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寿

1

不周山。

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地方。为何会有北山和南山之称？共工在这里撞倒了不周山，使天地倾斜，地陷东南。那么，这个倒下的不周山在什么地方？

那年我在辽阔的新疆大地漫游时，看着无边的草原就想，这大概是当年共工游牧的天下，抑或是黄帝游牧的天下，但站在帕米尔高原上时，就明白，这都是黄帝一族的牧场。从那儿往东看，连东海几乎都能看见，遥远无垠而又平直的地平线说明，以此往东之地，都是平坦之界。李白的童年记忆是“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飞度玉门关。”说明李白是从帕米尔高原西边过来的，一路跟着不周之风走，就到了玉门关。这里的长风就是不周之风。传说不周山倒下之后，整个西北就没有了挡风的屏障，于是，浩荡长风就此扑向东南。

但在帕米尔高原上，有人给我介绍说，这里就是传说中的不周山。我当时吓了一跳，然后就是愣住，往四周看。看着茫茫雪峰，不错，这里可能就是不周山。到现在它仍然与青藏高原一样被称为世界屋脊，在动荡的上古时代，也许它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在西北方为整个中国遮挡着狂风，可是它竟然被一个叫共工的人撞倒了。共工之人何耶？

《山海经》中有颛顼和大禹与共工子孙战斗的记录，说明共工族生活的时间非常长。从各种记录来看，他们长期生活在北方，而在西北这个地方发生了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战役。这就是黄帝与共工大战。

这个故事在《山海经》中没有记载，我们可以靠其它的神话来补充一下。黄帝族在昆仑一带向东发展，收服了北方的几个少数民族虎豹熊罴貔貅等，这些少数民族原来都是臣服于共工的，共工族在北方，是北方的霸主，大概也就是后来的匈奴和蒙古族的先祖们。他们在西北这个地方展开了决斗，因为黄帝族可以用箭用车用鼓，还有玉石做的武器，共工族不是对手，失败了，共工怒撞不周山而亡。

根据后来发洪水这个事情，科学的猜想应当是共工族来到西北与黄帝战斗之时，正好赶上了青藏高原与帕米尔高原相撞引发的一场大地震，于是，便有了世界最高峰不周山的倒塌，有了冰川融化，洪水滔天，女娲在这时候就出来补天。前文已经述及这些内容，不过，根据我们目前的科学推测，冰川融化是在一万年左右，但围绕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伊朗高原的记忆，其最后的时间应当是五六千年之时。洪水在地球上肆虐了几千年，原来的文明几乎都被淹没了，剩下的人在世界最高峰生活着，或者流亡到其它地方。這与《吉尔伽美什》《圣经》《山海经》中记载的时间都差不多。继而，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上古时期的世界图景。

我们暂时可将其定义为昆仑世界。

从现已知晓的世界历史可以发现，不管科学技术如何发达，世上依然有另一种文化的存在，即人文。反过来讲，不管过去巫术和宗教如何发达，朴素的自然科学依然存在，且是巫术与宗教的基础。科学与人文是今天我们的定义，但在遥远的过去是道与器、巫术与知识、宗教与科学。昆仑时代因其巫术、玉石、星象等特征可看成是旧石器时代的末期，自然也是新石器时代的开启者。因昆仑是当时世界上的最高峰，是离天最近的地方，可以与天对话，又可以观测天的变化，同时，昆仑山上有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器物玉石。玉石既被认为是最为灵性的器物，是祭祀天帝和诸神的法器，自然其商业价值也极高，也是当时武器中最先进的武器。在那个以陆地为主要生存地域的时期，亚洲包括欧洲之间的交往都以昆仑山为界。再加上前几章所述昆仑文明的一些特征，可以暂时将昆仑文明确立为上古文明的一大中心。中国、印度、伊朗乃至两河流域的文明都与昆仑文明有着极大的关系。我们不敢就此断言这些地方的文明是从昆仑山上向四方辐射的，但可以断言昆仑文明是上古时代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心。从目前来看，它是那时最大的中心。

