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姜晓蓉

陈德发，1938年生，浙江杭州人。1955年进入浙江日报，曾担任印刷厂负责人、工厂管理处处长、经理部经理、总编办公室主任、编委等职务，主要负责报社经营方面的工作。1998年退休。

采访组成员：浙江传媒研究院 蒋卫阳

浙江日报全媒体文化新闻部 姜晓蓉

浙江法制报 胡晓峰 陈 骞

采访组：陈老，您上世纪50年代就进浙江日报工作了，是我们的老前辈。请回忆一下您是怎么到报社的。

陈德发：1955年，我虚岁18岁，通过杭州市劳动局介绍，进了报社印刷厂排字车间当工人。那时候整个报社有300多人，其中印刷厂有40多人。我小时候家里比较苦，14岁就去外面打工了。那时候我虽然还是个小孩，但得像大人一样干活，常干的一个活就是要把一车车毛竹从转塘徒步拉到市区，真的挺苦的。虽然当时报社的条件跟现在没法比，但那时候我进了报社就感觉像进了天堂一样。到报社后，我很珍惜这个工作机会，学习工作都非常努力，一年以后我被评为四级工。

1975年10月，报社要搞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当时我作为“青”的代表，进入《浙江日报》领导班子，成为报社党委委员，后来还担任过工厂管理处处长、经理部经理、总编办公室主任、编委等职务。

采访组：您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负责报社的生产经营工作，现在集团事业的发展与老一辈当年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请回顾一下您在《浙江日报》工作期间，报社在经营方面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壮大的。

陈德发：上世纪80年代前，《浙江日报》几乎没有广告，即使有，基本上也是政府公告，而不是商业广告。由于改革开放，1980年以后开始允许《浙江日报》刊登少量商业广告，但是广告版面很少，因为那时的报纸一共只有4个版。

1980年，有了商业广告，我们的报业经济开始有了起色。可以看几个数据：1980年报社年收入是800多万元，其中11%是广告收入；1990年报社年收入是5300多万元，其中广告收入从1980年的80多万元增加到1106万元。1980年报社的利润大概是120多万元，1990年的利润增加到1400多万元。到1999年，广告收入上升到3.7亿元，利润是8100多万元。

上个世纪90年代经营收入大爆发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从全国范围来说，90年代是传统媒体发展的“黄金十年”。第二，就是生产上实现了激光照排和胶印印刷，其中激光照排为报业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使大规模扩版成为可能。浙报集团下属的《钱江晚报》最多时候每天出60多个版，其中近一半是广告，只有激光照排能够完成。到了90年代后期，新媒体开始出现，发展势头很猛，给传统新闻媒体带来巨大挑战。当时报社领导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谋求转型。

采访组：您觉得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成立集团以后，报社的发展变化主要有哪些？

陈德发：我认为改革开放后报社历届领导班子都有比较强的前瞻意识。比如1986年通过我们的争取，省里决定由浙江日报社创办《钱江晚报》。经过一段时间试刊后，《钱江晚报》于1987年1月1日正式创刊。晚报的创办，对报社经济实力的提升起到很大作用。再比如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们开始搞版外经营，进行市场化运作，这方面我们在全国起步比较早，也为浙报集团综合实力的进一步提升打下了基础。2000年，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成立，经过几年的奋斗，浙报集团成为全国省级党报中的“排头兵”。

报业集团成立后，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体制方面，推行“一媒体一公司，两分开一本账”，形成了新的运营机制，成为全国报业采编、经营“两分开”的典型。其次，通过成立报业集团，完善了内部的经营责任制和绩效考核机制，有效促进了经营管理水平的提升。第三，促进多种经营和资本运作的发展，增强了集团的经济实力，也有力支撑了集团各项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上市，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搭建了集团面向市场的资本运作平台，对集团的产业发展意义重大。有数据表明，浙报集团成立以来，经营规模和各项经济指标都长期居于全国省级党报的前三位。

