由国务院修订完善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研究领域出现了小范围的研究峰值，学界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方向偏向于针对当时的“甲型H7N9流感”管理对策和社会组织（学校、企业、医院门诊）的具体应急管理研究[19-23]。2019年末爆发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导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方面的发文量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除了医药卫生学界，管理和情报等学界也针对新冠疫情这类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展开研究，学者们的研究角度多偏向于以“新冠疫情”为实例，从城市到乡村[24-26]、从医疗机构到社区[27-29]等多角度对我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和机制进行细化研究，且研究成果更趋于针对具体行业和群体的应急管理。

综合来看，虽然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研究有了较快的发展，但该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深度和创新度仍有待提高。作为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一次实战考验，新冠疫情应急管理的实际情况能够为学界研究提供实践基础，有助于发现和堵塞我国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中存在的漏洞。

二、基于WSR方法论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分析

（一）适用性分析

首先，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不仅需要政府、医疗机构、企业、社区以及个人等多种主体的参与，其中的各个阶段还要借助大量的物力和财力，这些要素相互协作和配合才能够取得管理成效；而WSR方法论遵循的是综合原则和参与原则，它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要将事物的物理、事理、人理层面看作一个综合的有机统一体，因此将WSR理论运用到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具有一定适用性。

其次，WSR方法论的运用过程是遵循迭代原则的，在每一个阶段对物理、事理、人理三个层面的侧重会有所不同，并不要求在同一个阶段三者同时处理得当；而结合新冠疫情防控实践来看，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是一种动态的管理，需要对其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实时监控，在疫情发展的预警与准备、响应与应对、恢复与善后阶段都有其各自的管理侧重点，所以二者具有一定的相通性。因此，将WSR方法论应用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适用性。绘制基于WSR方法论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概览图（见图2）。

图2 基于WSR方法论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概览图

（二）应急管理的细化分析

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需要借助许多现代应急管理理论与方法的支持，危机生命周期理论作为人们认识与管理灾害危机的重要基础，引导着我国应急管理制度的嬗变[30]，提供了细化应急管理研究的基础。

危机生命周期理论是由美国危机管理学家斯蒂文·芬克1986年在《危机管理：对付突发事件的计划》一书中，根据其对危机生命周期的划分方式而提出的，他认为公共危机从其生成到消亡，形成了一个生命周期，一般经历四个发展阶段，分别是潜伏期、爆发期、持续期和解决期[31]，其核心是要求危机的全过程管理，每个阶段的应急管理主要任务各不相同，不同主体在不同阶段要采取的应急措施也不相同。国外关于危机管理过程的研究中大多数从危机前、危机中、危机后三阶段模型从宏观的角度进行划分，基本上可以覆盖任何一种划分方法的每个阶段，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32]。本文结合危机生命周期理论，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过程划分为预警与准备、响应与应对、恢复与善后三个阶段。

基于此，本文将运用思辨方法分析物理、事理和人理层面不同阶段的应急管理特征与重点，并结合新冠肺炎疫情应急管理的实际情况加以说明，为我国未来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细化研究提供借鉴。

1.物理层面

WSR方法论中的物理层面的分析主要包括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基本含义、各发展阶段的主要性质等内容。只有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身的性质和特征进行深度剖析，才能够为接下来的事理和人理层面的分析奠定一定基础。目前全球正在经历的新冠疫情属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已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和传播，致因尚不明且已造成全球超过350万人死亡[3]。

在预警与准备阶段，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2个主要特点：一是突发性。准确地说，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只有在发生早期才具有“突发”的特点，于什么地点、什么时间、以什么样的方式爆发、发展趋势和影响范围等情况，都不能事先确定，难以预测。二是复杂性。导致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原因很复杂，有纯自然因素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地震、台风、海啸等纯自然因素和战争、交通事故、传染病等人为因素都会引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作为一种新发传染病，虽然爆发已一年多，但目前依然没有查明其发生的真正原因，足以证明其有极强的复杂性。

在响应与应对阶段，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展具有2个特点：一是渐进性。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般是由小范围地区逐渐扩散到周围相邻地区的，最终形成更大范围的影响。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病例发现于湖北省武汉市，此时正逢春运即将开启，企业、高校等单位正陆续开始春节假期，人口流动量与日俱增，新冠疫情在短时间内逐渐蔓延到全国各地，充分体现其渐进性。二是地域不均衡性，早期治理措施影响演变进程。新冠肺炎疫情最早发现于湖北省武汉市，由于早期病毒传染性较强、传播速度快，而此时的武汉还无法采取针对性的救治和管理措施，导致其疫情严重程度最高。相比之下，全国其他各地有更加充分的时间和财力物力进行疫情控制，因此疫情严重程度和治理难度也相对较低，就形成了各地疫情状况不均衡的现象。