2

四川的三星堆和浙江的良渚遗址我至今未去看过，但在暗夜里一直翻看它们的一些材料。凡是与两者相关的新闻、纪录片都已涉猎过。去年秋天，到杭州开会，本有机会去看良渚，但因为疫情和工作的原因未能成行。在杭州工作的师弟兼诗友张海龙做了关于良渚的纪录片，几次相约也未能成行，约好辛丑年去看看。在看了他的一些介绍和关于良渚的诸多文物后，我初步觉得关于昆仑文化在东南一脉传播的线索大体有了眉目。

前面已经述及，若是从《洛书》来看，中国占了九宫地理的一半多方位，即北方、东北方、东方和东南方。东南方的文明主要是沿长江发展。三星堆里的玉器、祭祀铜器，良渚的玉器、星象测量方面的文物都与昆仑文明有关系。进一步讲，也与印度的星象学和苏美尔人的星象学、阴阳历相关。此时，我便想起司马迁记述张骞、司马相如的事来，尤其是张骞从西域考察归来后给汉武帝说，从中国的西南部可以通往西域，于是汉武帝就派张骞等诸臣去西南开拓。

这就说明西域的人常常通过印度和南亚诸国从西南方来中国，主要与长江流域的人进行各方面的交流，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从昆仑山上传下来的文明在中国的西南部与西域诸文明进行了长期的交流，他们跋山涉水，交换丝绸、象牙、玉器，以及战争、水利、祭祀等方面的器物。故而，我们可以说，以黄河为中心的文明长时期占有了历史的话语权，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带在逐渐建立中原文明中心之后就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原之外的文明，中原四周的文明长期处于蒙昧状态。其实，在三千年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华大地上依托黄河与长江孕育了不知多少文明，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称那时的中华文明为“满天星斗”。这个比喻多么形象，一方面指中华文明在那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中心，各地都有相对自成体系的文明，它们像珍珠一样撒满了大地;另一方面也喻指几乎所有这些文明的一个精神面向就是仰望星空，人类都是以星空为坐标来定义大地。

最近，在写这部书稿时，我在复旦读书时的舍友杨杰兄寄来了一本他的书，讲的是道教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原始崇拜的一些文化，他在讲《河图》《洛书》时吸引了我，并启发了我。我们在微信上进行了好几天的交流，我把最近写西王母的一篇文章发给他看，他说我讲的西王母的回屋很有意思，这使他想到了摩梭人的老祖母屋。他发来照片，我看了一下，也觉得极有意思。在老祖母屋里，有生门和死门，有回字形的结构，同时，屋里有两个火塘，有两根柱子，分别是男柱和女柱，代表了阴阳。它到底与西王母的回屋有多大关系，我们也不知西王母的回屋是怎么一回事，但依前文所述的文化图景，我们大体可以猜想出一个朦胧的模样，它应当是《河图》《洛书》的模样。摩梭人的老祖母屋可不就是西王母回屋的传承吗？

过去我们长时间以黄河文化为中心而将四方文化都往里套，长江流域的文化被忽视了。若以各自文化的常态来看，当然有与黄河流域文化的大量交流，且在秦汉甚至周以来都以中原文明为中心，这个是合乎历史的，但在周之前呢，它们应当有自己的文化传承。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的三星堆和良渚文化，它们就是三千年之前的文明。杨杰兄在那本书里还列举了大量西南地区的民俗，来说明龙文化、伏羲文化的传承，尤其重要的是，那些地区也有伏羲女娲是从昆仑山上下来的传说，这就说明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源头都与昆仑山有关。

我暂时将它们视为昆仑文明的西南部传承。

3

那么，以此来看，张骞为我们描绘的世界图景已经是夏禹之后两千年时的汉帝国时期了，当然也是昆仑文明之后三千年甚至五千年后的历史。此时，世界在不断地合并之中也形成了不同的文明中心。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考察三千年以来的文明时发现，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世界上产生了不同的文明。他不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所以简单地认为中国、印度、波斯及两河流域、古希腊在互不来往的情况下产生了各自的文明，而这些文明成果至今仍然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未有大的变化，人类依然在运用这些创造成果。他把这一时期称为轴心时代。但是，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轴心时代则是人们所不解的。

