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方义，张东超

（1.黑龙江大学 研究生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80；2.辽宁大学 经济学院，辽宁 沈阳110036）

关键字：新型城镇化；双循环；一带一路；RCEP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5月14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提出：“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23日，总书记在看望“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时再次指出：“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构建“双循环”的发展格局，本质上是为了应对和解决国内经济增长内需不足、创新水平低、关键技术“卡脖子”、产业价值链处于低端和新冠疫情影响下孤立主义与保护主义盛行全球供应链断裂，贸易摩擦频发。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3]。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要求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使经济的增长依赖于本国的生产、交易、分配和消费环节，减少国际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降低中国经济对外部的依赖，提升我国的经济韧性。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要求以良性的国内大循环重塑国际大循环，重塑后的国际大循环再反作用国内大循环。“双循环”发展格局，是我国应对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国内发展现实，国际大变局的重要经济发展战略，是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向和逻辑底层。

“经济活动其本质是由人、资本、要素、技术参与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社会活动，是一个动态的周而复始循环过程。”[4]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环节，也是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和需求关系，经济循环是对这两个过程的科学概括与系统总结。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就需要打通这些经济环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适应需求端。而新型城镇化建设既是畅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重要手段，也是匹配供给和需求的关键节点。本文试图从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论述和供给需求角度出发，以新型城镇化视角，分析2020年5月份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和学界普遍关注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如何构建，探讨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双循环”的促进机制、逻辑与路径。

二、新型城镇化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理论机制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首先，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其次，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相互促进。要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应以产业为先导，以市场为手段，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从增加人均实际收入的角度提升消费者的现实购买力。基于庞大的消费意愿和能力辅以大规模投资，促进产业和消费协同升级。推进供给侧改革，实行需求侧管理，“在供给侧和需求端同步实现国内大循环的自我强化”[5]。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相互促进，就是通过“国内大循环”的自我强化重塑我国“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模式，引导实现国内国际经济循环良性互动。因此，未来经济发展和相关政策的着力点是畅通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创造供需合理匹配的条件和空间，新型城镇化建设是畅通各个环节和实现供需匹配的手段。图1展示了新型城镇化实现并促进经济“双循环”的机制。

图1 新型城镇化促进经济“双循环”的机制

图1中是经济循环的两个过程：一是从生产到最终消费的闭环（弯箭头）；二是企业和消费者的供需关系（对角线）。无论怎样理解经济循环，新型城镇化是推动“双循环”形成的“内核”。本文将重点论述新型城镇化“内核”作用。特别指出国际化大都市圈和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新型城镇化构建国际大循环的重要方式。图1中深颜色的部分是保障新型城镇化实现“双循环”的外部环境和制度安排，下文一并给予说明。

（一）马克思经典作家视角城镇化实现和促进经济循环的机制

不论是传统还是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伴而生，在影响城镇化的诸多因素中是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工业化是社会化大生产下分工的产物，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不因人的意志转移。恩格斯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是分工，……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6]随着工业生产方式在乡村地域出现，从事农业生产的一部分劳动力开始从事工业化生产，工业部门（最早是手工业）开始从农业部门分离并不断发展聚集。17世纪中叶的西欧，城市不断发展壮大，工场手工业和商业开始向城市聚集，随之更多的人口向城市聚集，这样就最终产生了机器大工业。“它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7]114可见，城镇化与工业化相伴而生，工业化社会大生产是城市形成的开端也是经济循环的起点。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城市工业一旦和农业分离，它的产品一开始就是商品”[8]371。当工业部门从农业部门分离出来，商品经济随之发展起来。按照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观点，商品出现，首先带来的不是社会交换，而是劳动和产品剩余，剩余增多使社会交换开始出现并愈加频繁，商品经济随之发展而来。马克思指出：“产品出售就需要有商业作媒介，这是理所当然的。”[8]371商品经济发展最终细化社会分工，形成有关商品流通、服务等一系列经济活动，商品交换活动的频繁加快产业工人、服务人员、生产生活资料持续聚集，也加快了产业和城镇的发展和演化。商品在城市的交易，不是“以物易物”，而是“商品有一个共通的价值形态——货币形态（Geldform）”[9]。市场——作为商品交易的主要场所伴随着城镇和货币的出现而产生，并为商品的流通创造了条件。

