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尧

（韩山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广东 潮州 521041）

引言

回顾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百年历程，中国钢琴音乐经过几代作曲家的不懈努力和探索，经历了从“形似”到“神似”、从“有形”到“无形”的蜕变，对“民族化”的理解和诠释也经历了从“狭义”到“广义”、从“保守”到“开放”、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把中国钢琴音乐民族化推向世界舞台，诉说中国故事，抒发民族情怀，是中国作曲家的一种文化自觉和创作导向。王建中先生（1933—2016）是中国钢琴音乐创作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无论是其早期传统的钢琴改编技法还是后期的自由创作现代技法，其创作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五声性音调以及其他代表中国音乐的多种元素以各种形式顽强地保存在作曲家的每一部作品当中；同时，王建中先生对“传承”和“创新”之间的度做到了极好的把握，使得技术性、艺术性和审美性高度融合，形成了自己独特和稳定的创作美学观，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以中解西，本土文化西方化”[1]。由于作曲家始终坚定对钢琴民族化的探索和创新，其早期作品中已有的民族性，在后期创作中得到延续、发展、创新并注入更多东方神韵和民族情怀，创作手法更加大胆新颖，艺术价值上达到新的高度，《随想曲》便是这一时期最具有影响力的杰作，也是其创作生涯中最后一部极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目前学界较多从王建中先生创作的和声、技法、民族化音色或者单独的一首作品进行研究，且大多集中在早期的钢琴改编曲，关于《随想曲》成型的相关研究文献尚未见。本文尝试对本作品创作的民族化发展手法、民族音调、美学意蕴进行剖析，从文化生态的视野和音乐形态的层面进一步阐述作曲家如何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坚守民族化、抒发民族情怀。

一、王建中及其创作生涯

王建中先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和音乐教育家，“也是钢琴创作在国际舞台上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作曲家”[2]。先生一生都在中国学习，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作曲家，在国内的文化生态的影响下，一直都在研究民族传统音乐，学习和吸收先进的外来作曲技法，结合民族的音乐文化精髓进行探索创新。王建中先生的音乐创作涉猎广泛，包括器乐作品、影视音乐、艺术歌曲、交响乐、舞剧音乐、舞蹈音乐、重奏等等，其中钢琴作品旋律优美、亲切，又能充分发挥钢琴性能，这些中西融合、雅俗共赏的作品在不同的群体中广受赞誉。他一生共创作已出版的钢琴独奏曲20 部，和一些多产的作曲家相比，虽然数量不算多，但每部作品都在中国钢琴音乐发展史留下不可替代的影响。笔者将这20 部钢琴作品按照不同的创作题材和创作手法分为四类：第一类共五首，是根据中国民歌和歌曲创作的，有《云南民歌五首》《浏阳河》《大路歌》《陕北民歌》《田歌》；第二类共四首，是根据中国器乐曲和戏曲创作的，有《百鸟朝凤》《梅花三弄》《彩云追月》《蝶恋花》；第三类根据外国歌曲创作，有《赤胆忠心》《樱花》《五木摇篮曲》共三首；第四类是自由创作和委约作品，有《组曲》《变奏曲》《托卡他》《小奏鸣曲》《诙谐曲》《情景》《随想曲》《读红有感》共八首。以上作品前三类均是作曲家根据中国传统音乐素材进行创作和“改编”。由于王建中先生钢琴改编曲中独具一格的个性化创造，使中国传统音乐的精髓在钢琴音乐的多声织体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发展，其创新价值不逊色于创作作品，以至于学界在评价先生的“改编”曲目时对改编二字都加上双引号，以表示不能等同于普通意义上的改编。而早期这些作品的民族性，也为后期自由创作的民族化奠定基础。第四类作品为后期的自由创作作品，大多为各类国际比赛的委约作品，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先生的创作手法、创作思维、创作理念与当代国际音乐语言接轨，运用十二音技法、人工音阶等现代作曲技法进行民族化创作，形成了其独具一格的创作风格。纵观先生的一生创作和学术成果，均离不开一个主题，那就是传统民族音乐创新。由于其早年就读上海音乐学院学习钢琴和作曲，同时精通和热爱民族传统音乐，三种不同专业的交叉，是王建中先生钢琴创作民族化获得成功的重要专业基础。