在恢复与善后阶段，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可控性和机遇性的特点。一是可控性。可控性是指人类在应对此类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运用一定的科学技术和管制措施，能够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和改善以止损的活动。我国目前在抗击疫情方面已取得了战略性的胜利，这说明我国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在某种程度上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国家和社会组织能够通过开展各种健康教育活动、实施强制管制、研发疫苗等措施对疫情进行有效控制。二是机遇性。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是一种机遇，它既对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损失，但又暴露了其中的短板与不足，能够促进社会反思和进步。新冠疫情的爆发促使国家加强应急管理体系方面的顶层设计；促进媒体行业的进步；也促使公众深刻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树立健康的生活理念。

2.事理层面

事理层面的分析涉及到多种参与主体，包括政府、医疗机构、社会组织、媒体以及公众等。不同等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所需要的参与主体也会有所差别。新冠疫情这类全域范围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往往需要更多主体的参与，且由于其是未知因素导致的，更加要求相关主体提高专业能力和治理水平。

应急管理本质上是对风险的管控，是预防管理。在预警与准备阶段，风险管理往往是政府机构的主要职责。首先，重大突发疫情风险管理是指在突发重大疫情前对可能导致的各种危险实施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并对控制效果进行检查和评价的活动。其中，风险评估又离不开及时准确的疫情信息。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目前政府已经运用立法手段，从源头上进行风险管理和控制，因此，预防阶段的风险管理是避免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治本之策，需要的是全社会的基本共识与共同努力[31]。第二，事先做好物资储备对于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尤为重要。我国政府一方面利用计划手段实施动态管理，保证疫情相关物资储备的数量和质量；另一方面在政府与医疗机构、相关生产企业之间建立通畅的信息渠道，增加投入以提高其医疗和生产水平，以备不时之需。新冠疫情在初期发展十分迅速，蔓延速度快，病情严重程度高，使得对医疗服务及设备的需求远远超出武汉的物资储备，当地的医疗服务能力无法全面满足医疗需求，甚至出现了一些非法生产销售口罩的极端案例，不利于疫情的控制和人员的治疗。第三，在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前做好公众的社会教育对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十分重要。社会教育不仅包括提升公民的健康生活意识，培养健康生活习惯以降低风险的发生概率，还包括提高公民的灾前预防意识。对此，一些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相互合作，在社区内采用宣讲、演练和培训等形式，提高居民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范意识和应对能力。但是，新冠疫情的爆发也暴露了人们的灾前预防意识薄弱的问题，这充分说明我国此前的防灾减灾科普工作并不全面，一些宣传活动仅仅流于形式，缺乏深入的预案演练等环节。

在响应与应对阶段，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必须承担起综合决策的责任。所谓综合决策是指一项决策中有多个决策目标，且各目标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性，因而必须综合考虑各种情况，同时解决多个相互关联问题的决策。作为行政机关，政府应根据突发事件的发展态势，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明确最终目标，运用自身掌握的行政紧急权，积极部署应急工作以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爆发后，政府快速明确要达到控制疫情、保障人民健康、维护国家安全等多重目标，建立由党委牵头的领导决策机制。针对疫情重灾区，政府还采取了专家参与机制，广泛听取专家分析疫情形势方面的意见，充分发挥专家在疫情防控中重要决策的咨询和支撑作用，从而积极进行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而应急工作的部署正是综合决策的政策产物。其次，资源配置尤其是医疗资源的配置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至关重要。近十年来，我国在医疗资源配置方面不断改革，逐渐缓解了医疗资源配置不均的状况，但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打破了我国原有的医疗资源配置状态，尤其体现在湖北省武汉市等疫情重灾区，政府采取了优先级原则，医疗资源配置向重灾区的医护人员倾斜，但由于当地疫情传播迅速，当地的医疗服务能力无法满足激增的医疗需求，出现了医疗资源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影响到了医护人员的生命健康和病人救治进程。最后，对疫情致因的研究和科学攻关机制是专业科研机构的职责所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在疫情的致因研究和疫苗研发过程中，科研机构与医疗机构相互合作，科学地评价药品和疫苗的效果。

