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超

摘要：读图时代，科技的发展、电影的介入，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影像的建构、表现、传播和接受，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伴随贵州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发展，民俗影像经由被表现阶段、自发阶段到自觉阶段的飞跃，民俗文化的挖掘、整理、构建和表现也发生了质的飞跃。民俗影像的民族化与国际化，是国际文化生态的必然要求，也是民俗文化的符码化、科技化、影像化的必然趋势。自觉阶段，贵州少数民族民俗影像在民族认同与国际视野上，融合发展，再上台阶。

关键词：图像叙事  民俗影像  影像叙事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1）08-0147-05

自古以来，贵州少数民族有着民俗文化的图像叙事传统，在诸多的少数民族服饰、器皿、工具、图腾、建筑等实物上，少数民族用异彩纷呈的图像叙说着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和思想感情等。贵州少数民族的传统图像，既是他们民俗文化叙事的内容，也是民俗文化叙事的载体和途径。读图时代，科技的进步，影视技术的发展，电影影像成为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叙事的主要手段。贵州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兴起，少数民族民俗影像成为民俗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要手段。贵州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以表现贵州少数民族为主要内容，着力表现贵州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诸方面内容的片种。民俗文化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贵州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主要表现的内容。新时期，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表达、构建与传播，都是通过民俗影像的形式实现的。

贵州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兼有视觉艺术特征，又有听觉艺术特征，它是一门综合视、听艺术特征的艺术。贵州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不只是视、听艺术，它还兼有时间艺术、空间艺术的特征，即它还具有时空艺术特质。同时，它还是一门大众化艺术，它所设置的受众是基于大众化视角的。民俗影像与大众化视角表现的结合，贵州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品，建构了大量的贵州少数民族民俗影像。贵州少数民族民俗影像的发展，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贵州少数民族民俗影像的准备时期（1923—1949年）

中国人最早拍摄影像的尝试是1905年，任景丰在自家照相馆“丰泰照相馆”里。拍下了谭鑫培的拿手戏《定军山》的一个片段，此剧的拍摄，“从此开始了中国人的拍片历史，电影业在中国蓬勃发展起来”。贵州地域，早在1923年就第一次放映了《动物影片》电影，此片源自美国，经中国人翻译后在贵州上映。这事开启了贵州的电影播放事业，也为日后贵州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制作与欣赏，做了早期的准备。随着电影播放的次数和片种需求的增加，剧院数目也在增加，贵州社会对电影的需求量也在加大，贵州初步形成了“看电影”的新潮流。20世纪30年代前后，随着“看电影”快速流行，大量影片的播放和接纳，“看电影”在贵州已经成为时尚。当时，遵义商人柏继陶，25军独立师师长周西成等人，分别从上海、重庆租来影片，在遵义、赤水放映。同时，“在1930年前后，贵州省的省城贵阳已经建立起‘明星‘民众‘贵州‘神光‘中华等六家电影院”。贵州地域接触了大量的电影影像，并开始思考贵州人自己的电影影像的问题。

抗战时期，中国战略大转移，大量文化界、影视界的人物、机构等来到贵州，直接促进了贵州电影事业的发展。贵州的爱国人士积极投身到抗战电影的创作、拍摄与翻译中。如《日本间谍》（1937年）、《保卫家乡》（1937年）、《胜利进行曲》（1940年）等。这些电影活动中有了贵州人的痕迹，表达了贵州人对电影事业的向往与追求，对电影影像的渴望与追寻。贵州人不仅观看电影、欣赏电影，还在国内其他地方参与电影实践、学习电影理论，为日后贵州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摄制准备了条件。

总之，在此阶段，电影已经成为贵州社会的生活必需品。人们逐步形成了电影意识和观影习惯，对电影影像有了一定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在参与省外的电影活动中，培养了一定的技术水平和制片能力，并对民俗影像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

二、贵州少数民族民俗影像的符码化时期（1949—1966年）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在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电影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国内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纷纷登场，形成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可是，由于贵州当时经济、文化、技术等条件比较落后，电影事业的发展缓慢，电影摄制还停留在梦想阶段。“十七年”时期，国家提倡、鼓励少数民族电影事业的发展，省外少数民族电影蓬勃发展起来，大量少数民族民俗影像涌现。此阶段，有些电影包含了贵州少数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元素，尽管还没形成完整、成熟的贵州少数民族民俗影像的概念，然而，貴州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已经萌芽。此阶段，贵州少数民族民俗影像的构建，主要是在主流意识形态指导下，以服务政治主题为主要目标，为表现：提倡新思想，反对旧思想;提倡新风俗，反对旧陋俗，表现少数民族人的社会地位变化等思想主题服务。

