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隆

美俄两国领导人刚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会晤。对拜登而言，与普京直接交锋强化了其对“民主—威权”对立的叙事塑造，也有助于减弱俄罗斯作为“破坏性力量”的不可预测性。在普京看来，“普拜会”是俄罗斯大国地位和平等身份得到认可的一种力证。就此而言，双方似乎都实现了预期目标。

然而，就在两国大使已经或即将“火速返岗”，双方相关部门谋划落实元首共识的时候，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日前突然再次对俄发难，声称美计划就纳瓦利内事件对俄采取新一轮制裁，并将继续制裁参与“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的俄企。美俄两国“制裁与反制”的互动方式再度成为主导。在扑朔迷离的事态发展背后，如何看待和理解元首会晤后美俄关系的总体走势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高层互动的模式有望延续，但美俄“对抗成为常态”的总框架难改。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在对俄政策方面存在总统、核心决策圈和精英群体三股力量。其中，后两者坚持要求俄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承担后果或改变“普京路线”，这极大限制了美俄高层互动的实际效果。在俄罗斯战略界看来，拜登并不承担过多的“通俄”政治负担，拥有更大的对俄政策调整空间和灵活度，俄罗斯或尝试在联合国、G20等多边场合延续俄美高层互动模式，以小步慢走的方式谋求两国关系逐步解冻。

但在“干预选举”“中毒风波”“网络攻击”“前沿对峙”等一系列事件的塑造下，“反普反俄”早已成为华盛顿的政治红线和部分社会共识。更何况，美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参议员格雷厄姆等政客已对拜登展开全方位的口诛笔伐，美国一些主流媒体声称美俄元首会晤成为普京的个人“加分项”，指责拜登助其收获“红利”。不少人认为，拜登政府改善对俄关系的实际收益与政治代价不成正比，化“遭遇战”为“持久战”仍将成为其战略优选。

其次，战略预判和危机管控能力有望提升，但美俄结构性矛盾的本质难改。美俄军方和安全事务代表加入元首会晤的大范围会谈，表明双方均有意降低因沟通不畅或战略误判造成的冲突风险。在相互澄清战略意图并划定“冲突红线”后，外交、军事甚至情报部门的热线可能得以重建。但是，美俄在全球秩序观、自身角色观、国际安全观和发展观上的分歧依旧尖锐，相关认知差异不但贯穿于政治精英和社会舆论的话语体系之中，还延伸至领导人的行为方式之上。与此同时，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缘政治博弈也不断加深双方的结构性矛盾。

第三，美俄有望拟定有限合作的“正面清单”，但其全局性和战略性价值极为有限。虽然两国对启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期后的谈判达成共识，还计划启动双边网络安全磋商，但从寥寥数语的关于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可见，即便在具有高度共识的核军控问题上，双方的共同语言和可达成的实际成果也很有限。此外，相关技术性和第三方议题难以对乌克兰、人权等美俄之间的核心冲突产生实质性影响，而两国在非传统安全议题之外的经济、金融、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联系长期疲软，缺乏有效的利益互嵌和相互依赖，更是无法为双边关系改善提供动力。最后，以恢复对话为标志的“表象缓和”可期，但整体的“敌我意识”难改。在长达7年的数轮制裁和史上最大规模的相互驱逐外交人员之后，美俄之间的各类沟通在“政治正确”约束下陷入停滞，两国关系在近年来不断触底和破位在所难免。

从理性角度分析，避免将资源过度投放至前沿对峙或极限竞争，借元首会晤效应推动政治和舆论斗争方面的暂时“休兵”，并恢复理性派官员、知识精英的机制性接触，的确符合美俄双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但正如美前驻俄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撰文指出，拜登仍将把对俄政策置于价值观竞争框架中，利用北约等平台对普京的“好战行为”进行威慑和遏制。“俄罗斯威胁”仍是拜登政府重塑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金钥匙”，以及弥补美欧裂痕和强化西方价值观同盟的“黏合剂”。

值得注意的是，在实现对俄“可控式对抗”的前提下，美或借机重新规划对中俄“双遏制”政策的资源投放比重，加快向印太地区进行战略转移，将对华遏制设置为“绝对优先级”。

总体来看，尽管美俄领导人努力寻找两国关系的“支撑点位”，但双方尚无充分的意愿、条件和能力解决结构性矛盾，难以跳脱美俄关系“重启”的无限循环怪圈，稳定且可预测的双边互动仍将在常态化对抗的主线逻辑中运行。但在遏制与反遏制进程中，原则问题寸步不让、策略问题灵活机动的外交传统也可能成为美俄关系发生突变的催化剂。▲（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