商品经济的纵深发展，带来各种要素在城镇持续聚集，其主要目的就是参与社会剩余的分配。马克思指出：“这种分配关系好像是自然的关系，好像是由一切社会生产的性质，由人类的生产一般的法则发生的”[8]659，城镇化演变出要素之间的分配关系并成为要素参与分配的场所。城镇部门逐年新增的劳动带来新的价值，马克思认为这种新增加的价值可以单独取出，分为“三种不同所得形态。在诸种形态上，这个价值的一部分，是归属于劳动力的所有者，第二个部分是归属于资本的所有者，第三个部分归属于土地所有权的所有者”[8]659。可见这种“好像是自然的关系”同城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它虽然不完全依附于城镇化的进程，但乡村到城镇的发展却演化出要素的分配关系。“任何社会的经济制度，都有一定的生产方式，也都有一定的分配方式。”[10]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7]104这阐述了城镇化带来的两个重要结果：一是人口等要素的聚集；二是享受与需求的集中。从生产的角度讲，人是社会生产要素，同时也是消费商品的主体。工业发展带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镇化不断将农村由生产率提高释放出的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人口聚集也是享受和需求的集中，生理和心理的诉求最终形成对商品的消费。消费带动企业生产，从而城镇化发展形成一个完整的由工业生产到最终消费的经济循环。

工业化生产是城镇化和经济循环的起点，商品流通在以城市为重要依托的市场中进行，城市是要素参与分配的场所，消费需求在城市中得到满足，城镇化形成于工业与农业分化，工业生产加速城镇化进程，城镇化演进与流通、分配、消费密不可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向我们展示城镇化实现一国经济循环的一般逻辑，它不是后天形成的，是伴随着城镇化进程“自然而然”发生的，城镇化的发展能够串联起经济循环整个过程并将每个环节不断完善，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以实现并促进“双循环”的内在机理。

（二）供给—需求框架下城镇化促进“双循环”的机制

西方经济理论分析围绕供给和需求。厂商追求利润形成供给，消费者获得效用衍生需求，供需相等市场出清，实现所有单个市场的一般均衡，消费者获得效用最大，生产者获得利润，要素得到报酬，经济运行在“帕累托最优状态下”实现最有效的资源配置。供需关系是经济循环的另一种形态，从供给和需求角度看，城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有效实现供给和需求的衔接，实现经济增长与供需循环。

城镇化的初级阶段。从供给端来看，城镇化发展聚集了大部分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劳动力的同时吸引了相当一部分剩余储蓄，生产要素的聚集溢出效应为初级阶段的区域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资本，制造业开始兴旺而后是服务业；从需求端来看，人口在城市聚集一方面对道路、交通、住房等配套基础设施需求增加，引致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另一方面形成对商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随着劳动力、资本、产业持续聚集，开始出现专业化分工和要素的空间转移，追求增速的城镇化被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取代。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城镇化，是“量”到“质”的转变。新型城镇化在供给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仅是低端的要素（劳动、资本）供给，人才聚集和技术创新使产业链升级形成产业集群，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从需求端来讲，汇集更多常住人口的新型城镇化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城市居民要求更高的品质生活，需要更好的医疗、教育、商品和服务，高端庞大的消费需求将引致新的业态，形成持续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力，提供更好的产品满足内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将持续释放潜在的消费需求，转变我国经济过度依赖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长的方式，实现经济高质量循环。由此可见，城镇化是连接供给和需求的一个桥梁，在供给端它为经济长期增长聚集要素，并以更有效的方式组织和使用要素资源，在需求端形成规模庞大的城市消费，并不断升级创造需求，①参见巴曙松、邢毓静、杨现领《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动力：一种长期观点》，《改革与战略》，2010年第2期，第16-19页。供需关系在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实现良性互动。

