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辉, 张会恒, 孙 珊

(1.安徽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2.安徽财经大学 安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安徽 蚌埠 233041;3.郑州大学 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人们所面临的环境污染、能源过度消耗等问题也越来越严峻。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提高绿色创新效率既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又是促进经济增长质量变革的内生动力。然而“逐底竞争”的存在驱使着各地政府在招商引资时竞相降低环境规制强度以换取经济总量的增长[1]。在开放型经济环境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FDI)引致的“污染避难所”效应以及“污染光环”效应也一直处于争论的焦点,带来的污染跨区域流动以及技术的空间溢出效应也不容忽视[2]。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如何对FDI产生作用进而影响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基于此,本研究从异质性环境规制角度出发,考察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并运用空间模型对异质性环境规制、FDI以及绿色创新效率进行实证分析。

1 文献综述

Mink[3]最早提出绿色创新概念,强调企业在生产、经营等相关战略中考虑的生态维度均属于绿色创新范畴。目前提到的绿色创新更多是广义上的创新,不仅包括生产绿色产品、技术创新,还包括与产品、工艺相关的组织以及制度上的创新[4]。本研究文献综述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