二、《随想曲》创作的民族情怀体现

钢琴独奏曲《随想曲》是王建中先生为2012年第六届上海国际青年钢琴比赛而创作的委约作品，也是作曲家创作生涯最后一部具有影响力的钢琴作品。《随想曲》与其创作的另一首国际钢琴比赛委约作品《情景》（1994）一起被高度评价为“近期中国钢琴作品中的姊妹篇‘双璧’”[3]。可以说，双璧是王建中的巅峰之作，代表着中国现代钢琴创作的新高度，其乐谱被收录在《中国钢琴独奏作品百年经典（1913—2013）》[4]。在《随想曲》中，作曲家立足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将中国民族音乐元素结合现代作曲技法进行传承和创新，其创作思维民族化、民族音调现代化、美学意境凸显化，使《随想曲》不会只追求技术和音响而置大部分听众审美不顾，而成为能立足本民族文化又能发展创新，兼顾技术性和艺术性，且易于传播、雅俗共赏的艺术品。从民族化创作思维角度来看，《随想曲》的民族情怀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浑然天成的民族化结构布局

中华传统文化讲究水到渠成、道法自然的自然观，沈知白先生把中国传统音乐比喻为打太极拳，太极拳以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太极、阴阳辩证理念为核心思想，行云流水，圆融一体，用内在的“气”把外在看似没有联系的动作统一起来，浑然天成，跟中国的传统音乐相通。作曲家正是基于这样的传统文化和美学观念，自然巧妙地将全曲统一为一个有机整体，外表看似天然流动、没有关联，却内藏民族文化特有的核心要素。创作手法十分凝练，全曲由五个具有民族音调的核心主题展衍变化而成，合头合尾式的结构进行发展呈现，先后顺序为a-b-c-d-e-b-a。作曲家不套用西方任何一种现有的曲式，而是根据作品“随想曲”自由、流动的音乐基调形成作品的结构，外表既有“随性”特点，内在却统一在五个民族音调核心主题，并不断展衍形成，在宏观布局上形成一个“大循环”，如图1 所示。

图1

在结尾处作曲家不是直接再现主题，而是倒装，使之从成一个“圆”，中华文化中的“圆”是一种美学象征。中华文化讲究“团圆”“合和”，中国古典建筑以及许多被赋予象征意义的物体都是圆形，比如道家的八卦是圆形等等。作曲家在中华优秀文化中汲取了极具代表性的精华，使全曲结构看起来天然自成不加雕琢，但却蕴藏着中国式结构和中国美学内涵和哲学观。

（二）渐变推演的发展手法

从中西方音乐文化差异来看，西方音乐文化强调在对比、对置、矛盾冲突中求得解决和统一，中国音乐文化更注重在统一中求得对比，更讲究音乐发展的渐变推演，环环相扣，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包容状态，而避免音乐产生强烈的对比和矛盾冲突。在这部作品中，音乐发展手法主要以重复、变奏、展衍原则为主。譬如乐曲开头材料a（谱例1）采用“移宫不犯调”的发展手法[5]。频繁变化宫音的位置，D 宫（第3 小节）—降A宫（第5 小节）—C 宫（第9 小节）—E 宫（第13 小节）—F 宫（第17 小节），但都统一在宫调上，使音乐自然渐变发展，不形成强烈的对比变化，跟传统的“旋宫”同时“犯调”的手法有着不一样的效果。作曲家正是通过这样的个性化手法继承和创新，达到使音乐既新颖但又不生涩的效果。

谱例1①谱例1 来自《中国钢琴独奏作品百年经典（2000—2013）》，第七卷上海音乐出版社，第202-225 页。（材料a）

同样旋宫不犯调发展手法在作品的第159小节～169 小节，第218 小节～223 小节，第247小节～255 小节，第335 小节～342 小节处均有运用。

（三）五声性民族音调贯穿始终

虽然五声音阶并不只是中国传统音乐所独有的调式音阶，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音乐作品中也会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它已在中国传统音乐中成为一种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的音调。王建中先生的创作中，象征中国传统音乐代表性的五声性音调就像是其与生俱来的母语思维根植其内心深处。在这部中国现代钢琴作品中，五个核心音调均采用用五声性音调，并创新手法使其以各种形态贯穿在作品的始终。例如乐曲开始核心主题a，作曲家提炼了五声性最具有代表性的四声音列Re、Mi、Sol、La 和Fa、降La、降Si、Do，采用兼容合并的方式构成了人工八声音阶，体现了中西融合和传承创新创作理念。表面看似“西”，实则根为“中”，达成了洋为中用，以中解西。又如在第58 小节主题b（谱例2），采用五声性增加偏音的音阶，对原有传统五声性音阶有所变化创新。在第109 主题C、第202 小节、第269 小节均采用中国五声调式，“采用调扩展的双均多宫十二音级作曲手法”[5]。表面看似“洋装”，细看却是“中国心”。

