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祥彬

关键词：融画入影;但杜宇;文化景观;电影民族化

2011年挪威国家图书馆在整理诺尔兰郡拉纳市摩城电影旧藏时发现数本名为“EDDERKOPPENE”并附有中文字幕的电影拷贝，经与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确认为中国佚失已久的电影《西游记盘丝洞》。中国早期无声电影幸运地重现在当代电影观众面前，并再次将画家但杜宇与早期中国电影“绘画”联姻的帷幕拉开。

一、由画入影：但杜宇与早期中国电影

但杜宇系20世纪20年代名噪沪上的仕女画画家，1897年出生于贵州广顺的官宦人世家。自幼深得父亲但培良钟爱，在其支持下学习中国传统绘画，“对乡贤金鼎老先生的工笔画最为倾倒，闲暇专心临摹，几至可以乱真”[1]，深厚家学奠定了但杜宇的绘画基础。但杜宇13岁时丧父，家道中落，后流落多地。1915年，18岁的但杜宇扶老携幼至上海谋生，几经波折，终以绘制仕女图、“月份牌”声名大振，获资颇丰。20年代初期，但杜宇“深感绘画艺术在宣传教育民众方面，其作用难以与电影艺术匹敌，遂决心攻克电影艺术的堡垒，打破洋人对电影艺术的垄断”[1]。1920年，但杜宇与人集资大洋1000元从法国人贝克纳处购得“爱脑门”牌电影机，自学电影拍摄技术，由绘画开始转向电影创作。但杜宇的电影实践被认为：“电影常有追求意象性和形象性的唯美倾向。其得力于美术的根底，视为重要的原因。”[2]画家的职业身份与美术修养在但杜宇的电影创作中留下了深刻的文化印记。这些不仅在电影画面构图、光线、影调的技术呈现上与绘画技巧实现了内在的美学统一，而且也深度形构了但杜宇对电影艺术审美、电影叙事以及女性身体的电影化表达。但杜宇的电影创作实践丰富了早期中国电影的叙事类型，提升了技术水准，并以独特的制片态度从艺术、文化、产业多个维度从事电影活动，汇入早期中国电影人的多面探索，共同加速了电影这一现代科学技术媒介的民族化进程。

20世纪初期，国门洞开，西学渐进，民族衰落，复杂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刺激着各行各业的有识群体加入早期中国电影的探索实践中，为20世纪30年代第一个中国电影高峰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中国电影走向成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早期中国电影人借由自身专长助力电影发展，形成了“由商入影”“由戏入影”“由文入影”“由评入影”“由演入影”“由学入影”等不同文化路径 ，美术家们也积极投入电影创作，涌现出“以画入影”的但杜宇、万氏兄弟、史东山等。以但杜宇为代表的美术家将美术创作积累的造型手段、审美意识、现代精神气质带入电影创作，开拓了电影叙事类型，也成就了中国电影先锋性的艺术探索。1921年但杜宇创作电影长片《海誓》，从故事情节上进行了革新，在电影艺术表达方面将绘画的经验大量运用于角色造型设计、场景设计、画面构图，赋予了电影“绘画性”美学。但杜宇“由画入影”的实践探索不仅获得了丰厚的商业回报，刺激大量民族资本进入电影创作，也通过电影媒介讲述完整成熟的中国故事，培养了本土电影观众，标志着中国电影真正摆脱尝试探索进入民族化实践的新阶段。

二、融画入影：电影民族化的艺术探索

1925年《上海画报》发表倚虹的文章《评〈重返故乡〉影片》，提出但杜宇电影“融画入影”的美学评判，并认为但杜宇的电影以独特的美学追求首开“哲学意味的新纪元”。美术审美精神的早期浸染和职业身份使但杜宇将电影认定为“会动的美术”，是其美术事业的延续。但杜宇“融画入影”对电影唯美主义的美学追求、对电影性表达的探索，成为早期中国电影民族化艺术探索的重要内容，加速了电影叙事的成熟，促进了电影产业的发展。

