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丽

摘  要：《春秋》作为经典著作，被历代学者所熟知，并进行细致学习与研读。其内涵丰富，意义深远，至今在学术界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春秋》阐发“微言大义”，常以一字示褒贬之意。孔子作《春秋》，文成数万，其旨数千，因义以起例，因例以言义。本篇文章主要以“录之例”为具体研究对象，探讨何休解诂中“录之例”的呈现形式。同时，就其书法录与不录、何种方式录，结合何休解诂来探讨其背后所蕴含的“微言大义”。众所周知，至於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因此，后人读《春秋》必于其笔削之间见其义理。

关键词：何休;公羊传;微言大义;录之例

一、录之例的辨析

录之例在《春秋》经和传文中并没有显著的记录，多以月、日、地以及经传文记录的详略程度和录与不录等在何休的注中呈现。通过经传文的书法，何休解诂圣贤寄寓其中的情感态度。其形式多以“……者，……录之和故为……，……录之”等出现。通过对何注的梳理，录之例总计有七十余例，其中“恩录之”十三例，“详录之”九例，“危录之”八例，“重录之”七例，“故录之”五例，“喜录之”和“善录之”各四例……由于种类较多，不一一列举。何休注中大规模的出现录之例，据笔者观察此种情况多被刘逢禄归纳进《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的“时月日例”中。经文中以“时月日”的常例与变例来实现其以“何种态度录”、“录与不录”、“为何录”等一系列方式。当然也有一些不以日月为表现，则是通过经文中记不记地点来凸显录之例、记不记此条经文以及记录此条经文的详略程度来展现录之例等。

二、录之例的呈现形式

（一）以常例呈现

《春秋》有常事不书的特点，也就是说凡所书，皆有其旨。这里所谓“录之例”以常例的方式呈现，不是针对整条经文而言，而是说不通过经文中书法例的变化来达到“……录之”的目的，就其书法常例中已经包含有“恩录之”、“危录之”等意义。据笔者统计何休解诂中约有二十二例“录之例”以常例的方式呈现，为了便于理解，对比两条略做分析：

1.（隐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何注：月者，为内恩录之。

2.（成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锡公命。

何注：月者，例也，为鲁喜录之。

通过以上两例，可以看出记录时间一致，皆是书月，何注也皆是根据“月”解诂其“恩录之”、“喜录之”等。结合隐元年的何注和徐疏可知：月者，为内恩录之也。若王使人来，则书月，表为内恩录。若诸侯使人来，即不月。以示诸侯比於王者轻，会葬皆同此例。可见，此处的“录之例”展示方式是蕴于常例中，常例书法已经包含此意，不需改变书法方式来彰显“……录之”的目的。鉴于常例呈现“录之例”的数量较多，就不一一列举。

（二）以变例呈现

通过笔者分析，何休解诂中约有四十九例“录之例”是以变例的方式呈现。现就其两例简要分析：

1.（隐十年）冬，十月，壬午，齐人、郑人入盛。

何休注：日者，盛，鲁同姓，於隐篇再见入者，明当忧录之。

2.（隐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齐侯、郑伯入许。

何休注：日者，危录隐公也，为弟守国，不尚推让，数行不义，皇天降灾，谄臣进谋，终不觉悟。又复构怨入许，危亡之衅，外内并生，故危录之。

观察以上两例可知，何休解诂其为“忧录之”和“危录之”。通过对书法的观察可知，这里两处基本一致：时、月、日，同样是属于“入”的情况。据“（隐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這一条经文，何休注：“入例时，伤害多则月。”由此可知此处两例“入”书日皆为变例，且何休有随文注其为了发挥“忧录之”、“危录之”而书日。

（三）不以例呈现

探讨了以上两种“录之例”的呈现方式，根据笔者不成熟的分析，认为还有一种不以例的方式呈现。就仅是依据经文中具体的字义或传文发问所展现出这种“……录之”的含义，因为这种现象较少且具有特殊性，所以并不涉及例的情况。据笔者统计仅寥寥数例，不过作为一种呈现方式，依然要谨慎分析。以下就其两例做具体阐述，如：