“十七年”时期，贵州少数民族民俗影像的实践成就主要有两个。一是贵州电影制片厂的成立。二是拍摄了两部关于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这两件事情，标志着“贵州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概念的初步形成，它促进贵州少数民俗影像的构建与实践。

50年代中期，随着党和国家对电影事业的提倡和支持，贵州电影事业也得到发展。1958年，贵州省委、省政府决定从西德、美国进口最先进的摄影机及有关洗印等电影设备，建立“贵州电影制片厂”，选址在贵阳市醒狮路口。“贵州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系列新闻纪录片，和省外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了几部电影，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好景不长，1961年，因经济困难，电影制片厂暂停工作。1963年，贵州电影制片厂正式停工，贵州电影事业遭受挫折。

当时，因技术、资金、人员等诸多因素有限，电影拍摄只能采取合拍的方式。1960年，贵州电影制片厂与著名导演孙瑜合拍黔剧《秦娘美》走上银幕。该剧原著：梁少华、黄耀庭。主演：刘玉珍、吴家林。该剧由贵州省黔剧团创作并演出，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和贵州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属戏曲片，贵州省黔剧创作组编剧。电影既有侗族民俗文化表现，又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秦娘美》是贵州地方传统戏曲中的经典剧目，演出产生巨大的影响，备受当时受众的称赞。《秦娘美》是第一部贵州侗族题材电影。

1961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再次与贵州电影制片厂合作，由吴保安编剧，范莱、赵焕章导演，罗星芳、罗时隆主演的舞剧《蔓萝花》上映，该剧由贵州省歌舞团创作演出。电影《蔓萝花》采用苗族舞剧形式，叙说了清水江边的美丽凄婉的爱情故事，电影演绎了苗族姑娘蔓萝与猎手阿倒约的悲剧爱情故事。电影《蔓萝花》笔调清婉、感情真挚、情节曲折、发人深省，是“十七年”时期我国少数民族民俗影像的杰出代表，也是最早的贵州苗族题材电影。

总之，“十七年”时期的贵州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电影作品表现了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构建了贵州侗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民俗影像。此外，还有1959年贵州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新闻记录系列片《贵州新闻》（第一号），有的纪录片表现了贵州少数民族人民的民俗、生活、生产、思想与情怀等，是当时比较完整地介绍贵州少数民族真实生活状态的纪录片，也构建了大量少数民族民俗影像。

十年动乱时期，贵州电影事业基本上被搁浅，少数民族民俗影像也处于停滞状态。

三、贵州少数民族民俗影像的转型、发展时期（1977—1984年）

新时代，全国各地少数民族电影再放风采，许多省份的少数民族电影雨后春笋般出现，贵州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较快，民俗影像也得到巨大发展。这个阶段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品很多，艺术品种多样。如1977年，叶明导演的《苗岭风雷》采用传统京剧形式，讲述了1950年解放军解放苗岭的故事。影片出现了大量贵州苗族民俗影像，这些民俗影像不仅增强了电影叙事，还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苗岭风雷》的上演，受到国内观众的一致好评，成为此阶段少数民族民俗影像拍摄的典范。

1978年，有两部电影值得关注，一是刘忠明导演的电影《山寨火种》，二是叶辛小说改编，谢飞、郑洞天导演的《火娃》。电影《山寨火种》是此时期关于少数民族的电影代表作，电影讲述的是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贵州某地布依族山区发生的故事，电影中塑造了以“老虎崇拜”为代表布依族民俗影像，如对“老虎”“神岩”“神灵”“家园”等物质民俗、精神民俗的影像化表现。电影因民族特色鲜明、主题突出、情节曲折、节奏急缓有致、人物圆润丰满，叙事手法纯熟，而深受观众好评。电影《火娃》再现了苗岭山寨的民俗风情。电影表现了“苗家同胞一家人”的民俗理念、苗家人危难时刻“互相救助”等传统民俗观念。

