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这个标题里被省略的成分添加完整，可以稀释出如下的意思：就某个作家或作品来说，那种喜欢/欣赏/认同/不反感他或者它的读者，也就是肯对其实施“认领式”阅读行为的人，应该是谁呢？

显然，我在这里所强调的，是阅读主体的理智知觉与情感态势，而所谓“认领式”，也就是回到起点，坐实根本，服膺于阅读消遣功能的支配调控。比如，一个文科大学生，一捧起必读书《战争与和平》就昏昏欲睡，一翻开被指为“不雅”的《洛丽塔》就目光灼灼，那么，在我设定的语境之下，这个大学生就不该算托尔斯泰的有缘人，而只能是纳博科夫的投契者。再比如，像托尔斯泰之于莎士比亚，像纳博科夫之于塞万提斯，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他们当然是他们的读者。但是，由于两个前者分别对两个后者有着比较绝对的、比较一边倒的、比较不一分为二不三七开的摧毁性否定，居然分别认为，他的戏剧是“没有分寸”的“粗制滥造”，而他那“缺乏人性”的小说则让人“难以容忍”。如此，尽管他们曾勤勉地研读过他们，还耗心耗力地分别为他们撰写过长文以及专著，可由于他们对他们实施的阅读行为并非“认领式”而系“排拒式”，于是，依据托尔斯泰与纳博科夫的审美标准和趣味取向，我又没道理冒冒失失地把他们安插进莎士比亚与塞万提斯的读者阵容。至于像纪德对待普鲁斯特，具体地说，是他对《追忆似水年华》所实施的前不屑后礼遇、前冷落后激赏的“转变式”阅读行为，则需要折中一下分段结论：后期“礼遇”的“激赏”的纪德，是普氏最理想的目标读者，而前期“不屑”的“冷落”的纪德，只能算《追忆似水年华》的陌路人与终结者。

说到这里，大概有嫌我啰唆的读者已经不耐烦了，很想聪明并简明地替我的此文浓缩题解和重拟标题：放弃“谁是读者”，改为“为谁写作”，岂不就一言以蔽之了？

但真的——能蔽之？

表面看去，它俩的确像同一问题的两种问法：“谁是（我的）读者？”“（我）为谁（而）写作？”至少在适合它们的诸答案里，多数都可以一身二任：刁民是我的读者;我为刁民而写作——哦，刁民是我的一个兄弟，从小，我俩就三观相近并五官相像。但是，如果问题继续发酵，光用“刁民”搪塞还行得通吗？为避免啰唆遭人嫌弃，这回，我不再对问题条分缕析，而只出示推演的结果：前一问题，更指向读者主动的自由选择，优先考虑的，是阅读个体那已然成熟或正在发育的口味嗜好，因为基础性诉求不论多么冷僻怪诞都有迹可循，所以，只凭最笨拙的问卷归纳法或市场调研法，就可以把问题的答案收入囊中;但后一问题，除非永远悬置不解，只要去解，它那种按图索骥式的计划气息与指令做派，就会导致它不论是否自觉，都得沦陷于作者单方面的自我确认，而靠想当然的臆测与大概其的妄断去揣度读者意愿，所得的结果，只能空洞玄虚大而无当，最终闹个皆大别扭……这么说吧，由于前边一问切入的是读者的自主意识，操作时便不怕抽丝剥茧，也经得起反复的勘误修订，比如依照它，只要我能人赃俱获般地把正读我小说的刁民擒拿归案，便有底气得意地宣布：他是我读者！但明显刻舟求剑或缘木求鱼的后边一问，却不论被和成什么稀泥，也难以填平读者作者间个体意志的深壑鸿沟，其一厢情愿的热脸贴上不识好歹的冷屁股是大概率事件，比如也依照它，我同样有理由认为，正看我作品的刁民是我“为”的对象，可是，如果他不买我的账呢？你这小说，明显是刁难的菜，它肯定不是为我写的。倘若刁民这样觖我，不“认领”我派给他的目标读者身份，那我的送货上门与量体裁衣再自作多情、再冠冕堂皇、再具服务意识甚至效忠意识，不也没有意义和不成立吗——哦，刁难是我和刁民的姐妹，三观与我俩没大差异，但五官却要漂亮很多。不过在此不必多操心她，不了解她喜欢啥“菜”，并不影响我们尽可以把如下的假设视为事实：因为哺育“为谁写作”这粒种子的，是迁就和施舍酿制的养料，其果实便必然只能生成退而求其次的浅淡口感，而创造不出一竿子插到底的深刻味道。于是，只要还渴望抵达问题的核心，作为写作者，就没法不穷究“谁是读者”，即便才高望重若莎士比亚，若塞万提斯，在按照“接受美学”的条款估发行量时，也只能谨慎地以“谁是（我的）读者”对号入座，而不敢将“（我）为谁（而）写作”的福利随便赠人，如若面对后一问的空白格一时手痒，把托尔斯泰或纳博科夫的名字填了上去，那恐怕——呵呵，至少吧，会被这两个傲慢的斯拉夫人讪得灰头土脸。