也就是说，张骞所在的时代是诸子百家尤其是孔子和老子之后五百年时的大一统时期。此时，儒家合百家于一身，创造了新儒家，真正成为统一中国的学术思想。“三纲五常”四个字统治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皇帝可以轮流做，但这四字不倒，中国的文化就不倒，政体就还在，道德伦理就还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每一个皇帝都很清楚，他就是靠这四个字在经营着天下。轴心时代的动荡思想在董仲舒和司马迁的时代结束了。

不久，道教创立。中原文明的中心地位得以确立，同时，也向四方辐射。此后，这样的中心地位不断得以巩固，历史也不断地以此而展开，数千年之后，如果不是神话传说，我们已经无从知道在中原文明的中心建立之前还会有其它的文明来源，更不会知道昆仑了。

如果我们从中国文化的发展史来看，也许能窥得一斑。我们说中国文化是从伏羲一画开天时，创立八卦，然后有阴阳、五行、天干地支，但我們若要问，伏羲画八卦又是从何时开始？孔子在《周易·系辞》中讲得很清楚：“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也就是说，伏羲的思想并不是异想天开，没有来源，而是从《河图》《洛书》中得来的。那么，便有一问，《河图》《洛书》又是从何而来？

我们也只能从传说中寻找，而传说都来自昆仑。也就是说，“传说”二字是关键。何以见得？这得从媒介的角度去看。

4

今天来看，文字虽在不同的地区各有产生的时代，但都在五千年上下。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原来被认为是最早的文字，产生于五千多年前。欧洲学者很兴奋，因为不管怎么说，古埃及再伟大，不也被罗马打败和吞并了吗？后来学者们又往中东地区考古，因为那是亚历山大的遗迹。发现敦煌的英国学者斯坦因的行李箱里永远藏着三本书，一本是有关亚历山大征东的历史，这当然是由很多本书构成，也可以说是他心中的书;第二本是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第三本是《马可·波罗行纪》。他学的是东方学，正好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他便要求去印度工作，在那里，他还接触了犍陀罗时代的艺术，对玄奘走过的路线便极为着迷。他按图索骥，便发现了楼兰和敦煌。在此前后，他的其他朋友则直接去了两河流域考古，结果发现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这使他们更为兴奋，因为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时，他们的先祖，伟大的帝王亚历山大大帝就彻底统治了那里，并且一直将战争的利剑指向中国，只是在印度时结束了战争。但最令后世的西方学者兴奋的是，亚历山大带来了几百年的希腊化运动。他把自己的老师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传播向西亚，并且在那里诞生了健陀罗艺术，又使佛教兴盛起来。

西方的考古学家发现，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更早，也产生于五千多年前，且还有其它文明成果相佐，于是改写了文明史。所以他们在全球史有了新的书写，把原来从非洲起源的文明开始慢慢改为从亚洲的美索不达米亚起源。再后来，人们又考古出了古印度文明，发现了古印度文字。印度文字也是在五千多年前产生的，是印章文字。中国的汉字一说是伏羲时就创造了文字，比较普遍的传说是黄帝时代的仓颉造的，应当也是五千年，只是发掘出来的甲骨文是殷商时代的，才三千三百多年。但无论是楔形文字也罢，印章文字也罢，都未能发展起来，倒是中国的汉字发展得较为成熟。哲学家德里达在考察了世界上所有的文字后说，目前为止，只有中国的文字还拥有认识世界的形象，因为它是音、形、义结合较为完备的文字。这不就是海德格尔反复寻找的人类对世界的原初命名吗？反过来再观察，似乎楔形文字、印章文字都有一个特征，即方块字。这可不就是《河图》《洛书》的方形建制吗？无怪乎写了《全球通史》的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感慨地说，也许创造了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文明的苏美尔人，并非来自于非洲，有可能来自遥远的东亚。他指的当然是中国了。

另一个问题又不断地被人们发问：不管这些文字是何时创造的，但它们真正成熟时到了雅斯贝尔斯所讲的轴心时代，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长呢？到底是什么引发了这些思想的创造？