（三）新型城镇化通过都市圈和城市群重塑国际大循环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首次出现“新型城镇化”的文字表述。全会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从《决定》中可以解读到，新型城镇化的目标是以人为本，建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产城人融合发展的格局。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城市实现的功能和定位是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它们是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体。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培育一批可以带动区域经济的城市群和产业集群，形成可以参与国际竞争的大都市圈。

都市圈和城市群是国家构建外循环经济的主阵地与支点。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沃尔夫（Wolff，1982）和弗里德曼（Friedmann，1986）曾指出，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网络的关键节点，起到世界或世界某一大区域的经济枢纽作用，它集中了控制和指挥世界经济的各种战略性的功能。①See Friedmann J,Wolff G.World city formation：an agenda for research and ac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982,Iss.1,pp.309-343;Friedmann J.The World-City Hypothesis.Development and Change,1986,Vol.17,Iss1,pp.69-83.当今国际化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就是发挥这种战略性功能的“世界城市”。它们的经济枢纽地位体现在构建国际大循环的支点作用。首先，都市圈城市群可形成对产业持续的聚集力，形成产业集群和进一步分工，其结果是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升级，迈向全球产业链高端，分工增强人力资本、智力资本向城市流入，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带来经济更高水平增长；其次，要素的不断聚集会逐渐改变该地区的要素禀赋，由传统的资源、土地、劳动力转变为技术、人才、数据信息，要素禀赋决定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所处的位置，只有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才能改变我国经济过度依赖低端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增长结构，才能实现良性的国际大循环。都市圈和城市群功能和水平决定着一个城市和国家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方式与程度。新型城镇化建设形成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可以通过升级相关产业和要素禀赋，促使高端产业集群和业态形成来强化国内大循环水平，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国内大循环水平得以提高，以国际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外循环模式向新型国际大循环格局转变的条件才逐渐成熟。

三、新型城镇化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路径

新型城镇化初期是打通经济运行各环节，匹配供需，升级国内大循环的过程。新型城镇化中后期，是以中心城市引领的都市圈和城市群支撑经济高质量外循环的过程。以新型城镇化为手段，都市圈和城市群为平台，可以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依据前文机制，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从以下途径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

（一）产业聚集和技术创新推动

产业聚集是城镇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城镇化又能通过聚集效用促使产业不断创新升级。作为工业化过程的普遍现象，产业集群是产业集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具有规模和溢出效应，是城市发展内生动力，有利于提升城市竞争力形成区域增长极，在区域和全球竞合中参与要素和资源的重新配置。此外，技术创新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力量，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受新冠疫情和逆全球化思潮的影响，我国的产业链、技术链“脱钩”风险上升，要应对复杂严峻的形势，必须实现国内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引领产业链、价值链升级，改变我国在关键技术领域“卡脖子”的困境。

（二）区域一体化和自贸区发展

理论与实践证明，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发展的先天优势，但目前市场一体化程度比较低，区域协调联动能力有限，区域间要素自由流动存在壁垒等一系列问题制约着新型城镇化引领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未来新型城镇化发展，首先，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要按照“十四五”规划要求，培育一批都市圈和城市群，重点包括京津冀协同发展区、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汇集中国高铁的中部核心城市如郑州、合肥、武汉，西部成渝都市圈、西安等城市。形成科技高地、产业高地、人才聚集地参与国际竞合。新一轮区域一体化重点要破除要素流动壁垒，形成国内统一的大市场，这是构建国内大循环的内在要求；其次，加强自贸区建设。我国从2013年开始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方案，目前全国分批次建立了21个自由贸区，遍布我国17个省、地区和4个直辖市，上海、浙江自贸区2019年以后相继扩容，2020年海南自贸区升级为自由贸易港。城市应依托自贸区政策优势，深化改革，创造便利营商环境，要以自贸区为平台，积极探索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模式，建设成为新时代中国开放新高地。

