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周宇晗

人物名片：吴有德，男，1926年生，籍贯浙江富阳。1949年7月考入杭州新闻学校学习，结业后分配到新登县委通讯站工作。1953年调《浙江日报》，先任记者，后任编辑、主任编辑。长期从事农村报道的编辑工作，同时积极采写通讯、评论等多种形式的新闻作品，其中大小评论约有400余篇。1986年12月离休后，笔耕不辍，先后被《浙江日报》、浙江省新闻出版局等单位聘为新闻报刊阅评员，多年被评为浙江省基层优秀报刊阅评员。2009年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为全国优秀报刊审读员，同年，撰写的《从介绍历史文化名人看“浙江精神”的宣传》一文被评为全国新闻报刊优秀审读报告。2009年10月83岁时于《浙江日报》离休党支部入党。

采访组成员：

浙江传媒研究院蒋卫阳

浙江日报全媒体评论理论部周宇晗

《浙江法制报》陈骞 胡晓峰

采访组：吴老师，您是《浙江日报》资深记者和编辑，离休后又长期担任阅评员，对采编工作非常了解，很荣幸能采访到您。首先请介绍一下您在《浙江日报》的工作经历。

吴有德：我在年轻时就喜欢新闻写作，曾在地方报纸写些小稿，很想为党的新闻宣传做些事。解放不久，杭州新闻学校公开招生，那是为培养服务于人民的新闻工作者开办的学校，我马上去报名，并在1949年7月考入新闻学校读书。结业后，我被分配到新登（今属杭州市富阳区）县委宣传部任通讯干事，主要任务是给《浙江日报》写稿。我的报道重点在新登县城岭区，全省著名的许桂荣互助组和由许桂荣互助组升级为全国典型的全省第一个农业合作初级社都在这里。我写过不少关于城岭区的互助组和合作社的稿件，也写过内参，在全省有一定的影响。1953年，我调到《浙江日报》农村部工作，先任记者，后任编辑、主任编辑，同时我也积极撰写评论文章。

我在农村部干了三十多年，离休后，又被返聘为《浙江日报》经济新闻部责任编辑、《浙江日报》报纸阅评小组成员，继续关注报刊工作。

采访组：您在新闻岗位上深耕数十年，留下不少作品。请介绍几件您印象深刻的作品，回忆一下创作过程。

吴有德：编的、写的稿子太多了，我举两个例子：

一是1957年1月27日《浙江日报》发表时任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同志的署名文章《“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矛盾的好办法》。当时社会主流对“包产到户”很不认同，认为是发扬“小农经济积极性”。我们收到这篇文章后，一直不敢登，放在角落里十多天，直到当时的省委副书记林乎加来问，我才着手编稿。

文章见报后，读者来信如潮，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按照规定，对这样一个引起广泛讨论的话题，应该进行总结，表明党报对“包产到户”的态度，这也是不少读者的期待。后来农村部多次商议，并且征得报社领导和省委农工部的同意，决定派我到温州去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过程中也有一些困难，比如温州话听不懂，幸好有随行的《温州日报》的同志帮忙翻译，花了一个多星期，基本上把永嘉县燎原合作社“包产到户”的情况搞清楚了。

回来之后，我写了一个调查报告，把“包产到户”的好处和不利影响都写了出来，经报社领导修改，送给当时省委农工部部长审查，结果左等右等没有消息。几个月后，对方告知材料已经遗失。那时只有原稿，没有复印件，因此这个当作讨论总结的调查报告始终没有见报。

现在看来，在当时要做一个“包产到户”究竟好不好的正确结论是有困难的。但《浙江日报》在全国首次公开发表论述“包产到户”的文章，对全省、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新闻史上是有一笔的。不过后来，李云河同志被打成右派，我也受到了牵连。此后新闻界对“包产到户”的报道一度很寡淡，直到1982年中央发了文件后，才开始系统性地进行宣传报道，此时，离我编李云河同志的文章，已经过去了整整25年。

1957年《浙江日报》在全国首次公开发表论述“包产到户”的文章，编辑就是吴老

1985年，吴老编辑的《洪孟学为啥出走？》一文，在《浙江日报》刊登后，引起较大反响。该文作者是当时浙报农村部的青年记者钟睒睒

第二篇是1985年的《洪孟学为啥出走？》。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对很多问题还是比较保守的，比如当时很多人认为国有企业的技术人员不能流动，流动就要取消城市户口。这篇通讯是当时《浙江日报》农村部的青年记者钟睒睒写的，由我编辑，运用洪孟学这个典型人物，勇敢地曝光和批评了压制科技人才的现象，提出“乡镇企业也姓社，不姓资”，国有企业的科技人员到乡镇企业去工作，同样是为社会主义作贡献。时任总编辑郑梦熊同志看后，连夜赶写了一篇题为《洪孟学出走说明了什么》的本报评论员文章，强调允许人才合理流动，是党和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才的一项重要政策。