此阶段也有一些新闻片《今日独山》《少数民族运动会》《多彩的贵州》等，多方面、多角度再现了贵州少数民族民俗影像。

总之，此阶段的贵州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围绕并突出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多方面、多角度反映了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等。电影的民俗题材与民俗内容得到拓展，电影因个性鲜明、主题突出、结构紧凑、情节生动、语言精炼、叙事成熟等，显得更加成熟，民俗影像的艺术水平有了提高。

四、贵州少数民族民俗影像的反思时期（1985—2000年）

此阶段社会思潮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伴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出现，贵州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也进入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反思阶段。二是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变化，电影艺术观念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此阶段，西方所有的电影艺术理论都在中国学习和实践过，贵州电影理论、电影美学的发展变化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此阶段的主要代表作是1985年李宽定编剧、黄健中导演的《良家妇女》，表现了黔北少数民族地区婚嫁民俗的问题。1985年陈献玉导演的《奢香夫人》，再现了明代贵州水西一带彝族英雄奢香夫人，表现了彝族民俗文化与汉族文化融合发展的问题。2000年朱一民导演的《扬起你的笑脸》表现的是苗族艺术研究专家安天，与苗族舞蹈家叶苓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阐明了苗族民俗文化的是苗族艺术家生存之根，创作之源，皈依之所。

此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电影作品是《良家妇女》，电影以凝练沉重的笔调，对黔北少数民族童养媳等民俗进行探讨。通过黔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童养媳习俗的表现，来反思黔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黔北的童养媳习俗包括“养童”和“养媳”两种方式。“养童”就是迎娶年龄大于自己的媳妇的习俗，当地流传的“家要发，女大八”“女大三，抱金砖”等说法就是证明。

同年，陈献玉导演的《奢香夫人》，电影从文化、心理层面，阐释了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与汉族文化的融合问题。涉及的是民族与国家认同的问题，贵州少数民族如何实现对本民俗文化和国家认同的结合问题，开启了民俗影像的国家认同的思考。

此外，1987年李宽定小说改编、华克导演的《山雀儿》深刻地刻画了新时代少数民族青年女性形象山雀儿。电影表现了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在现代化前的艰难抉择，以及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与主流文化融合发展的问题。此阶段拍摄的纪录片有《贵州少数民族歌舞》《我们贵州人》《威宁崛起》等，對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进行挖掘、表现和传播。

此阶段，电影制作人以更加深邃的思想、开放的理念、宽广的胸襟，开始多方面、多角度思考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对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表现，不再停留在简单、浅层的看点元素，更多地表现为文化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的思考。对民俗影像的表现视角，也由外围转向到少数民族本身。值得关注的是，此阶段大量贵州地域文化身份、贵州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电影作者，登上电影舞台，合力推进贵州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发展。如电影人：犹学忠、袁浪、陶喜明等人，以贵州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编剧、导演制作了大量的电影作品，表现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推动贵州少数民族民俗影像的发展。

五、贵州少数民族民俗影像的自觉时期（2001年以后）

21世纪以来，在“文化贵州”的理念下，贵州少数民族民俗影像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电影制作人在长期的少数民族文化接触与思考中，民俗影像的构建上升到更高层面。电影制作人深刻地意识到，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对民俗影像更加重视。由于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文化保存相对完整，国家将300多贵州少数民族自然村落作为重点保护村落。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是目前全国保留比较完整的地区，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成为全国电影人挖掘和表现的热点。贵州成为文化学、生态学研究的重点，大批学者、专家前往贵州实地调研、科考，贵州也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在文化上兼容并包，注重特色发展，迎来民俗文化大发展阶段。而且，此时贵州少数民族电影概念开始形成，贵州少数民族电影开始出现，这为贵州少数民族民俗影像发展定位和质量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6年贵州本地侗族导演丑丑的《阿依娜》，第一次以贵州侗族电影人的身份，以表现贵州苗族婚恋民俗为突破点，表现了鸟图腾崇拜苗族部落的原生态民俗文化。同年，霍俊杰导演的电影《我的长征》（非完整意义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彝族青年达尔火与彝族姑娘索玛两人在共同的彝族的民族情怀下，一见如故，迅速擦出爱情火花的故事。表现了彝族人民对自己的民俗文化的皈依和民族身份的高度认同。