（三）收入分配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具有以内需为主体建立国内大循环的先天优势。在当前和未来至少有以下四点可以成为扩大内需潜在增长点：

第一，新型城镇化对人口的持续吸聚。改革开放之初，按常住人口计算，我国城镇化率仅为28%，且水平较低。按国家统计局数据，2002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5.02亿，城镇化率36.09%。2012年，常住人口7.12亿，城镇化率52.57%，首次超过52%世界平均水平。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58%。总的来看，城镇化率按每年约1%的速度增长，预计2020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将超过8亿，预测未来15到20年，还将有2到3亿人进入城镇生活。人口存量和未来的增量，将会在城市形成规模巨大的内需缺口。

第二，中等收入人群的增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当前我国有约4亿中等收入人群，“十四五”期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将增加约2.5亿人达到6.5亿左右。据测算，若中等收入人群保持每年7—8%的增速，十年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翻一番，年均GDP增长率提高0.5个百分点。①参见陈雨露《“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金融改革发展》，《中国金融》，2020年第Z1期，第19-21页。未来五到十年，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伴随着中等收入人群增长，城市居民消费能力将会大幅提升，教育、健康、文化生活等重点领域服务需求会激增，以定制化、个性化的高端需求不断涌现，成为构建内需体系的着力点。

第三，农民市民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市民化是城镇化的本质。本世纪初，一项针对新产业工人在城镇买房的调查意愿显示，2011年仅有0.7%的外出务工农民愿意在城镇买房，但到2018年进城务工的农民中，购买住房的已经增至19%。相比过去务工赚钱后回乡村盖房，城镇买房可以享受更好的教育、医疗，这种观念转变是城镇化的重要推手。2019年底，中国新产业工人2.91亿，其中包括在本地务工新产业工人1.17亿人，外出务工人员1.74亿。②参见国家统计局官网《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网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 04/t20200430_1742724.html.访问日期2020年12月20日。随着疫情的退去，未来仍将会有2亿左右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目前全国约有1 500个县城，意味着每个县城大约仍要吸纳13—14万人。③参见澎湃网《李铁：一直被忽视的县城，同样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载体》，网址：https://www.the paper.cn/newsDetailforward_7787861.访问日期2020年12月20。“十四五”期间，各类城镇要解决近5亿新产业工人的生活安置问题，不仅仅是住房，还包括配套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其他各类消费需求。

第四，中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的提高。2020年5月28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披露，目前我国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平均月可支配收入只有1 000元左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 733元，即人均可支配的月收入为2 561元。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口径，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月可支配收入2 086元，中等偏下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每个月约为1 315和615元。由此可见，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大部分仍处于平均水平以下，而低收入群体具有更高的消费倾向和消费弹性，其收入水平增加对未来消费带动作用更强。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未来城市将汇集更多的常住人口，吸纳更多农业转移出的农民，中等收入人群规模继续扩大，6亿中低收入人群不断减小。这四个方面将是新型城镇化构建完整内需体系的潜力点，为此应重点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要推进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完善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中国目前的收入结构和收入水平还远低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55.4%。我国扩大居民消费和促进消费升级的空间很大，提高居民收入增速和可支配收入水平特别是中等和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是加快构建完整内需体系的关键一环。要完善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初次分配要提高居民部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11]。再次分配要提高对中、低等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形成更加有效同时兼顾公平和社会责任的分配制度。第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38%。中间涉及16%的缺口，意味着有2亿多人还没有真正享受到城市户籍待遇。未来城镇化进程会继续加快，仍会有2亿左右农业待转移人口，这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来说是一项挑战。因此完善户籍制度，既要保障进城人员不会变为“城市贫民”，又要保障教育、医疗、交通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是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也是促进国内大循环形成的基本保证。

