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能的链式反应特性会使得率先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成为新知识的掌握者和有关领域的拓新者，逐步扩大世界的极化效应和累积循环效应，使原本就资本短缺和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后发国家面临更严峻的形势。科技的进步也会扩大世界的技术鸿沟，使得错过发展机遇的国家面临经济发展被边缘化的危险，在军事对抗中处于不对称性地位，同时也存在政治交互中的被干预风险。因此，要处理技术全球扩散所带来的发展困境，后发国家应积极寻找发展突破口，国际社会要构建多方参与的治理体系，逐步完善国际合作，建立制度保障，以实现技术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人工智能;国家发展困境;边缘化危机;后发劣势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5-0027-03

从农耕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信息时代，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少不了科技发展的影子。科技的赋能效果可以迅速增加一个国家的军事、经济实力，提升国家行政水平，使之实现跨越式发展，进而获得更多的资源与国际影响力。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受到科技进步正向影响的机会，对那些科技后发国家来说，人工智能的兴起其实暗暗隐藏着扼杀其发展机会的可能。

一、问题的提出

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代表性成果，是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综合性新学科，具有强大的泛域适用性和链式反应特性，可以极大地拓展当下产业集群的宽度和产业可扩展的深度，促成和引发跨越代际的产业革命[1]。但是，人工智能这种赋能作用对不同国家所产生的效力是不同的[2]。复杂技术的研发与拓新需要大量资源，拥有技术与资金优势的国家往往可以抢夺发展先机。当前，世界的科技投入、科技人员和科技活动多集中于发达国家。人工智能的链式反应特性会使得率先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更有可能出现新一轮的技术创新，使其拥有知识与技术的累进优势，成为新知识的掌握者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拓新者，进而可以优先搭建起人工智能相关的制度框架，并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来增加技术后来者的挑战难度，控制技术知识的发展扩散方向，使得发展中国家学习优势减少，扩大世界的极化效应和累积循环效应，让原本就资本短缺和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后发国家面临更严峻的形势。这就会使得处于相对落后地位的国家通过模仿先发国家发展，运用“后发优势”来赶超发达国家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也使得曾经的发展之路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复制，“后发制于人”逐渐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3]。

二、后发国家被加剧的发展劣势

只要有了成熟的技术累积和适宜的社会环境条件，那么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变化就将是爆发式的、全方位的。知识与技术是具有累积性的，人工智能作为当下知识与技术的最新结合，它会从科技领域溢出到政治、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使各个先发国家有机会依托新科技所带来的福祉推动国家进步。但是，科技进步的双刃剑也会扩大世界的技术鸿沟，使得错过发展机遇的国家面临后发劣势。

（一）经济发展被边缘化的危险

在过去，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参与世界分工，从简单制造业入手，利用人口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积累资本，通过不断优化本国的产业结构并升级生产，完成由边缘到中心的转变[4]。但是，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机器正在代替更多的人工，结构化失业情况加剧，生产本地化趋势明显，各技术强国对于劳动力的依赖逐渐减弱，使后发国家通过劳动力比较优势参与世界市场的机会越来越少，使后发崛起变得更加困难。而且，当今世界各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差异很大，但人工智能应用的集群效果和链式反应效应可以让率先拥有新技术的国家有更大的几率迎来新一轮产业革新，使他们可以借助于自己的优势地位来增强技术垄断，保证自己的超额收益，而那些没有在科技上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不仅会在经济与科技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也会在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都付出沉重代价。

因此，虽然在理论层面上，科技相对滞后的国家可以积极发挥“后发优势”进行追赶，但是这一理论在现实中的运用其实正变得越来越有限。在技术加速发展的今天，后发国家很容易陷入对技术引进的强依赖性之中，即在花费大量资金向外国引进技术获得后发利益后，为了获得新一轮后发利益再进行新一轮技术引进，从而对科技发达国家形成强路径依赖，失去创新动力，从而落入“后发劣势”的陷阱，始终受制于他国，被锁定在资源供应国的位置上，形成国际社会的“阶层固化”。