2007年3月，李显刚导演的《阿欧桑》，积极探讨了在新的历史时期，苗族民俗文化如何保存与继续发展的问题。电影表现了在改革開放，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如何保留苗族古歌，继续发扬苗族古歌问题。苗族姑娘阿欧桑因爱情受挫，在独立自主创业过程中，凭借本民族歌舞而获得事业的成功，再次说明苗族歌舞为代表的民俗文化的现代意义和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同年，胡庶导演的《开水要烫、姑娘要壮》，表现了苗族人对本民族自身的民俗文化在集体无意识上的认同，并对苗族歌舞等民俗文化进行表现。2008年，贵州籍导演陶明喜《飞翔的爱》（非严格意义上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电影中涉及到传统少数民族医疗领域，再现了少数民族医疗文化的博大精深，肯定了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珍贵与价值。2008年，宋海明的《水凤凰》，以贵州水族地区的教育问题为主线，以水族姑娘水秀的爱情婚姻为突破口，表现了水族民俗文化影像。《苗乡情》又名《火中凤凰》表现苗族、侗族的传统防火民俗文化与现代消防文化的融合问题。《女兵还乡》探讨了少数民族地区现代民俗文化的发展问题。2007年6月，宁敬武作品《滚啦啦的枪》和《鸟巢》两作品尤其突出，是此阶段苗族民俗文化影像的代表作品。电影《滚啦啦的枪》讲述了芭莎苗族少年滚啦啦的成长历程，滚啦啦寻找父亲的过程，就是民俗文化寻根的问题。电影《鸟巢》讲的是芭莎苗寨少年贾响马到北京寻找父亲的过程，是另一种形式“寻父”过程，表现了芭莎苗族民俗的抉择问题。两部关于苗寨的电影，都突出了“寻父”主题，从民俗文化、心理角度，深刻表现了苗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碰撞、交融，探究了苗族民俗文化的发展问题。

2009年，韩万峰导演《我们的桑嘎》，探寻了全球化时代，侗歌为代表的侗族民俗文化的保存、延续与发展的问题。2009年陶喜明的《卧槽马》讲述了苗酒配方被巧取豪夺，揭示了保护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问题。2010年，陶喜明导演《马红军》，表现了革命时期，苗族人民对革命的向往与支持，并展示了传统苗族武术、苗族婚嫁民俗等民族文化影像。2011年，阎然的《云下的日子》，反映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如何融入外界的问题。同年，金山的电影作品《阿妹戚托》（又名《泡桐花》），表现了彝族姑娘戚托，突破传统陋俗的影响，实现民俗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问题。吴娜的《行歌坐月》再现侗族人民的婚恋民俗问题。2012年，丑丑的《云上太阳》，对鸟图腾崇拜的苗族部落民俗文化进行全方位的阐释和表现，《云上太阳》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贵州少数民族电影。同年12月，陶明喜的《飞扬的青春》探讨了少数民族小孩的民俗教育与现代教育的问题。2013年，孟建忠《水家山寨的铃声》，表现了水族传统文化，深入探讨了水族小孩的教育问题。同年9月，陶明喜《嗨，打起那个鬼子》，表现了班家寨苗族人对自己精神家园、民俗文化的守护，和日本鬼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彩画卷。2014年6月，鲁冬青的《好花红》，对侗族民俗文化、特别是歌舞艺术进行了展示。同年10月陶明喜的《剑河》，对苗疆、侗寨的民俗文化进行全方位的展示，着重表现了苗族、侗族的传统武术和武侠文化，并表现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的婚恋观。2015年5月，张艺飞的《姑鲁之恋》，对水族新一代年轻人的婚恋观、人生观、事业观进行挖掘与表现。同年，郭其瑄的作品《秋实》是对少数民族青年自主创业、艰苦奋斗的民俗精神的表现。2016年5月，白滨海《山那边有匹马》描绘并表现了水族年轻人的寻梦世界。同年，高伟林的《苗山花》，对苗族女性的爱情与性格进行深度地解读，对苗族人民坚强不屈的民俗精神进行歌颂和展现。2016年，和成导演的《天使的声音》再现了在经济大潮下，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大量民工外出打工，传统家庭的留守老人问题、留守儿童问题、家庭伦理问题、小孩教育问题等，并进行了探讨。2017年，丑丑的《侗族大歌》，从侗族大歌表现上挖掘侗族等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从人性、人情的层面，探讨并表现了侗族人民的爱情婚姻民俗。2018年吴军的《水族魂1944》再现了贵州水族人民抗战的英雄历史画面，再现了水族人民坚强不屈的精神民俗。2019年，司小东导演的历史奇幻片《碧血丹砂》，叙说了贵州古老而神秘的仡佬族历史上，为了守护族中圣物——丹砂，而发生的一段感人至深的传奇爱情故事。电影将仡佬族民俗文化放在历史长河中表现，并与当时的历史文化融为一体。