1.（文十有三年）世室屋坏。

何休注：言屋者重宗庙，详录之。

2.（昭十有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

传：孛者何？彗星也。……

何休注：三孛皆发问者，或言入，或言于，或言方，嫌为孛异，犹问录之。

据以上所列举的两例，可以看出何休解诂为“详录之”和“问录之”。第一条这里的详录之，其在经文中的展现是通过“屋”，因为屋涉及到宗庙，因而对这个事情进行详细的记录。按现实性考虑对《春秋》中这种记法完全可以理解，中国古代以至于现如今对宗族祖庙思想都是很重视的。第二条是关于灾异的问题，这里涉及的是异。此处是通过传文的发问，为了别嫌明，故而犹问录之。显然，此处两例“录之例”的呈现方式既非常例又非变例，因此在这里单独阐释。

三、录之例所彰显的微言大义

（一）亲亲尚质、亲亲相隐

据桓公十一年，郑忽出奔卫。《传》：“《春秋》，伯子男一也。”《解诂》云：“《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为一。……王者起，所以必改质文者，为承衰乱，救人之失也。天道本下，亲亲而质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烦。”由此可知，《春秋》损文从质。那么就“录之例”的书法，具体分析如何体现亲亲尚质、亲亲相隐的大义。

1.（隐二年）冬，十月，伯姬归于纪。

何休注：妇人生以父母为家，嫁以夫为家，故谓嫁曰归。明有二归之道。书者，父母恩录之也。礼，男之将取，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女之将嫁，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内女归例月，恩录之。

2.（庄十有二年）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纪叔姬归于酅。

何休注：来归不书，书归酅者，痛其国灭无所归也。酅不系齐者，时齐听后五庙，故国之，起有五庙存也。月者，恩录之。

3.（僖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何休注：不以殇礼降也。许嫁卒者，当为诸侯夫人，有即贵之渐，犹侠卒也。日者，恩尤重於未命大夫，故从诸侯夫人例。

4.（文十有五年）十有二月，齐人来归子叔姬。

何休注：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所以崇父子之亲也。言齐人不以弃归为文者，令与敖同文相发明。叔姬于文公为姊妹，言父母者，时文公母在，明孝子当申母恩也。月者，闵录之，从无罪例。

以上四条经文皆涉及（鲁女）内女的情况，何休解诂根据书法的不同，体现了“恩录之”、“闵录之”的具体现象，那么这些现象的根据在何处。《春秋》王鲁，因此以内女为贵，故归例月，以示与其他诸侯女作区分，即使鲁国替天子主嫁女，其归仍不书月。根据记录内女例月体现恩录之，至于为何要恩录，则是其重亲亲的思想在主导着。上文中齐人来归子叔姬，根据前文可知子叔姬本是有罪，但依然归书月从无罪录，可见因亲亲相隐，不忍言弃归，故闵录之。这一书法通过何休解诂的记录情感，来表达亲亲的思想。

（二）尊礼重德、褒善重贤

《春秋》托鲁为王，试图建立一套理想的政治制度，这个所谓的理想制度包含一系列尊卑、等级、秩序等。尊礼重德、褒善重贤是实现这一政治制度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这一制度的优越性的彰显。下面结合《春秋》中的具体录之例，探究如何彰显这种思想。

1.（僖十年）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齐。

何休注：月者，僖公本齐所立，桓公德衰见叛，独能念恩朝事之，故善录之。

2.（僖十有五年）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齐。

何休注：月者，善公既能念恩，尊事齐桓，又合古五年一朝之义，故录之。

3.（僖三十有三年）冬，十月，公如齐。

何休注：月者，善公念齐恩及子孙。

以上三条关于“公如齐”的记录，何休以“善录之”、“故录之”来解诂，那么所善者何，又为何故录之。这三条经文的记载皆是针对僖公如齐而言，结合《春秋》的前后经传可知，僖公本在齐国的帮助下立为国君的，所以僖公屡到齐国以表感谢和依礼拜访。也就是说僖公的这种行为是被作为善来记录的，这一记录态度背后体现《春秋》对尊礼重德思想的推崇。又根据春秋常事不书的特点，而“（僖公十五年）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齐。”此条本可以作为五年一朝的常事略去不书，但这里为了表明僖公依礼如齐而书，何休注“故录之”。孔子曰：“书之重，辞之复，呜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由此可见，“故录之”、“善录之”都是有其要发挥的义理所在。又如：