（一）传统性到现代性：唯美主义艺术追求

早期电影创作深受文明戏与20世纪初思想启蒙运动的影响，电影成为表达思想观念、启发民智的媒介工具受到知识分子阶层的关注。电影作为介入社会、宣传思想的现代科技媒介与文化景观，参与、记录、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变革。中国电影“载道”的价值预期传承了传统思想“重道轻器”的文化观念，促成了早期电影“影戏观”的形成。戏是本质、影是形式的电影观念影响着中国电影的长期发展。但杜宇在早期中国电影探索实践中另辟蹊径，将西方现代审美融合中国绘画的形式表达移置入电影创作，以唯美主义的审美要求探索电影化表达。唯美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是19世纪末欧洲艺术家的精神文化危机。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个体的精神地位，艺术作品与宗教的神性光辉开始衰减。欧洲艺术家对现实产生幻灭错觉，怀疑、否定艺术作品的深度意义，“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主张陷入了非理性地追求形式、技巧与感官刺激的内循环。

“但杜宇在‘美的形式主义上的追求近似于西方的唯美主义，在对感官愉悦的追求上也近似于西方，而最大的不同是，西方的唯美主义认同感官愉悦，排斥道德或情感的传达，但杜宇在追求‘美的意境和感官愉悦的同时，仍然着意于伦理内涵的揭示。”[3]18电影学者安燕认为国内研究对但杜宇唯美主义的倾向存在误读，唯美主义追求形式，排斥道德或情感的深度表达，但杜宇在这方面实质是对唯美主义的反叛。实际上，但杜宇的绘画创作对西方唯美主义艺术思想的接受是选择性的。一方面但杜宇所接受的唯美主义理念的路径有别于汪熙昌、田汉、欧阳予倩等留学背景的直接经验，造成了但杜宇所接受的唯美主义理念是次级传播的信息内容，难免有误读与改写。另一方面，唯美主义艺术思潮作用于20世纪初的美术创作，仕女画、百美图等现代美术消费品的出现深受市場需求的影响，但杜宇作为当时广受欢迎的月份牌画家难免受到市场的左右。这种美学理念接受的个体差异深度影响了但杜宇的电影创作实践，也不难解释但杜宇电影兼具对画面形式美的追求与电影主题的现代性表达。

（二）绘画性到电影性：电影技术探索

世界电影的叙事深受文学与戏剧的影响，在视觉形式上又与绘画具有亲缘性。在20世纪20年代欧洲先锋电影实践中，大量绘画艺术家加入电影创作，并将美术创作中未来主义、达达主义对画面形式、光影美感的追求推向极致，以致电影脱离叙事进入形式探索的极端，电影成为“活的画面”。但杜宇的电影实践深受唯美主义的影响，追求电影画面形式所传递的审美体验，以唯美的艺术呈现形构了上海影戏公司作品创作态度严谨、高品质的价值品牌。一改国片粗制滥造、拙劣模仿之风。绘画创作的艺术经验赋予但杜宇的电影画面明亮、影调丰富、构图合理的视觉表征，人物造型及道具刻画细致入微，情节曲折感人，呈现出鲜明的反传统性。“第观其历次之出品，每次必有一种特点之发明，而尤于光为巧妙，无论选景布景，舞台美的表现，即一物之微之设置，亦务求引起观念之美感，吾故曰艺术家之手，实有异于人之手也。”[4]但杜宇将电影的形式追求上升为美学追求，对“美”的追求中包含深刻的现代性哲理思考，先锋性的电影观念逐渐摆脱了电影的媒介工具论理念。