在恢复与善后阶段，政府、医疗机构等主体最重要的任务是通过各种方式部署重建工作，并关注感染康复者的健康和生活状况，通过与社区组织合作，对社区内的易感人群进行跟踪检测，防止疫情的二次爆发。如今新冠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但部分地区仍时有出现个别新冠疫情患者，需要各地政府积极响应，避免出现区域性疫情反弹。其次，制度完善工作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新冠疫情中，政府除了针对我国应急管理体系中早期预警缺失方面的问题出台政策，还对在突发事件应对期中参与救援和表现卓越的医护以及科研人员给予奖励和补偿，建立相应社会补偿制度和褒奖制度；同时，在恢复经济社会运行方面，政府也出台财政、金融、就业等方面政策，加快恢复经济社会运行。最后，政府、媒体以及社会组织应关注灾后公众心理干预。事实上，心理干预更多涉及的是人理层面，但从政府和媒体的角度来看，如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中后期，政府和媒体不及时公开信息，会导致谣言滋长，对公众造成一定心理压力。新冠疫情早期，某些社交媒体上就出现了一些不良信息和谣言，政府能做的就是督促媒体向公众进行公正客观及时的报道，及时建立线上和线下多渠道相结合的心理咨询服务平台和机构，以达到心理疏导、心理干预的目的。

3.人理层面

WSR方法论中的人理层面的要素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更多考虑的是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包含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公众的态度与做法的分析。

在预警与准备阶段，公众需要提升辨别信息真实性的能力，选择官方媒体平台以增加信息可信度，做到不信谣不传谣。此外，公众还应主动学习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知识和技能，以避免在遭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不知所措，提高自救能力。新冠疫情爆发初期，一些非官方媒体平台上散播着不少虚假信息和谣言，造成了公众的恐慌、不安和紧张等不良心理，加剧了公众的心理负担。同时，一些公众不遵守国家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的法律规范，其不良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不利于疫情的防控。

在响应与应对阶段，公众在疫情期间可以分为疫情患者与普通民众，疫情患者必须积极配合进行医疗救助和隔离观察等工作；而普通民众需要积极做好自我防护，配合社区组织的疫情防控工作。在新冠疫情应对期间，湖北省武汉市的“封城”行动，绝大多数公众都能够积极配合，但仍有少数公众认识不到位，出现“不戴口罩”“偷偷出城”等行为，甚至还出现了违法销售口罩、哄抬口罩价格的现象，对疫情防控工作产生了不利影响。此外，在患者医疗费用承担方面，新冠肺炎患者治疗产生的所有费用都由国家财政资金承担，患者个人不需要承担，这体现了政府在人理层面做出的努力，也是应对这种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之举。

在恢复与善后阶段，公众除了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基础上，积极投入社会生产以恢复经济，还要认真反思并改正自身的不良生活习惯。此外，还要积极学习抗疫期间的优秀人物事迹和他们的优秀精神品质。新冠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后，国家授予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以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这些受到表彰的杰出人物身上都有令人钦佩的道德品格，非常值得公民宣扬和学习。

三、结论与讨论

WSR方法论应用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需要明确以下几个问题：一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本质、特征等，这是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本身的客观认识，对应WSR方法论中的物理层面；二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措施方法，回答了如何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问题，对应WSR方法论中的事理层面；三是如何处理好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涉及的各个主体间的关系，通过一定手段使参与主体能够按照可以接受的事理从而实现预定目标，对应WSR方法论中的人理层面。

综上所述，本文将WSR方法论与危机生命周期理论下的应急管理全过程相结合，构建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同阶段的应急管理框架，其中物理层面的分析是基础，事理层面的分析是优化手段，人理层面的分析是核心，三者紧密关联，相辅相成（见图3）。

图3 基于WSR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框架图

（一）物理层面：关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内外部环境

在物理层面，要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有系统性的认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必然是处于突发事件将要或已经发生的外部环境下的，即突发事件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会影响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展进程。从外部环境来看，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会带来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变化；从内部环境来看，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发展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征，事件内部各要素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因此，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内部与外部环境的各要素和系统会产生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是否能够促进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向良好方向发展，就需要人们站在物理层面思考。因此，关注物理层面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基础，是客观认识和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前提。

