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河湟民间曲艺音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艺术类的重要民俗事项，是河湟文化的重要组成，它所蕴含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和精神内涵得到河湟各族人民的广泛认同，对于增强河湟地区民族凝聚力、促进河湟文化区域建设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田野调查和民间艺人访谈，发现河湟曲艺较之其他河湟民间音乐从表演艺人的数量、演唱曲目的种类、传承与发展现状都不容乐观。文中提出如何保护民俗文化环境，在传承的基础上适时创新和群策群力，形成全社会保护河湟曲艺良好氛围的建议。

关键词：河湟地区;曲艺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J8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04-0072-05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和民族精神生活的主要载体，它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维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与构建独立、完整、系统的人类知识体系等有着深刻而现实的意义。河湟地区各族人民在这片美丽而富饶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团结友爱，创造了丰富多彩、精美绝伦、造福子孙后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我国乃至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2007年青海平弦、青海越弦、青海下弦、西宁贤孝进入青海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们是河湟文化杰出代表，它承载着数千年河湟地区社会发展、民族融合、物质文明及审美形态的群体记忆，是河湟人民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客观反映，也是研究河湟地区經济生活、文化形态和历史变迁的重要依据。它所蕴含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和精神内涵得到河湟各族人民的广泛认同，对于增强河湟地区民族凝聚力、促进河湟文化区域建设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河湟曲艺音乐概述

河湟是黄河及湟水流域的总称，广义上青海省东部农业区及海南、黄南的部分地区以及甘肃的兰州、临夏及甘南藏族自治州均属河湟地区。狭义上河湟地区专指湟水流域的西宁市及其所辖大通、湟中、湟源三县和海东地区。这里自然条件优越、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地理环境复杂，境内群山连绵、沟壑纵横。河湟地区作为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地理位置的特殊、地形地貌的多样，汉、藏、回、土、撒拉、东乡、保安等众多民族居住于此，其文化内涵丰富、地域特色鲜明，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纷繁复杂、多姿多彩的面貌。而河湟民间曲艺音乐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艺术类的重要民俗事项，它的发展是经过河湟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和该地历代文化的积淀所形成的。众所周知，从先秦时代起就有大量中原汉族迁入河湟地区，人口的迁徙带来了文化的融合，在某种意义上说，河湟曲艺产生和发展可以说是中原农耕文化移民的结果，也是历代中原汉族文化扩散和普及的表现形式。中原汉族曲艺音乐的精华，渗透到河湟各族人们生产生活、思维方式和审美取向等文化知识体系中。曲艺音乐历史悠久，汉代的“相和歌”、南北朝的长篇叙事歌和唐代的变文都可看作是曲艺音乐的前身，它无论是在音乐形态特征、表演场域及唱腔结构类型还是在历史渊源和文化社会功能等方面对河湟曲艺音乐的形成和流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河湟曲艺音乐种类繁多，有青海平弦、青海越弦、西宁贤孝、道情和打搅儿等曲种。内容包罗万象以唐宋传奇、金元杂剧、明清小说、近代民间生活故事等为主要剧情脚本，其音乐形态丰富、腔调多变，曲调优美、唱腔委婉细腻、风格古朴典雅，以其独特的构成方式和浓郁的地域特征成为区域文化的显著标志。

二、河湟曲艺音乐的传承模式

毋庸置疑，传承模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它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至关重要。河湟曲艺音乐的传承模式主要有家族传承、师徒传承和社会传承等模式。