如果我们对文字最初的创造和运用进行研究的话就会发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文字在创立之初，都由国家创造、命名，私人不允许创造，这就意味着所有的智慧最初都由王室秘密掌握，甚至大都掌握在一个人或极少数人手里。所以也被说成神授文字，被赋予崇高的立意。当然，反过来看，这些最初的文字背后藏着人类先民创造文字的动机、思维和形象。我们会发现几个特点，一是象形字，即都是看着所命名的事物的形象画出来的;二是楔形文字、印度印章文字和中国的文字都有一个特点，即方块字，至少有方块字的雏形。这似乎也意味着整个亚洲的文明有共同性。这就说明它们在上古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交流和学习。同时，上面已经述及，它们都有《河图》《洛书》的九宫格的形制，这说明它们也可能有同一来源。这是最令人遐想的地方。

文字在何时发挥其作用呢？总体来说，是私人写作的开始。《吉尔伽美什》显然不是个人创作，而是一个国家的记忆，是对苏美尔人英雄的记载，但他们后来没有参与轴心时代的文化建设，大概与亚历山大的希腊化运动有关。另一方面，《圣经》保留了最早的两河流域的一些记忆，而且它仍然以口头传播为主，说明它也许来自于上古文明的神灵崇拜时期。印度虽然没有保留下来多少印章文字，但雅利安人的史诗记忆里仍然保留了大量上古文明的东西。佛教的时代，是私人写作的开始。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与《圣经》、印度史诗、中国神话等一样，也都是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但人们在此基础上创造了新的文明，这就是私人写作的开始。中国的诸子百家写作、古希腊的哲学家们的著述以及古波斯时代哲人们的著述，都是私人写作的先声。

他们依凭的是什么呢？文字和与其相应的传播媒介。楔形文字是古巴比伦上古时代的文字，以固化的形式进行教化，不利于传播。中国的甲骨文也是王室拥有的东西，民间不存在，也不易传播。但王室智慧的外泄、诸子治世思想的兴起正好遇到竹简的普遍运用，给诸子学习和创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于是一个新的时代便诞生了。这就是轴心时代。虽然柏拉图、佛陀和孔子都没有自己写作，但他们的思考都被学生记录了下来，而且孔子还有伟大的创作，即对六经的整理与写作。

从孔子和中国诸子产生的情形来看，文明的诞生还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战争频仍，改变了原来的政治格局。在中国则是周天子被架空，诸侯爭霸，同时又有诸侯和士子乃至百姓对统一的强烈吁求。于是，人们开始思考如何经天纬地，如何重构生死之教，个体思想便诞生了。二是文化交流的兴起，改变了原来文化的固化形态。从中国的情形来看，不仅“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而且“诗书缺”，这就使民间有了学习的可能。当然，这也与战争共存。于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考虑“整理国故”，一方面把上古时代的知识进行总结，另一方面重新解释这些知识。

因缘合和，一个伟大的时代在世界各地都相继产生了。亚斯贝尔斯认为这些文明是独立产生的，它们互不来往，显然这种思想是不可靠的，也是不真实的。我们知道，克谟德里特走遍世界，一直走到了印度，只是没有来到中国而已。亚里士多德则在少年时代就游历了列国，且似乎也向印度学习过。与其相近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文明则更在学习的范畴内。中国也一样，虽然有大海和青藏高原的阻拦，但仍然有昆仑这样伟大的古文明中心。中国的学者也一样在学习，只是那时的中国已经建立了以周文明为界的中原文明。周公在洛邑建立了成周城，刻上“兹宅中国”的文字。从洛邑出发，周朝四方的边界距离几乎是相等的。这就建立起了天圆地方的文明学说。孔子即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进行新的创作。其它地区都一样。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荷马史诗》为思考的材料，研究神与人、灵魂与肉体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则更像孔子，对已有的文明进行整理与创造。