（二）军事对抗中的不对称性地位

武器体系、战争形式的演进与科技的革新密切相关。早在人工智能诞生之初，各个国家就都对其在军事领域的应用给予充分重视，各国都认识到人工智能军事化将引发军事建设领域的新一次变革：更突出技术、资本和数据的作用，弱化人力和规模的作用。智能化武器的出现与人工智能优越的多线程反应能力也会无形中加剧军事力量对抗中的不平衡性，会使发展中国家原本有效的伤害手段失效，使缺少人工智能技术辅助的后发国家越来越难以通过战术与策略弥补战场上的劣势。而人工智能未来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无人化战争”更会加剧这种不平衡：即先发国家可以使用智能的机器武器大大降低本国战争死亡率，军事作战的胜负将更加取决于国家的工业水平与科研能力，那些被高新智能武器所武装的技术强国，可以在战争中以己方的低成本换取对方的高代价。这就会使得力量不对称的国家间战争成为未来对抗的主要方式，加劇国家间竞争的烈度与广度，加大后发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不安全感，影响国家的战略行为选择，增加世界的不安全感[5]。

（三）政治交互中的被干预风险

在这个受科技发展影响而日趋相互依赖的世界中，人们初步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互联互通。在此背景下，政治不再是孤立的板块政治，而呈现出一种相互联动与制约的交互政治。但是这种交互性与现代科技的结合，也会带来政治干预与依赖风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发展，正在使民众更容易受到有意引导。精准定位的政治营销可以快速锁定“摇摆群体”，通过投放政治广告和实施个性化的宣传来动摇甚至改变他们的行为意向。虽然这种技术干涉政治的风险在所有国家都有可能存在，但是这种风险对于那些缺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更加残酷。由于技术的落后与缺乏，技术的后发国家将更容易被技术强国或跨国公司所窥伺，从而降低国家的主权独立性，加大了其在政治安全领域的脆弱性。而掌握了更多数据与信息能力的国家，也将在国际社会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利用不对称的信息流动，并借助他们所搭建的互联网平台宣扬他们所认同的理念与精神，削弱后发国家的政治认同和民族认同。

虽然目前机器还并不能做出完全自主决策，但是人工智能的出现是可以通过关联性分析来超越传统因果分析辅助政治决策的，可以为技术强国国家战略决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更加客观的、精细化的数据支持，帮助他们发现一些看似孤立的事件里面所存在着的关联性，以此提升战略决策的有效性。而缺少人工智能技术辅助的后发国家将在风险判断、策略选择、决策确定、执行效率，以及决策可靠性等多个方面处于劣势，这种不对称的决策条件有可能会导致国际战略博弈失衡，使得处于弱势一方的技术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空间进一步缩减，加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依赖性。

三、国家后发劣势的化解路径

人工智能作为当前最新科技的代表，在突破人类发展局限的同时，也存在着撕裂世界秩序的风险，会给整个世界带来新的冲击与挑战。因此，应对技术全球扩散所带来的发展困境，与研究人工智能技术本身一样重要。既要破除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悲观态度或过于保守主义的思想，正确合理地使用人工智能，又要从人机共生共存的角度入手，寻找消解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负面效应的路径。

（一）后发国家应积极寻找发展突破口

时移事异，在过去发展之路难以复制的背景下，处于不利发展地位的后发国家，更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计划。一方面，后发国家的政府要制定符合技术发展中国家国情的发展战略，加大教育以及对有发展前途的技术研发的投资，加强对本国劳动人民的技能培养，提高国民就业的灵活性，使其可以在有着高度不确定性的未来世界中保持工作能力，减少对外技术依赖，推动技术实现自立。另一方面，还需要制定科学的国内产业战略发展规划，支持具有比较优势的战略产业的发展。可以先从旅游、文化、服务等技术含量低的行业入手，形成与AI技术超级大国的互补关系，为国家后续发展积蓄能量。