（一）家族传承

家族传承河湟曲艺音乐传承方式的一种比较常见的模式，“所谓的家族遗传或家族传承，主要是指在教学与实践之间的血缘关系，不传外人的继承模式。在传授过程中，由于同一家庭背景、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生活态度等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和继承人的演唱技巧和演唱风格。”[1]湟中县西堡乡张李窑村李鹏及其家族就是青海平弦、青海越弦表演世家，这个世家从曾祖父李启福开始就传唱青海平弦、青海越弦和其他河湟曲艺，有着一百多年的历史、祖父李鹏、儿子李德顺、孙子李永俊、孙女李永莲等都是河湟曲演唱的杰出代表，他们的表演感情真挚、吐字清晰、风格独特，其中李德顺、李永俊分别是青海越弦、青海平弦省级传承人。再如文桂珍是20世纪70年代深受青海人们爱戴和尊重的著名民间艺人，她的音色圆润柔美、唱腔灵活多变，人称“尕甘姐”，其二女甘玉花和四子甘生满都是在母亲的传授下学习青海下弦和西宁贤孝，在母亲的耐心指导下和严格训练之下，其女甘玉花2008年确定为西宁贤孝省级传承人，儿子甘生满也是活跃在河湟曲艺界表演的佼佼者。

（二）师徒传承

由于河湟曲艺演唱艺人众多、演唱区域广泛，师徒传承成为他们接受技艺的主要途径。绝大部分艺人由于自幼爱好曲艺，或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从青少年时便受到师傅的严格训练与专业的培训，加之本人聪明好学、勤学苦练、虚心求教，成为河湟曲艺表演的佼佼者。青海越弦北川流派的著名传人刘生春，西宁市城北区二十里铺乡人，1956年拜郭福堂为师，学习青海平弦、青海越弦的演唱和伴奏，由于受郭福堂的亲传，加之本人勤奋学习，很快成为北川越弦的传人之一，他不仅继承了郭福堂的一些生僻曲牌、眉户戏和常用曲牌的特殊唱法，而且还是郭福堂用下弦、三不齐两种定弦法演唱的唯一继承人。

青海下弦的演唱一般由盲艺人担任，对于这个较为特殊的表演群体来说，其传承方式与其他地方曲种存在一定的差异。解放前多数盲艺人走上从艺之路，主要是幼年家境贫寒，自身又患有眼疾失明，不得不把“唱曲儿”作为谋生的手段。明清时期，西宁就有官办的安置残疾人和鳏寡孤独的“养济院”（俗称“孤老院”），这里不仅是残疾人和鳏寡孤独等无力自养着的生存之地，也是盲艺人学艺最合适的场所。“在这里学艺学者先要找好保人”，由“保人”向师父担保学艺者在学艺期间的病伤等意外事故责任，以及从业以后给师父必要的供养等问题。这种师承关系非常严格，绝对不允许“串门串调”。所谓“串门”就是“串”到别人的门下。”这种严格的师徒传承方式是青海下弦主要的传承方式。笔者访谈艺人毛延奎时，据他回忆：“当时下弦因演唱的地域和风格不同，出现了以演唱地区和演唱特点为的不同派别，他的妻子李生珍就是农村甘家派的代表艺人，她演唱的[2]下弦《林冲买刀》与著名下弦艺人文国珍贞演唱《林冲买刀》的在唱词内容、旋律和唱腔等存在一定的差别”。由此可见，下弦在当时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每个地区有着严格的师承关系。解放后至今，师徒传承仍然是青海下弦传承的主要方式，艺人主要通过拜师学艺和走访名师等途径学习青海下弦的表演与演唱。

（三）社会传承

社会传承模式一般指是没有专门拜师，而是跟着许多艺人学习，博采众长、自成一派。例如青海越弦著名艺人韩玉祥，在很小的时候，喜欢去看乡村演的眉户戏，也喜欢去听越弦艺人和一些盲艺人演唱的曲儿。上学以后，每到冬季，他就去本村业余剧团帮忙抄写剧本、念台词、听戏文，久而久之，便对剧团所演剧目的全部台词、唱腔记得滚瓜烂熟，甚至连那些地方打什么鼓点都熟记于胸，人们戏谑地称他为“活剧本”。十几岁时，在他的哥哥韩德祥（青海越弦艺人）的引见下，结识了西宁的著名老艺人王子玉先生，并和王老先生成为忘年之交。他俩交往的40余年中，虽然以兄弟相称，其实是半师半友的关系，60至70年代，他又结识了秦印堂、赵学昌、马兆禄、李钺、张永清等一大批青海著名的曲艺老艺人，在这些老艺人们的熏陶下，他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唱腔体系，为河湟曲艺音乐唱腔体系繁荣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有些艺人因家庭经济原因不能正式拜师学艺，而通过私下模仿，学习表演技艺，如胡占鳌是西宁市沈家寨乡南酉山人，青年时适逢陕西籍“曲子”艺人张海成在南酉山及其毗邻的红庄村收徒传艺。他求艺心切，但因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只好暗中偷偷地学习。每当张海成教授徒弟演唱时，他从门缝或窗户外模仿和研习，久而久之终于获得了青海平弦、青海越弦演唱和伴奏技艺，成为河湟曲艺表演的一代宗师。