这足以说明，人类文明永远都处在一个交流互鉴的运动之中，一刻也未停过。只是新的时代、新的知识和媒介的出现，促成了人类文明的更替。不仅轴心时代如此，后来的时代更是如此。帛书等媒介材料的诞生和大量运用，以及知识的普及化、思想的个体化又使一个时代陷于动荡之中，因为各种知识和思想使人心中的冲突加剧而变得迷茫，统一的知识和标准失去了，战争也在不断发生。于是，人心思归，人人要求统一，结束这动荡的战争。董仲舒和司马迁便产生了。当然，首先是春秋争霸迫使秦始皇诞生，国家在暴力中统一，虽不久即乱，但这样的思想是大势，所以汉朝只是续接了始皇帝的政体而已。不同在于，到底是用暴力，还是用仁政来治理天下，则成了讨论的主要问题，如何完成这样的大一统成了思想家的命题。这其实也是五百年前的孔子和一千年前的周公的命题。

差不多同一时期，基督教和古希腊文化也在合流之中，且相互印证。而在印度的佛教文化，在佛灭度数百年后竟然形成了一百个左右的流派，相互责难，互相攻伐，终于人心思归，在龙树的时代产生了大乘佛教。相比来讲，中国最早进入大一统文化体系中，比罗马和印度要早几百年。然而，新的文化交流又开始了。在董仲舒和司马迁之后不久，汉明帝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很大的头顶有金光的人跟他说话。第二天，释梦的大臣说，这是西方的佛想来到中国。于是，汉明帝就派了两个五经博士带着很多人去印度引请佛教。一匹白马驮着经书来到了中国，后面跟着两个月氏国的和尚，一个叫摄摩腾，一个叫竺法兰。一个新的机构就此诞生，它叫白马寺。白马寺的诞生，意味着中国官方接受了佛教。佛教与儒家、道家的交流便产生了。

因为交流，在佛教来到中国不久，本土的道教应运而生，与佛教之间相互借鉴，当然也免不了相争。这就开始了儒道释三种文化长达一千年的融合。与此相类似，罗马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在合一后便进入一千多年的中世纪时代。古希腊哲学用来解释上帝的意志是合乎逻辑和道德的，所以两种文化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也是交流与融合的时代。

是什么打破了它们的长夜？是新的媒介、新的战争。早在汉代时，造纸术就产生了，这使儒家六经和佛经得以传播——某种意义上，若没有造纸术的产生，儒家的教化和佛教的传播就会非常地缓慢。但直到宋代，才产生了印刷术。也就是复制能力的极大提高。这种技术的产生，最明显地使诗教得以很好地传承，一夜间王安石和王维的诗传遍京城，人们争相传播、讨论，书商们有了商机，造成洛阳纸贵。而这种技术后来被传播到世界各地，特别是元朝的蒙古人将其带到了欧洲。欧洲的传教士开始大量印刷《圣经》，基督教得到极大的传播。与此同时，有人将罗马文学甚至古希腊文学也印刷后在民间传播，这就使人们看到了古罗马和古希腊的精神，对基督教有了批判，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印刷术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因为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书籍，受到教育，得到过去从未看到过的知识，所以中低层民众的精神得以改善，地主阶级甚至富农和小资产阶级觉醒，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不久，报纸产生，人们每天都可以看到新的知识、信息，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得到需要的知识，也逐渐觉悟，并且能够发表自己的看法，当然，这些看法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政治的重心下移。这就导致了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而在中国，私塾教育得到普及，书院在各地建成，封建社会得到进一步稳固。为什么会产生两种结果？这是因为中西方的地理环境、历史原因和在轴心时代产生的思想有根本的差异，西方是商品经济为主的社会，地主、资本家和小手工业者是统治者，工人是大众，是主要劳动者，他们在长期的契约中形成了稳固的关系，并且产生了相应的制度。中国则是农耕经济为主的社会，地主和富农是社会的管理者，他们习惯了以教化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利，当然也给社会贡献自己的能力和精神，而主要劳动者是农民，他们拥有土地，自给自足，也承认前者是他们管理者，他们之间也形成了长达几千年的稳定的社会管理模式。所以，这也是十九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主要以工人为主，而中国则以农民为主的原因。两种文化，两种经济形式，结果自然也不同。