（四）国内外制度环境的优化

为确保新型城镇化在各个环节对“双循环”的促进作用，需要依靠我国的制度优势，不断优化国内外宏观环境。

第一，要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我国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平衡地缘政治关系重要对外发展战略，虽然世界部分地区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盛行，“去中国化”言论方兴未艾，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贸合作却正在持续升温。构建国际大循环离不开“一带一路”倡议，随着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一带一路”重要地位和影响将会更加巨大。①参见王跃生《世界经济“双循环”、“新南南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新视野》，2015年第6期，第12-18页。

第二，发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自2010年建立东盟自贸区（CAFTA）以来，东盟国家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②参见余淼杰《“大变局”与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第19-28页。2020年1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订，标志着世界最大的自贸区形成，我国将“朋友圈”扩大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RCEP框架下消减关税、破除贸易壁垒、扩大区域贸易开放和服务水平对于推进区域一体化意义重大。为此我国沿边沿海城市要推进自贸区建设，积极参与区域合作，依托自贸区形成推动RCEP的战略支点。未来RCEP作为亚洲自贸区将会达到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关税同盟同级别的影响力，这或许可以成为我国发展成亚洲产业链、价值链核心和构建国际大循环的第一步。

第三，推动中国倡议下的双边和多边贸易伙伴关系。大国的经济外交政策往往是广泛的参与国际间合作，同其他国家建立贸易双边多边机制。中国在构建国际大循环发展格局时应充分利用好现存国际间多边合作机制，如联合国、WTO、G20等组织和峰会。更重要的是继续推动由我国倡议的新型多边合作机制和贸易关系，要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配套推出更多制度设计和政策措施，发挥“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金砖银行等金融制度安排的服务能力，为中国构建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格局提供政策与战略支持。

四、结 论

无论是国内大循环还是国际大循环，都是经济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运行模式。它既是从工农业生产到商品流通、要素分配到满足企业居民最终消费的循环过程，也是供给和需求相匹配的循环结构。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新型城镇化建设“天然”内嵌于“双循环”格局形成的过程中，它是手段也是重要推力。本文从新型城镇化视角，探究其在构建我国经济“双循环”中的重要作用。得到如下结论：

首先，经济循环与新型城镇化进程密不可分。从农业分离出的工业部门是城镇形成的前提，随后城镇化和工业化相互演进，工业化发展依附于城镇实体，城镇化建设靠工业化推动，二者相互作用形成经济从生产、流通、分配到消费的循环过程，构成经济大循环的底层。同时，供给和需求框架下，新型城镇化建设可创造有效内需，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要求工业生产形成供给，供需匹配完成经济良性互动。城镇作为节点，实现供需匹配的循环结构。

其次，新型城镇化能通过持续的聚集效应不断提高“双循环”的层次和水平。新型城镇化建设形成的都市圈和城市群，首先是促进国内大循环不断升级强化，表现为产业的升级、商品要素的快速流通、分配关系的优化调节、高端消费需求的满足。而后作为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支点和重要手段，形成高水平的国际大循环，国内大循环重塑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格局需要依靠新型城镇化建设形成的都市圈和城市群。

最后，发展战略、贸易协定、法律规章是保障新型城镇化促进“双循环”格局实现的制度安排。当今世界经济衰退明显，供应链、产业链循环受阻，金融市场大幅度动荡，国际投资贸易严重萎缩，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受到冲击。③参见李猛《新时期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意义、主要问题和政策建议》，《当代经济管理》，2021年第1期，第1-17页。.国家间的竞合是战略和制度的博弈，中国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应努力推进相关国家战略，积极倡导区域经济一体化，倡导多边贸易机制，迎难而上，顺势而为。以新型城镇化建设，培育提升我国城市国际竞争力，构建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