专业传承是社会传承的现代手段，这种传承模式的优点是传承面广、传承范围大，它可利用有限的资源、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成为传承民族文化较为理想的一种模式。为了提高河湟民间艺人的表演技能和理论水平，青海省群众艺术馆、西宁市地方曲艺研究社和各县乡文化站等政府机构与部门，举办了不同规模、不同内容的培训班和各种交流活动。据2011年9月至2014年底调查数据统计，共举办各类培训班达到近一百多期。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网络传播犹如雨后春笋般的流行开来，有些艺人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传播媒体模仿河湟曲艺著名表演艺人的视频和唱片，无师自通而习得的。现在活跃在青海曲艺界新秀马登花就是这种传承方式的代表，笔者在访谈马登花时，她这样说道：“我自幼爱好音乐，在母亲的熏陶下，唱民歌和秦腔，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在一次偶尔的机会，听到越弦艺人演唱的《五更鸟》，我便一下子喜爱上曲艺音乐了，然后买了许多的曲艺光盘，在家模仿学习，唱会了以后，我便向去艺人家求教，那些艺人也特别热情，耐心细致地指正我演唱中的缺点与错误，如此三番五次，我便掌握了青海平弦、青海越弦和西宁贤孝演唱的基本唱腔和一些曲目，再到曲艺茶社进行表演，通过表演中与乐队积极的配合，发现问题及时改正。”

三、河湟曲艺音乐的生存现状

河湟曲艺音乐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不可分割的整体，它对研究河湟地区的文化形态、音乐发展的历史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音乐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但它的发展现状令人担忧，较之其他河湟民间音乐无论从表演艺人的数量、演唱曲目的种类、传承与发展现状都不容乐观，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和访谈，发现河湟曲艺主要存在生存环境变化的危机、曲种自身带来的危机和参与范围狭小和理论研究缺乏的危机。

（一）生存环境变化的危机

“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在一定的地域产生，与该环境息息相关，该地域独特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生产生活水平以及日常生活习惯、习俗都从各个方面决定了其特点。”[3]河湟曲艺和其他民间音乐文化一样，要在一定民俗环境和文化氛围中生存与发展。但随着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现代文化的纷繁复杂和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其赖以生存的民俗环境悄然地发生着改变。现代的文化娱乐方式多种多样，民间音乐被各种新潮的娱乐方式已取而代之。解放前，河湟民间曲艺艺人手持三弦走街串巷，为了生存四处演唱，成为其生存的主要空间。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人民物质水平的提高与改善，曲艺的演唱与表演已不再是他们主要的生活来源，而成为娱人娱己的一种娱乐方式，这种生存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河湟曲艺的音乐功能也发生了相应地的变化，加之河湟曲艺的曲调大都深情、悲怆，而作为娱乐，它是“悲伤有余，而欢愉欠佳”，这种围坐艺人傍听戏唱曲的娱乐方式，已不被当代的年轻人所接受，民间音乐生存环境的改变，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它的存在方式、传承模式都会发生变化，而这些因素的改变给河湟曲艺的传承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二）曲种自身带来的危机