物理层面的讨论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全过程中时刻把握社会政治经济动向，通过各种手段预测不稳定因素、潜在风险、威胁和危害，并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产做出适当调整，形成一定的应急预防管理能力，从而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减小外部环境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展的负面影响。二是关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各发展阶段的内在特征。例如前文提到渐进性、地域不均衡性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的突出表现，以新冠疫情应急管理为经验，未来重大疫情事件的应对手段就要提前考虑到疫情扩散的渐进性和地域不均衡性，提前做好人员和物资的调配，以减小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程度。

（二）事理层面：全方位完善和提高应急管理能力

在事理层面，人们逐渐意识到应当把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的成功经验制度化、法律化，颁布法律法规作为政府实施职权的有力手段，可以为应对各种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法治保障，提升政府、社会组织、医疗机构等主体的应急能力。

事理层面的讨论关注的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优化手段。一是重视我国的流行病直报系统的建设。流行病直报系统建设是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新冠肺炎疫情防治初期暴露出了我国疾控中心主导的直报系统与地方政府负责制之间的矛盾。因此，要明确中国疾控中心的职责，在流行病直报系统中增加新发传染病的直报模块，与地方政府快速有效地配合，并培训医疗相关人员熟练使用其中的功能；此外，流行病直报系统还应与各地民政、公安和基层社区保持密切衔接，一旦疫情发生，第一时间向公民推送疫情信息，及时掌握患者及患者家属的相关信息。二是完善疫情监测系统。首先地方政府要及时准确地上报地方疫情信息，整合地方和政府的相关信息系统，尤其是将各垂直系统中的数据与地方信息系统共享，由政府通过官方渠道向公众发布疫情信息，及时澄清谣言以避免对民众造成恐慌。三是完善应急物资储备和调配机制。新冠疫情来势汹汹，许多社会组织都积极调配物资，为疫情重灾区补充各类物资，但由于缺乏具有影响力和领导能力的枢纽型社会组织，社会资源呈现无序、不均衡调配的状态。对此，政府应当牵头搭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建立合理的社会资源动员机制，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高公信力，确保资源分配的有效性和公平性。四是建立应对突发疫情事件的组织管理体系。针对像新冠疫情这类专业性极强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央政府应当明确划分应急管理部门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职责[33]，使其各司其职，避免出现责任推诿、工作效率低下的情况，使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有条不紊地推进。

（三）人理层面：夯实应急管理社会基础，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过程中的管理者是人，通过理顺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管理者就能够使人们能够按照可以接受的事理来实现预定目标，因此，人理层面的讨论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核心。

人理层面主要关注公共卫生安全文化和心理服务两部分。一是培育公共卫生安全文化，夯实卫生应急的社会基础。社区是人民群众最接近的社会组织，它要引导公民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成立社区应急小组，发挥其宣传社区公共卫生、提升社区凝聚力的作用。此外，开展法律普及和科普教育等活动，向公民普及禁止捕食野生动物等方面的法律，提升公民法治素养；适当针对新冠疫情开展精神文明教育，培养公民良好的生活习惯，树立健康理念；提高公民的理性思维能力，宣扬崇尚科学、不信谣不传谣的精神理念，精心培育公共卫生安全文化。二是提供心理服务，增强医护人员和公民的心理韧性[34]。医护人员和患者及家属作为抗疫一线的主体，他们受到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医院应当建立相应渠道，使医护人员能够感受到来自他人的认可和尊重，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医护人员的职业倦怠和焦虑情绪，从而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此外，对于不同人群，例如确诊患者、患者家属、医护人员、隔离人员和一般民众，应当有针对性地提供更加精准的心理服务和心理干预措施，搭建网络心理服务平台，排解公众的负面心理，消除不良心理倾向，化解新冠疫情对人们带来的各种长短期心理健康问题。

结语

本文基于WSR方法论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了框架分析，主要从物理层面讨论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基本含义、各发展阶段的主要性质等内容，即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经历预警与准备、响应与应对和恢复与善后三个阶段，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表现；从事理层面分析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多种参与主体及其职责划分，并以新冠疫情为例，分析各主体在应对过程中尚存的不足；从人理层面探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公众的态度与做法的分析。最后，基于文献分析和思辨方法，分别从物理、事理和人理三个层面做出总结和讨论，包括关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内外部环境、全方位完善和提高应急管理能力以及夯实应急管理社会基础，提供心理健康服务。本文构建了WSR方法论视角下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同阶段的应急管理框架，以期为我国未来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危机不同阶段的应急管理提供新思路，为细化我国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研究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