但是，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不断介入，西方的科学思想和宗教不断传入中国，在慢慢地改变着中国的文化，同时，报纸的产生使西方的各种思想不断涌入中国并传至民间。于是，新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稍稍做过了解的人会看到，“五四”时期的文化社团和报刊杂志是最重要的力量。它们在改变着人的世界观和精神。如果没有这些媒介的推动，新的思想又怎么可能传播呢？鲁迅、胡适、陈独秀、毛泽东无一不是办刊物出身，无一不是大文豪。他们使政治的重心再一次下移。原来被孔子等认为是“小人”的广大民众觉醒了，他们开始发表意见，并且被前所未有地得到重视。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们甚至反过来教育知识分子。这就是媒介的变革所带来的社会革命。

但这些都是传统的媒体，新的媒体在不断地产生。十九世纪中期，西方首先产生了摄影技术，后来便在此基础上发明了电影。二十世纪初，电影被引进中国。那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新的媒介，在教育中将起到很大的作用。其实，时至今日，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人们把电影也没有太当回事，因为人们觉得这是艺术，或者是娱乐。半个世纪之后，在电影技术的启发下，电视产生了。它不再是艺术，而是实实在在的媒介和宣传，因为它每天都像报纸那样传播着社会发生的各种信息，政府靠它向民间传播执政思想。人们大概没有意识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传播方面，一方面仍然靠传统的报纸、书籍，另一方面则靠电视和广播。至今，我们仍然能想起1980年代末看了一些政论片后的情境。它的震撼力远远大于报纸和书籍，因为我们可以看见真实的山川，可以看到真实的外国情况。

然而，直到新世纪十年后，人们才意识到电影的重要。人们发现，美国的好莱坞电影整整改变了一代甚至两三代中国人，当然也整个地影响了世界。港台的电影和電视剧也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拼命地往欧美国家跑，拼命地模仿西方人的艺术、服饰、建筑。教科书几乎全是西方的。而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新的媒介。这就是互联网。互联网本来只是信息的传播者，后来竟然发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今天我们已经离不开互联网。2005年底，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开设博客，大量的写作者、摄影爱好者以它为媒介发表自己的作品。后来便是各种领域都开始进入博客，尤其是商业领域。博客是中国真正的自媒体的开始。它批判一切。当博客汹涌澎湃发展时，有人大喊，文学死了。因为文学成了大众事业，成了没有门槛的事业。很多刊物倒了。2012年前后，新的媒介又产生了，即微博。微博基本上是时事批评的场域，一开始是各种新闻的评论，后来则成了批判地方政府。政府的公信力一度令人担忧。此后接着便是微信媒体的出现。因为它可以在手机上传阅、发布，更方便，所以生活中的所有现象都成为传播的对象，而负面新闻往往会形成舆论风暴。

现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开始充斥人们的生活。我回家时听到最令人震惊的事是妇女们晚饭后就聚到一起跳广场舞，三个人可形成一个局。宁静的村庄开始变得喧闹。后来，这些人开始拍短视频，发抖音。他们把自己的生活搬到抖音和快手上，后来他们还把自己的农产品也进行直播带货。现在你只要一打开抖音和短视频，看到的全是陌生的农民、工人在秀自己，打开直播后再也不是歌星演唱，而是宣传推销自己的商品。广大农民被激活了。他们的意见开始左右网络。精英们的声音变得弱小并且常常被怀疑，甚至专家也因为各种原因被妖魔化。似乎人们不再相信精英的声音，各种媒体在报道时也大量引用网民的意见。明星、官员、富商和知名学者常常成为网络批判的对象。网络上的声音常常被政府用来治理吏治风气。这就使得人们常常以网络来干预政治、工作和生活，网络的力量被夸大，甚至有可能会变成另一种暴力。

媒介的力量发挥到极致。它甚至可以影响到美国总统的选举。特朗普用的虽然不是微信，是推特，但新媒体的性质是一样的。这就来到了今天。今天，正是我们重新思考和构建媒体伦理的时代了。