首先，河湟曲艺的曲目大都内容繁杂、曲目冗长，表演方式多为自弹自唱的坐唱曲艺形式，与其他民间音乐一样，已不能被商业化背景下追求通俗音乐的年轻人所接收，在其发展过程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加之河湟曲艺的曲目相对固定，新编曲目较少，这样与表演形式多样、内容充实丰厚的现代音乐形成鲜明对比，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农民大部分外出打工，河湟曲艺演唱人员逐年递减，许多年轻人不愿意子从父业，而去选择收入更高、更能体现自身价值的职业，河湟曲艺后继乏人。

其次，河湟曲艺其生成中以口耳相传为主要传承方式，这种传承方式最大的弊病是许多表演的精华、技艺与韵味会随着艺人的死亡而消失，缺乏文本记录的表述方式，这种传承方式决定了其参与范围较窄和影响力较弱，不利于它的传承与发展。

第三，如今的音乐爱好者熟悉現代音乐的各种艺术形式，他们的耳朵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对于使用方言演唱、非职业演员表演的民间曲艺音乐，无形当中会出现排斥心理，他们会主观地认为河湟曲艺的表演既耗时又耗力，不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标准、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

（三）参与范围狭小和理论研究缺乏的危机

河湟民间曲艺音乐的发展离不开听众和欣赏者的积极参与，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它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河湟曲艺的表演艺人每年虽然都有大幅度的提高，但从总体比例来看，职业艺人数量较少，半职业艺人、自由职业者居多，其音乐长期停留在“自娱自乐”的功能上，其影响和覆盖面仅限于民间艺人和曲艺音乐爱好者，参与面不广，虽然为此政府和相关机构做了大量的工作，还是不能够满足河湟曲艺音乐日趋发展的需要。

曲艺茶社是河湟曲艺民间生存的主要方式之一，品茶斟酒、唱曲谈心的娱乐方式已不能被现代人所接受，它的表演仅限于民间艺人和曲艺爱好者自娱自乐和相互交流、互相沟通的重要平台，但曲艺茶社的表演场地有限，不能满足中型和大型曲艺表演对演出场地的要求，其受众面较小，不能使大多数音乐爱好者参与其中。曲艺茶社的发展举步维艰，西宁市的绝大多数曲艺茶社经营惨淡、入不敷出，有些因为经济原因被迫停业，河湟曲艺的民间表演受到了市场经济的严重冲击。

“众所周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就是如何有效地继承前人艺术表演的精华、唱腔的韵味，河湟曲艺的表演艺人虽人数众多，但在声腔的运用、情感的理解与伴奏的默契配合等真正做到能融会贯通的艺人却很少。”[4]河湟曲艺现存的词本较多，而音乐古籍较少，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著作与论文，对其进行概述性、描写性的介绍，在唱腔结构和音乐特点等方面深入研究的更是凤毛麟角。

四、传承与保护思考

“我们必须认识到，非物质文化作为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文化传统作为有机整体，是由各种不同存在形式的文化相互关联而构成的。抢救和保护那些处于生存困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时代赋予我们非常紧迫的历史使命。”[5]如何保护与传承河湟曲艺音乐，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保护民俗文化环境

文化环境是任何一门艺术生存的主要空间，它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服务，作为地方民间说唱艺术，河湟曲艺也不例外。它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与其外部的文化环境息息相关、紧密相连。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沧桑巨变，文化艺术的发展也日益加快，导致了文化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化构成的多元化、文化形式的多样化、文化空间的现代化已经成为文化环境改变的重要元素，在这种内力的驱使下，人们欣赏水平和审美取向和以前的父辈大相径庭，河湟曲艺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不是艺人生存技能，成为现代化文化娱乐的一种方式，因此保护传民俗文化环境是河湟曲艺是否能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当然，我们不能逆历史潮流，人为地、机械地、生搬硬套地还原其生存空间和民俗环境，而是适时进行自我革新、自我改造，在原生态的基础之上，结合现代音乐的主要元素，从表演曲目的创新、表演形式的改革、表演内容的多样等方面做既利于其传播、传承，又不失其本真，这就是民间音乐中的所谓“移步不换形”。