通讯和评论在《浙江日报》一版显著位置发表，形成一股强劲的人才流动冲击波。绝大多数读者来信为洪孟学冲破枷锁找到用武之地感到高兴。编委会因此还开辟了一个“识才、爱才、用才——《洪孟学为啥出走？》读后感”专栏，发表读者来信。

很快，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浪潮的推动下，很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跳出原有天地，到企业创业就业。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钟睒睒本人也经批准离开《浙江日报》，到海南的广阔天地去施展才干，成为浙江新闻记者最早“下海”的人之一。如今，他已成为全国知名企业“养生堂”和“农夫山泉”的董事长。所以说，新闻报道是可以推动时代进步的。

记者：您这么多年来一心向党，在年轻时候就多次提出入党申请，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离休后才加入中国共产党。能否请您回顾一下这段经历？

吴有德：我入党相当晚，是在我83岁的时候。所以我说，从年龄来看，我是个老同志；从党龄来看，我是个新党员。

其实，我1949年在杭州新闻学校学习时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到吴兴县实习时就提出过入党请求，并办过相应手续，但后来组织上认为我未曾接受考验，不能算数，就没有再提起这件事。

1953年调报社工作后，我积极要求进步，被选举为编辑部团支部副书记，出席过团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此时我正式写了入党申请书，被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培养。然而，后来发生了“文革”等政治运动。在形势复杂严峻的年代，我不可能再有要求入党的行动，但思想上并没有忘记这件事。

离休后，有人告诉我离退休同志也可以入党。我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大报告和新党章后，经过思考，又写了入党申请书。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入党的心情越来越迫切。2008年冬季，我患上恶性肿瘤，就更加希望在有生之年早日圆入党梦想。好在离休后，我一直坚持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许多人也帮助和支持我，他们讲，老吴现在离休了，没有任何职业上的追求，还能坚持要求入党，可见入党初心的纯粹。2009年10月，我终于成为预备党员，一年后顺利转正。几十年为之奋斗，还是成功了，高兴得不得了。

为什么这么辛苦、历经坎坷，还是坚持要入党？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我亲眼看到一些党员同志一生为党奋斗，在工作上也确实是榜样、标杆。另一方面，我自己对党的认识从不成熟到成熟，不断深化，深刻感受到党的魅力，如果我也能够入党，对我来说是一种肯定、一种荣誉。还有就是，我始终认为，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坚持，总有一天能够达到目标，所以面对入党过程中碰到的种种困难，我从来没想过放弃。

从加入共青团到成为党员，从土地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不断加深。就拿我个人来说，解放前，我是一个小学教员，工资只是几担米，祖上更是没有读书人。在党的培养下，我成为党报记者、主任编辑、新闻阅评员，现在我的三个儿女中有两个在大学工作。我的小家庭，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社会带来巨大变化的时代缩影。

记者：您离休后，先被返聘到《浙江日报》经济部当编辑，后又在《浙江日报》、浙江省新闻出版局担任新闻阅评员。是什么样的动力支撑您在离休后继续发挥余热？

吴有德：在《浙江日报》做记者、编辑几十年，离休后干什么？我当时想，我虽然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但我要继续为党的新闻事业做一些贡献，也要表明我入党的决心。之后，我在阅评员的岗位上又干了十多年，每个月写3到4篇文章，每篇几千字，有时候一年要写近十万字，一开始还和其他阅评员一起出版过两本书，后来因为文章太多了，没有办法全部出书，但是反响是很大的。我记得很清楚，我给《浙江日报》写了好多次阅评小组报告，特别关注评论工作。时任总编辑鲍洪俊办了一个《新闻评说》栏目，每年两会或党代会前后，都要刊发评论文章反映当时的形势。我“点赞”了这个栏目，并且提出一些建议，鲍洪俊同志专门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2009年，我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为年度优秀报刊审读员，撰写的《从介绍历史文化名人看“浙江精神”的宣传》一文被评为年度优秀审读报告。

我现在身体不太好，不能做阅评员了，但是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曾经的党报工作者，要在思想上永不退休，在工作上永不退休，要和外界保持联系，不能天天在家里睡觉。

我每天都看《浙江日报》。这么多年来，《浙江日报》发生了很大变化，栏目多了、文章多了、内容也更加丰富了。比如评论和理论工作方面，去年浙江日报评论理论部推出“三个地·理论周刊”，刊发了一系列与中央政策和浙江实际紧密结合的文章。为此，我还做了一个小型调查，调查对象是20位读者，包括区县干部、社区干部、知识分子、普通群众等。结果是，真正能讲出“三个地”具体内涵的人不多。我想，这就表明，我们宣传的力度还有待加大，而且要有所侧重。

这就是新闻的益处，通过它，可以获取信息、找到共鸣，帮助我保持思想的活力，有时，还能启发我的写作灵感。新闻是我年轻时的选择，也是我终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