（二）构建多方参与的治理体系

正如约瑟夫·奈所言：“在新的世界中，国际权力在某些方面，是一种相互间正和博弈的结果，仅仅从一国的角度来思考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从实现共同目标的角度来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尊重并赋予他者权力。”在当下的人工智能发展中，不同的国际行为体掌握着不同的资源。民族国家掌握最多的权力与数据信息资源;跨国公司、技术组织掌握着技术和知识资源;各国际组织拥有流通的数据资源与统筹管理能力。因此，要想解决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就要合理划分不同治理主体的责任，明确各国际行为体各自的权力范围，构建多方参与的治理体系。

在面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发展问题时，民族国家应该继续担任重要的治理角色，通过平等、广泛协商部分地让渡治理的权力给当下活跃的非国家行为体，广泛地吸引各非国家行为体参与这一领域。按照技术水平和发展情况的差异，制定不同的发展、治理目标。对于已经出现技术威胁的国家实行一定的限制政策，对于仍未跨越数字鸿沟的国家实行全面帮扶政策。重视相关制度的动态更新能力，充分考虑到技术及其应用的发展性，建立一种动态的、阶段性的治理机制。做好治理的主次轻重划分，将产生影响最为深刻的失业问题、军备竞赛问题、发展鸿沟问题放在首要位置进行解决，强化政策、制度的执行效率，营造公平健康的全球竞争环境，使关于人工智能的多边规则，能摆脱形式主义的尴尬境地，成为有实际效力的“硬约束”。

（三）完善国际合作，建立制度保障

人工智能所能带来的问题同核技术一样，是全球性的。因此，要从技术源头出发寻找最新、最关键的治理节点，更新固有观念，在技术层面赋予人工智能“善用”的基因。

但是，不同国家之间往往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分歧与战略导向，在此基础之上建立共识是较为困难的，而这就意味着要从全球整体性入手，充分认识人工智能的技术与社会属性，淡化技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而要提高国际合作水平，降低国家间的相互恐惧感，就需要制定一部以国家间普遍共识为基础的国际法，用制度与法律约束国家行为，增进和平，增加政策透明度，建立信任措施，降低相应的军事冲突的风险，努力使各大技术发达国家能够在发展致命自主武器上达成一致，在防止人工智能对人类造成不可挽回的灾难性影响方面达成相关的开发控制协议，谨慎使用致命性自主武器，避免人工智能武器的扩散。积极开展多边、双边协作来支持帮扶技术弱国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关于民生的人工智能研究的合理保障，使科技进步可以被用来应对目前尚未完全解决的饥饿、穷困以及疾病等全球性问题，用技术来提升国际互助效率，帮助技术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发挥人工智能对全球的普惠性。同时，明确关于人工智能的技术政策;从技术本身入手，制定相应的安全标准，划分安全禁区;细化人工智能的伦理、算法、就业、安全、数字鸿沟等领域的规范和规则。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指出：“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积聚力量，准备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要抓住这个重大机遇，推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面对人工智能的发展问题，中国提出“中国方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中肩负着双重身份与双重使命：一方面，中国是人工智能的技术先发国，人工智能企业总数排名世界第二位，在人工智能的某些领域，中国的发展居于世界前列;另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成就与突破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

中国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这种人类共同体思想可以降低人工智能所帶来的分裂性，以命运自主超越传统的中心—边缘依附体系，以命运与共超越相互依存理论，进而帮助世界各国搭建人工智能发展的良好国际秩序，实现人工智能的良性发展，帮助世界各国形成共担、共治、共享合作模式，让人类的智慧之光更好更快地惠及世界的各个角落。

参考文献：

[1]杰瑞·卡普兰.人工智能时代[M].李盼，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10-23.

[2]刘月华，冯江源.科教兴国与21世纪的综合国力竞争[J].中外科技信息，2002（Z1）.

[3]黄忠.人工智能与未来十年的国际关系[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6）.

[4]威廉·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67-88.

[5]封帅，周亦奇.人工智能时代国家战略行为的模式变迁——走向数据与算法的竞争[J].国际展望，2018（4）.

作者简介：部彦君（1995—），女，汉族，山东淄博人，单位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为政治学。

（责任编辑：王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