好啦，費这么多话，从主谓结构的“谁是”辨析到偏正结构的“为谁”，我自以为已经理清了眉目，那我就理直气壮地公布我那一身二任的标准答案吧：“我”是（我的）读者;（我）为“我”（而）写作。

唔？对，没错，我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确实只为这个结论：每个写作者，其唯一的目标读者都只能是自己。

我当然清楚，这样做结很像抬杠，很像说废话，很像装神弄鬼或寻衅滋事。但我确实是认真的。尽管限于篇幅，我的申论不便展开，可提示一下继续联想的延伸方向与比对方式，还是能够做到的。

人是社会动物，任何意义上的文学写作都是社会行为，不论其个别性私人化到什么程度，也都不只是单面的观照与孤立的表达，也都要接受读者的或喜欢或反感、或赞美或贬抑、或认领或排拒……但也正因为情形如此，写作者又常常会受到误导，乃至会反常识反逻辑地自以为有权利去为文学产品指认和创造服务对象：比如早年红得发紫的工农兵群体，比如后来多半只表面上性格鲜明其实骨子里只认时潮的拥趸组织或饭厮团伙，比如各种三从四德化的、原教旨主义倾向的、每每需要党同壮胆朋比打气的圈子同盟……都是被这么虚构出来的。可是不用借助大数据样本，只需想象一下刁民与刁难在汲取我时的挑食情况，事物的本质，就会从现象的遮蔽下脱颖出来：不论人与人之间的相似度多高，只要他们有权利和能力自由思考，其诉求的相悖与欲望的迥异便是经常和必然的;如果哪个写作者企图以讨好的文字和谄媚的思想迎合他们，先别说那有多么恶心，关键是，那也根本没法实现。任何“只被煽动家们所喜欢”（博尔赫斯语）的抽象群体，都只是没有灵魂的花架子冒牌货，虽然看上去很是轩昂，很法西斯美学，很不可一世地因假势能与伪存在的填鸭式充塞而仿佛能气冲什么气吞什么，但命定的肥皂泡特质与银样镴枪头本色，使它的结局，只能是一戳就破一烤就化;而另一方面，由之反向推导出来的事物真相，则会自然而然地水落石出：唯有独立的个人才可能诚实，唯有自主的私见才可以纯粹，而诚实和纯粹，是实现身心需要与精神愉悦有机结合的根本保障。

当然了，如果一个写作者能忘却读者，也就是说，不光忽略各种大众小众，连对自己这个“独众”“自众”都视而不见，我以为，那时再去期待诚实和纯粹的写作状态，才算真正有了资格。

好期待呀。

【小档案】

刁斗，1960年出生，1983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曾当过新闻记者和文学编辑，早年习诗，后专事小说写作。已出版的著作单行本有：诗集《爱情纪事》（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随笔集《一个小说家的生活与想象》（作家出版社，2012）、《虚有》（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慢读与快感——短篇小说十三讲》（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长篇小说《私人档案》（作家出版社，1998）、《证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回家》（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游戏法》（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欲罢》（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代号SBS》（花城出版社，2007）、《我哥刁北年表》（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作家出版社，2018）、《亲合》（作家出版社，2011）、《圣婴》（作家出版社，2018），小说集《骰子一掷》（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独自上升》（海天出版社，1996）、《痛哭一晚》（作家出版社，1997）、《为之颤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爱情是怎样制造出来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重现的镜子》（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实际上是呼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情书考》（敦煌文艺出版社，2014）、《出处》（大连出版社，2015）、《发现》（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我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另有数本小说集被译成法语、英语在海外出版。曾获得东北文学奖、辽宁优秀青年作家奖、辽宁文艺之星奖、第九届庄重文文学奖、第十届曹雪芹长篇小说奖、第三届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提名暨决审团奖、第二届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等奖项，2015年在英国出版的小说集《POINTS OF ORIGIN》入选《卫报》推荐的“年度最佳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