4.（庄十有九年）秋，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

何休注：公子结出竟，遭齐、宋欲深谋伐鲁，故专矫君命而与之盟，除国家之难，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详录之。

5.（成八年）卫人来媵。

何休注：伯姬以贤闻诸侯，诸侯争欲媵之，故善而详录之。

此两条皆是关于“善而详录之”的情况。第一条涉及大夫“遂”的问题，《春秋》一向主张大夫无遂事，此条属于变例。这里之所以善而详录之，跟褒善重贤的义理是分不开的。也就说大夫在面对国家、百姓和君主命令之间，是可以权衡利弊的。如同公羊学所赞许的“祭仲行权”一样，认为在危急的情况下国重君轻。何休解诂的“详录之”就蕴含一种态度，即是对善、贤的认同赞许，权力与至善良行之间的一种张力。第二条也是《春秋》书法中的一条变例，就一般情况“媵”不录的，但这里因为伯姬贤，故善而详录之。所以通过文辞详略来表现微言大义是《春秋》不容忽视的特征，这里的详录之则主要凸显出《春秋》重贤的思想。

（三）尊王尊君、诛篡讨乱

结合史实可以看到，春秋时期禮崩乐坏，臣弑君，子弑父，邪说暴行盛行。面对这样的背景，孔子作《春秋》。《孟子·滕文公章句下》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可见《春秋》一书，对乱臣贼子有极大的抨击，然而就其现实性考虑到“上以讳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故不可直言书之。因此，孔子只能寄托于一字褒贬之中，以至于后人读《春秋》要以例会义。以下具体分析孔子如何塑造这一政治制度，就“录之例”而言，如何实现其尊王尊君、诛篡讨论的思想。

1.（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何休注：本所以书庄公生者，感隐、桓之祸生於无正，故喜有正，而不以世子正称书者，明欲以正见无正，疾恶桓公。日者，喜录之。

2.（成十有八年）宋鱼石复入于彭城。

何休注：不书叛者，楚为鱼石伐宋取彭城以封之。本受于楚，非得于宋，故举伐於上，起其意也。楚以封鱼石，复本系于宋。言复入者，不与楚专封，故从犯君录之。

3.（襄二十有五年）秋，八月，已巳，诸侯同盟于重丘。

何休注：会盟再出，不举重者，起诸侯欲诛崔杼，故详录之。

此三条经传，分别以“喜录之”、“从犯君录之”和“详录之”的解诂之辞，从正反面反映出“录之例”所要彰显的微言大义。第一条通过庄公出生的欢喜君子大居正，反衬出对隐、桓之祸的痛惜，从而引出对桓公弑君的疾恶。此“喜录之”的背后透露出对君子大居正的推崇，对得位不正、篡弑行为的贬斥，从而从侧面反映出尊君的思想。第二条则是从正面直接书鱼石“复入”（出无恶，入有恶）来展现不与楚专封，何休解诂把楚此行为记为“从犯君录之”。这则是直接展现出要尊王尊君、诛篡讨乱，楚无权专封，僭越天子自封诸侯罪大，故以罪录之。至于第三条，通过变例（会盟再出，不举重者）来展现诸侯会盟之意在于诛齐国乱臣贼子崔杼，其用详录之来记录，变常例（书重者）为变例（既书会又书盟）来展示。可见此一详录同样值得推敲，背后蕴藏《春秋》诛篡讨乱之意。

参考文献

[1]（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刁小龍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2]王磊.何休《春秋公羊解诂》“主书例”探微[J].孔子研究，2016年第5期.

[3]（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9.5.

[4]张振.试论春秋公羊学派对“例”的认识[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3月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