但杜宇的电影创作对绘画性及唯美主义美学观念秉承着实用主义的态度，注重电影的艺术价值，特别是电影画面造型的表现力，实现了对早期中国电影电影性表达的突破。早期电影深受轻形式、重教化的影响，重点刻画人物叙事，在画面形式上着墨很少，很多场景呈平面化、简洁化。但杜宇大胆吸收绘画创作的经验，在场景设计上用心建构，大到场景空间、建筑形态，小到物件造型、摆放位置都精心推敲，让画面具有丰富的透视感、氛围感、节奏感、现场感;画面元素构成、人物走位分布注重线条变化，讲究均衡，彼此呼应，常见黄金分割的构图形式，让观者在观影过程中充分体会到影视美感。尤其是美术作品对空间和时间的处理经验，为但杜宇电影观念与创作实践提供了直接经验。早期中国电影的空间构型深受舞台剧视觉经验的影响，景别、角度的变化被置于观众的视角，场面调度也呈现舞台化的空间局限。但杜宇吸收西方美术创作的空间观念，电影画面中各种空间关系的组合与演员的调度相辅相成，人物的运动既符合情节的推进亦呈现了电影空间的丰富性。残片《西游记盘丝洞》在画面的纵深空间中，利用布光、影调以及门窗的叠加实现空间透视，凸显画面空间的神秘和层次感。电影中涂满油脂的小妖极富造型感，除了完成身份的区分，油脂的反光形成丰富的高光与阴影反差，在电影照明技术与胶片（硝酸纤维基片）成像并不成熟的早期电影实践中，将在幽闭黑暗画面暗角出现的配角人物从画面中凸显出来。高光与阴影的影调修饰层次尽显，表现出非常成熟的电影性表达。另外，但杜宇的电影也融合了绘画艺术的假定和象征手法。但杜宇运用胶片洗印产生的冷暖色调反差控制影片情绪氛围，给形式赋予更高的情绪象征。但杜宇电影实践将绘画性的形式技巧转化为电影性表达，不但赋予电影画面以审美体验，同时将审美意境植入画面形式，以美的形式深化了电影表达的丰富性。

三、亦画亦影：污名与正名的多重文化景观

但杜宇“融画入影”的艺术探索，不但丰富了早期中国电影的美学观念，促进了电影技术的进步，也打开了国内及南洋地区的电影市场。郑正秋盛赞但杜宇为“中国电影界之巨擘”“中国摄影师第一”。但是，伴随着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的开展与左翼电影人的崛起，电影创作的时代语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杜宇的电影与绘画作品同流，成了“带有浓厚唯美主义色彩”[5]89，“卖弄歌舞大腿”[5]246，“宣传色情肉感及无聊爱情”[5]354，“迎合小市民趣味和所谓‘生意眼的影片”[5]365，但杜宇的唯美主义电影实践被严重“误读”与“污名化”。近年来，随着但杜宇绘画艺术作品价值被重新发现，但杜宇绘画艺术与电影创作“亦画亦影”的美学互通研究也呈现“正名化”的新景观。

（一）救国意识与文化启蒙：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

20世纪20年代，逐渐成熟的中国电影汲取中国传统志怪小说与鸳鸯蝴蝶派文本，进入了武侠神怪、悬疑言情的电影创作浪潮。这种迎合市民阶层审美趣味、文化心理的通俗故事文本，为中国电影的民族化寻找到了生存的市场，电影不断将新的城市生活景观书写进电影文本，电影也成为城市消费的现代性景观。在这段上海影戏公司的“黄金十年”（1922—1931），但杜宇导演创作了《重返故乡》《小公子》《还金记》《西游记盘丝洞》《杨贵妃》等21部电影。当时众多学者认为但杜宇始终秉承其绘画的“唯美主义”艺术追求，以肉感、奇观、言情等吸引电影市场的关注。甚至有评论认为但杜宇迎合底层市民的审美趣味，电影专注封建道德的说教，专门消费女性身体。但杜宇的电影因“艳情”“陈旧”，缺乏“斗争性”而被时人诟病。然而，这样的评价忽视了但杜宇进入电影“深感绘画艺术在宣传教育民众方面难以与电影艺术匹敌”的初心，亦忽视了但杜宇对时局的关注与斗争的决心（其间创作漫画集《国耻画谱》《罢市之上海》《贪食小犬，死不足惜》）。细致考察但杜宇的电影实践与绘画创作，两种文本的对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但杜宇的电影作品鲜有左翼电影要求的鲜明斗争性，但其在《国耻画谱》等作品中用漫画的形式讽刺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险恶用心。但杜宇深入斗争前线写生《罢工后之上海江南船坞》《女学生之追悼郭烈士》，这些作品都表达了其强烈的民族情感、救国意识与斗争精神。