值得强调的是，2016年，周沫在贵阳花溪苗寨拍摄的《我来过》，开启了苗寨民俗文化的又一种表现形式，在安静而又喧哗的苗寨里，忧郁的流浪画者余明，把心定格在苗寨，感情也定格苗寨，苗寨成为他心灵栖居之所。可以说，丑丑的《云上太阳》和周沫的《我来过》两部电影，是对外来者（文化）被贵州本土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融合和接纳的展示。

本阶段纪录片有《扩红贵州》，它由贵州苗学会、贵州毕节电视台、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摄制，贵州省委宣传部、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民族大学联合出品的大型革命历史题材专题记录片，用朴实、真情、客观革命历史题材和珍贵的民俗文化资料组合而成。此外，还有贵州省政府新闻办、贵州省电视台联合拍摄的微电影《背出来的鱼水情》，表现了少数民族新一代年轻干部带领村民艰苦创业、脱贫致富的历程。贵州省榕江县、从江县的《珠郎娘美》等作品，对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进行记录与表现。此外，2018年的纪录片《青苗》，记录了长顺县广顺镇四寨村青苗的牵羊舞盛况和青苗人民的生活习俗。《相约未知地带》（贵州篇）、《我在贵州等你》记录片等，都大量记录并传播了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影像。法国电视台播出的系列片《相约在贵州》，详细记载、传播了贵州很多少数民族原生态民俗文化，具有很高的影视人类学研究价值。

此外，这个阶段还出现脱贫攻坚电影，主要体现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贵州少数民族村党支书等人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地斗争，战胜各种自然灾害，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问题。如：《出山记》《小等》《云上之爱》《天渠》《文朝榮》《天使的声音》等。

总之，21世纪以来，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挖掘、提炼、表现也达到新的水平，民俗影像的表现也达到新的境界。具体说来，本阶段的民俗影像有以下特点：

第一，对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影像全方位进行挖掘与表现。贵州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更多地注重从生活、习俗、文化、人性层面来表现民俗影像。如《剑河》《侗族大歌》《苗山花》等作品。

第二，对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影像挖掘更深刻、更具体、更客观。在弘扬优秀传统民俗文化基础上，增强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度与广度的挖掘与表现。如《侗族大歌》《云上太阳》《阿依娜》《苗族武王》三部曲等作品。

第三，民俗影像的自我表现意识增强。主要表现在：自我表现意识极大增强，与过去被表现、被动表现形成鲜明对比。在此基础上，少数民族人坚持在自己的民俗文化领域守望的同时，正积极思考麦田守望与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影像的民族化、国家化问题。

第四，民俗影像表现文化内涵与技术水平都达到新的阶段。过去贵州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少数民族文化只是装饰与看点，更多的是为表现主题服务。到了此阶段，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基本上是立足本土文化，注重自我表现。贵州少数民族民俗影像的科技含量、文化内涵得到很大提升。

第五，微电影与移动短视频段大量出现，民俗影像的表现手段和表现方式进入新段模式。微电影如《浪哨》等。移动短视频如《苗族电影》系列等，多方面构建了贵州少数民族民俗影像。

总之，贵州少数民族民俗影像发展阶段为无意识表现阶段（改革开放前）、多彩呈现阶段（改革开放后）以及自觉阶段（21世纪之后）这三个历史阶段。正是经历了这些阶段，才让贵州少数民族民俗影像以最真实、成熟的视角呈现在受众面前。本世纪，贵州少数民族民俗影像将与科技深度融合，在民俗文化符号化的基础上，秉承民族特色，以国际文化之视野，走合拍之路，会再创佳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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