5

我用如此冗长的叙述是想告诉人们一个基本的逻辑：媒介总在悄悄地改变着社会，激发着新思想和新知识的创造，因为媒介的使用总是针对固定的人群，且在逐渐解放和激活低层民众，从而使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战争所需要的军队和武器非常重要，但媒介和传播也一样重要。电视、广播、互联网、微博、微信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文化，中国也是在这些媒介的发展中迅速地崛起。如果在今天我们要寻找一个能把全世界的文化都纳于一身的地方，人们可能马上会说美国，其实恰好相反，它是中国。美国人没有下中国人的力气来学习中国文化，美国人能说汉语者寥寥无几，相反，中国人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学习美国和欧洲甚至全世界，把几代人送到世界各地去学习甚至在那里落地生根。虽然中国人常常埋怨我们把自己的传统文化压抑得太久，埋怨我们竟然用了百年时间去学习西方，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场学习是值得的。

如果说，今天我们能够清晰地确认敦煌和以其为中心的广大西域地区是汉唐以来的人类文明交流的重要场域，今天的美国和中国又是人类文明交流的主要场域，中国尤甚，那么，我们也应当有理由相信轴心时期突然产生的知识、思想其实正是地区与地区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结果。它的产生是可以解释的。

进一步，我们也可以再往前推，在轴心时期之前，人们依然有永不停息的文明交流和互鉴，它们依然有相对活跃的中心文明，那么，我们就可以推导出昆仑是上古时代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高地，是亚洲的文明中心。

如此，我们便能放下固执，在承认所有的文明都是交流互鉴的结果，在此基础上，便能解释《河图》《洛书》应当来自昆仑文明，同样，我们就能承认在上古时代中国的西北部曾产生过伟大的文明，这就是昆仑文明。它是我们后来文明产生的基础。一支文明沿着黄河走，走成了伟大的中华文明;另一支文明沿着长江走，同样也曾创造出中华文明，只是后来与黄河文明合流了。

现在我们再来看张骞所处时代的昆仑和不周山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这个中心已经弥散了，成了神话和传说。甚至于，人们已经不知道或者不承认它曾经的存在，一如三星堆和良渚长眠于地下。

所以说，张骞与其说是去凿空西域的，不如说是去寻根的。一是找黄河的源头，二是找中国神话的源头。我常常想象，张骞，一个郎中，只不过在少年时看到过《山海经》和其它一些书籍，想象过西北的昆仑和西王母，它们后来成了月氏人的天下，现在则又成为匈奴的牧场，但它原来是大禹制定的九州的雍州的大部分啊，所以当汉武帝告诉他在出使西域时务必要寻找昆仑山与西王母时，便有些激动不已。在那个时候，他觉得他与汉武帝是一条心，是知己。这是他为什么在匈奴之地生活了那么久且有了妻子和儿子后都不愿意背叛汉武帝的一个原因。

张骞看到的昆仑世界已经从昔日水草丰茂的草原渐渐变成荒漠，所谓不周之山已经找不到了。他看到塔里木河从昆仑的西北流出，流进蒲昌海，然后又渗入地下，在积石山处流出，那便是中国河，是黄河。他激动地把这一切都记了下来。他还寻找了西王母，可是，他听到西王母国的人已经迁往条枝国了，也就是到了伊朗高原那边去了。条枝在安息国西边数千里远，那里靠近西海，而那个西海可能是里海。那里的人以耕地为生，过的是农耕生活。瞧！它还保留着中国式的农耕文化的特性。在那里有一座山，旁边有弱水。这使他有些遗憾。

当他把这一切都告诉汉武帝时，汉武帝组织了一批学者进行了讨论，最后确定，张骞发现的于田南山就是昆仑山，塔里木河便是“河出昆仑”中的“河”。张骞成了那时我们所知的最重要的地理学家、人类学家和文明交流的先驱者。

令我好奇的是，张骞所讲的西王母的故事为什么一直没有被人解读过？这个故事非常有意味，它说明西王母的传说不仅向东到了中国内地，留下了《山海经》里的诸多故事，而且一直也往西传播，到了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条枝国。它说明西王母的文明与西亚在交流融合。但在当代以来的中国，因为只相信周秦以来西边的边界乃泾渭之界，不相信有神话传说的雍州地界，所以也就想当然地不重视它们了。

如果我们进一步用考古来确认曾经有一个上古文明中心，即昆仑文明，那么，中国人的固步自封的心理是否可以得以改善，世界文明是否又可能有新的转向，甚至重新书写。

我以为，从现有的材料看，一切皆有可能被证实。

责任编辑 王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