1930年上海光陆戏院上映辱华电影《不怕死》，但杜宇以“明夫”的名义资助洪深诉讼，并暗中带领员工潜入影院，用小刀划破皮质座椅若干，迫使电影停映。但杜宇的民族主义意识并非一时性起，与其家世有密切的关系，并在创作讽刺漫画中有明确展示。实际上，但杜宇的救国意识与文化启蒙的价值观念已经成为其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1931年，在联华影业公司罗铭佑“复兴国片”的呼声下，但杜宇带领上海影戏公司加入“复兴国片”的运动团体。“复兴国片”运动以“普及社会教育”“对抗外国片”“提高艺术性”等为口号提升国片的时代价值。但杜宇认同“复兴国片”的运动宗旨，并以自身的电影实践“复兴国片”。1932年联华出品电影《失足恨》的宣传页《赖婚本事》中详述了电影对自由爱情现代价值观念的情节流转，批判了世俗生活金钱至上的现实观念，以悲剧的形式激发人们对纯真爱情与自由婚姻的向往。安燕认为：“在文艺与政治难解难分的时代，但杜宇没有为任何外在于电影的力量左右，而是初衷不改，这是一种独立审美人格的体现。”[3]19实质上，考察但杜宇的绘画、电影创作年表可以清晰地发现但杜宇与时代命运的紧密关系，战争带给他的不仅仅是创作的素材而已，而且是公司两度被战火摧毁的切身感受，但杜宇不可能独善其身。因此，抛开时代语境与但杜宇的整体艺术创作，延续左翼电影思想对但杜宇的片面评价，并不能解释但杜宇在电影作品、电影实践与绘画创作中的价值悖论，对但杜宇的误读也须进行新的研究予以“正名”。

（二）百美图与女性电影：多维形构的性别观念

以“美人画”起家的但杜宇自然将美术的艺术审美与绘画题材带入电影创作。但杜宇电影中女性身体不仅成为其“唯美主义”艺术观念的电影化呈现，也成为时代大众的视觉消费品。民国初年以钱病鹤、沈泊尘、丁悚、但杜宇为代表的新式百美图画家所绘制的女性形象受到欢迎。新式百美图摆脱了传统绘画以古典女性为蓝本的图像想象，弱化文人的审美志趣，转而将现代女性天足、短裙、丝袜、皮鞋等身体形象置于学校、街道、商场等空间。在绘制月份牌的创作中，但杜宇深受西方绘画技巧和审美精神的影响，采用焦点透视和空间分割的方式将女性身体置于画面的视觉中心。香草美人的古典形象与现代的西式器物共置于画面空间，不同于中国传统国画线性造型，人物比例采用1 ： 7、1 ： 8的头身比例，大胆运用黑白灰变化来塑造形体的明暗变化及体量转折，注重人体结构的表现，女性角色性感、健康、时尚、自信，在美學范式上放弃了中国传统国画女性人物造型推崇的“优雅”“柔美”，而是转向“健美”“时尚”等审美风格，新颖的艺术美感较早地确立了电影初创时期的女性形象范式，引领了“新女性”的时尚潮流。

但杜宇的美术审美与摄影技法共同汇聚到电影创作中，其电影作品也大都以女性故事为核心，将女性身体从私人领域带入公共空间，电影的放映满足了观众合理的公开化想象要求。《海誓》中中国第一个女明星殷明珠的出现就是对传统性别观念的突破。早期中国电影中鲜有女性出现，女性身体在中国电影中仍然处于较长时间的隐匿或缺位状态。电影中的女性身体与月份牌上的现代女性形成了内在呼应，在现实文本中也产生了彼此的互文。视觉消费观念的产生促进了月份牌的兴起，在面临电影媒介中写实的女性身体便快速地衰落下去。“女性尝试用自己的身体在银幕内外颠覆传统的阶级和性别规范，在公共空间进行着两性的协商。”[6]但是，视觉消费的主体无法超越对肉体的留恋、对肉欲的宣泄。但杜宇电影中女性身体的唯美呈现显然产生了超前性，并不能真正被普通大众作为审美来解读。但杜宇试图通过电影对女性身体进行重塑和再现，用健美、独立、自信的女性形象实现对电影情色表达的突破，摆脱肉感之争，以健美之誉形塑新女性的身体景观。

结语

作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重要的早期中国电影人，但杜宇画家、导演、摄影、经理的多重文化身份形构了1920—1937年间但杜宇电影丰富的文化景观。尤其是但杜宇早期绘画创作的艺术经历成就了但杜宇独特的艺术观念，并深藏在电影技术的探索与艺术的表达之中。但杜宇早期电影创作探索为中国电影的民族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