民间艺人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不仅是民间音乐的创作者、表演者和主要继承人，而且还是非物质文化的主要传播者。推陈出新的关键在于对老艺人的保护，这就要求政府文化部门和学者、研究者齐抓共管，努力做到两个到位。首先，思想认识到位，我们要尊重民间艺人，让那些经验丰富的、表演技能高超的老艺人，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注意发挥他们的传承作用，并建立艺人档案，将其纳入特殊人才库;提高民间艺人的社会地位，加大宣传、研究与教育普及力度，扩大河湟曲艺的社会影响范围。其次，宣传和保障工作到，全社会给予艺人大力支持，消除他们思想顾虑，并资助经费鼓励其传授弟子，并推进下弦艺人表演的市场化，增强他们的自我造血功能。

（二）在传承的基础上适时创新

河湟曲艺的表演长期停留在“自娱自乐”的功能上，表演形式以坐唱为主。适时进行自我革新，已经成为河湟曲艺音乐生存发展的必经之路。其一，转变思想，加大新编曲目创作的力度。努力实现表演曲目从传统历史题材向现实生活题材内容的转变，将身边发生的事件和社会现象，通过这一艺术手段活灵活现、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欣赏者面前，拉近了表演者与欣赏者的距离，将传统曲艺音乐与现代人文思想紧密结合，使得其重新焕发生命力。其二，与时俱进，适当丰富其表演的形式。河湟曲艺想在文化繁荣、经济腾飞的新世纪文化产业市场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将一至两人坐唱的单一表演形式向戏剧化、集体表演形式的转变，增加故事情节表演，使听众身历其境，产生共鸣。其三，制定政策，消除传承人的思想顾虑。河湟曲艺传承人囿于传统封建思想和自生经济利益等原因，在传承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保守思想，使得它的传承只流于形式，传承范围人为变小、传承技艺人为变形，使得河湟曲艺这一民间艺术价值和人文精神，得不到广泛的传播与继承，最终导致消亡的态势。所以我们要从源头治理，政府和文化部门必须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出台一些切实可行的法规和政策，并使之制度化、规范化和长期化，从而消除传承人的思想负担和顾虑，使其文化遗产和思想精华得到传承和保护。

（三）群策群力，形成全社会保护河湟曲艺的良好氛围

河湟曲艺的保护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文化部门、曲艺表演者、学者等社會各方面群策群力形成全社会保护下弦的良好氛围。

文化部门要加大支持力度，举办各种形式的文艺表演、邀请著名艺人进行学术讲座与交流，为他们提供的表现才艺、展示技能平台;运用教育、宣传、举办庆典活动等手段，开展艺人普查活动、掌握传承现状促进其发展，并做好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将河湟的所有文献和音响建立数据库，选出优秀的表演曲目，参加全国乃至全世界非物质文化展演，或与此相关的比赛、汇演活动，使之成为具有较高影响力的民间曲艺音乐曲种。

曲艺表演者则应把振兴河湟曲艺音乐文化作为己任，消除自己思想的顾虑，学习河湟曲艺中的经典曲目和优秀唱段，并在新编曲目和唱腔改革等方面下功夫。学者和文艺工作者要将工作的重点放在河湟曲艺的唱词格律、唱腔结构和音乐特点的研究工作，挖掘其深邃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出版相关音乐研究学术著作，使其在良性的保护系统中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变迁、创新与发展也已经成为民族研究工作的重要内容。”[6]河湟曲艺作为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如何抓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时代契机，是每一个河湟人值得深思的问题。在现代化、全球化、市场化浪潮下，河湟曲艺音乐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如何对其保护与传承，已经成为新世纪民间音乐生存和发展的共性问题，我们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神圣的使命感，为传承保护文化遗产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参考文献：

〔1〕李琴.论四川清音传承方式的演变与新模式的探索[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

〔2〕李新.青海地方曲艺探索[M].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2011.199.

〔3〕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68.

〔4〕苏娟.西宁地方民间曲艺音乐发展现状及促进策略思考[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3（05）.

〔5〕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14.

〔6〕杨玢.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原则及对策探析[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3（05）.

（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