谱例2（主题材料b）

中国五声性音调的旋律线性思维是传承音乐的又一特点。线性思维是一种横向、连绵不断向前传递和延伸的思维方式，着重于音乐的流动和变化，讲究线条的流畅和连贯。中国传统音乐多为单线条旋律，有别于西方的立体和声思维。许多作曲家在自由创作中为了摆脱形似，显示作品的创作高层次，误解“创新”旋律抒发情感的重要性，忽视了音乐语言的民族特色等外部形态要素，一味地追求实践新技法和片面地强调新奇的音响，导致作品成为脱离群众审美的“四不像”。王建中先生的钢琴作品无论如何大胆激烈地创新，五声调式特有的优美线性旋律始终顽强保存在每一部作品。在《随想曲》如第58小节主题b，五声性线性旋律音调飘逸、优美，抒情，让人心神向往。开始在右手以饱满的大和弦呈现，接着线条旋律在左手中低音区出现，同时配合着右手的伴奏织体高音仍然隐藏着五声性音调线条。又如第202 小节材料d（谱例3），这是一个极具中国韵味色彩的主题音调，高声部线条五声性旋律音调，中间声部透露着一种阴森的气氛，低音五声性快速飘过的音流，像一阵风来去无踪。

谱例3①谱例3 来自《中国钢琴独奏作品百年经典（2000—2013）》，第七卷上海音乐出版社，第202-225 页。（主题d）

（四）“兼容并包”的创作理念

“兼容并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哲学思想、美学涵义的一种理念。张皓先生在其《中国美学范畴与传统文化》中提出：“中国的哲学是美学化的哲学，中国的美学以人生哲学为内核。”[6]可见“兼容并包”既是一种美学主张又具有哲学思想。在这部作品中，王建中先生对中西音乐观念、创作技法、风格等的合理有机融合，均是基于一种“兼容并包”的美学主张和哲学思想。比如作品一开始主题a 作曲家把中国五声性调要素融合采用西方的现代创作技法人工音阶，经过个性化处理，使之变成带有五声性质的人工音阶，使音乐“和而不同”。又如，这部作品以“随想曲”作为标题，作曲家就为其定下了中国传统重直觉、重灵感的作品基调。但“随想曲”作为一种古老的音乐体裁最早来源于西方，在整部作品的创作手法上体现出自由、展衍、自然天成的美学特征。在和声的运用上，作曲家更是基于兼容并包的理念，全曲运用民族化和声常用的除了五声纵合性结构和附加音三和弦以外，随处可见的民族音调代表性音程四五度和大二度，中西融合、兼容并包，让人耳目一新。

三、对当代钢琴音乐创作的影响和启发

中西融合创作手法是当代作曲家最常用的创作模式和创作导向，然而“中”和“西”融合在一起后，作品的灵魂和文化属性是“中”还是“西”，这是创作价值取向的关键。正如李诗原先生所认为的，中西融合有“西方话语本土化”和“本土话语西方化”两种形式。[1]西方话语本土化是用中国的方式来解读西方文化，将西方文化进行本土化改造，其“魂”仍然是西方的；而本土话语西方化则是立足中国文化精髓，吸收西方文化特点，使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俱进趋于现代化，其“魂”仍是属于中国的。可见，同样是中西融合的创作手法，如果只是直接、机械和毫无创造性地将中西文化进行拼凑，则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的“中西融合”。王建中先生《随想曲》的创作，正是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结合现代作曲技法将中国音乐元素进行多元发展和创新，创作思维民族化，以达到将传统音乐文化现代化的目的。

在民族化创新的路上，也许有人会质疑，王建中先生在这部作品中用的创作方法和民族音调都是其他作曲家或者他本身曾经用过的，那么，这样还叫创新吗？是的，对前人（包括自己）的批判传承也是一种创新，王建中先生的创新是根植传统文化。创新不是要面目全非，制造出奇异的音响和名词才叫创新，而是能接着前人的成果批判地继承，加以发展。传承和创新其中“度”的拿捏，在王建中先生这里得到极好的把握。这也是他作品极受推崇和广为传播的关键。能够使艺术性、审美性、技术性、创新性高度融合，是王建中先生在民族情怀的驱动下，经过几十年的磨炼而形成稳定的审美观、历史观、哲学观和美学观以及对中国与西方、过去与当下之观念、技法、风格、文化背景的理解深度、运用和转化能力。王建中先生用自己的方式坚守着中国传统审美根基，在进行音乐创作时，作曲家总会不自觉地把所学、所悟与中国文化结合一起，这种文化自觉，是由民族情怀所驱使。

在历史的长河中，今天的音乐便是明天的传统音乐，如何立足本土文化精髓，把握好传承和创新的度，是当代每一位中国作曲家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也是王建中先生留给后人最宝贵的启示，对当代中国钢琴音乐创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