这些年，集团对数字化建设投资比较大，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传统报业必须加快与新媒体的融合。集团成立以后，在媒体转型、融合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跟新媒体比起来还是有一些差距。在我看来，浙报集团这个阶段像是在爬山，一点也不能松懈。面对新媒体的挑战，《浙江日报》这样的传统媒体能够站到今天这个位置上，非常不容易。

采访组：您是老报人，《浙江日报》的“众安桥时代”和“体育场路时代”都经历过，还曾负责过报社大楼的改造工程。请您回忆一下报社的众安桥老大楼和体育场路“回”字形大楼的样子。

陈德发：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相关部门接管了位于众安桥的原《东南日报》大楼。5月9日，《浙江日报》在这里诞生。

众安桥老大楼是三层钢筋混凝土结构。一楼右边是资料室，左边门口是传达室。顺着几级台阶上去，靠南面是办公室，包括广告、发行、副社长室、经理办公室等经营管理部门；二楼是编辑部，主要有机要室、秘书室、副总编室、社长室等，北面是一个大厅。中间还有两个办公室，其中一个大办公室是晚上的值班室，那时的总编辑于冠西同志最后定稿一般都在这个地方，另一个大办公室是时事组，相当于现在的夜编部，主要处理新华社电讯稿。三楼有个大会议室，报社开大会都在这里，可以容纳三四百人。

由于工作分工，我对报纸印刷这方面比较熟悉，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以前的报纸是怎么印的。和现在比起来，那时候很艰苦。铸字房铸的字相当于现在的6号字，很小，需要工人一个个浇铸出来。而排字房的拣字工人，每天要把固定的字补到字架里去，有的字不大用得上，而有的是经常要用的，比如“中国”“人民”“工人”“我们”……这些常用字，字架上用完了或者太少了，就要补足。冬天温度低，工作也不能停，很多工人的手都冻僵了，搓一搓，还要坚持下去。

众安桥的办公楼虽然地方不大，但生活很方便。那里像个大家庭，生活气息浓厚。大楼里有小食堂，上夜班的同志晚上可以去吃宵夜。一楼有个理发室，大家理发都去那里。一楼的大厅还可以当舞厅，有时候星期六晚上会举办舞会，音乐响起，大家随着旋律起舞，那种感觉到现在还记得。

随着报社的不断发展，1973年《浙江日报》搬到体育场路，也就是现在这个地方。我们搬来前，这里是学校。选定这个地方后，我们先造印刷厂，大概花了两年时间。印刷厂建好后，先试印了半个月报纸，看看没问题就开始搬家了，只用两天时间就全部搬完了。众安桥的老房子就交回给省委了。

关于体育场路的“回”字形老大楼，虽然在上世纪90年代就拆除了，但很多老报人还是很怀念它的。其实，我们刚搬到体育场路时，还没有这个“回”字形大楼，是后来扩建成的。根据我掌握的资料，正式扩建是在1983年。那时报社不断发展，人越来越多，夜编部、检查组等都只能在印刷厂的楼上办公。当时，我们只有一幢3层的木结构办公楼，是原来学校的教学楼，为了解决办公场地严重不足的问题，报社决定把这个3层木结构办公楼扩建成“回”字形办公楼。所谓“回”字形，就是东西南北各有一幢楼，连在一起，形成闭合式建筑。闭合式办公楼中间，有两棵很茂盛的大樟树。

现在报社的年轻同志比较关心报社门口的紫藤花架是什么时候有的，因为紫藤花已成为《浙江日报》的一个文化符号，现在的社歌不就叫《紫藤花开》吗？我特意查阅了一些资料，可以比较准确地说，紫藤花架是1983年4月，报社大院改造时，由杭州市建筑设计院设计建造的，花架的设计高度是4.2米，当时的紫藤花，也是他们从别的地方移植过来的。

采访组：您对浙报集团的年轻人有哪些希望和嘱托？

陈德发：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困难，但浙报人血液里始终有一种不怕困难的基因。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强多了，今天的媒体跟过去相比，也有很多的内容创新、渠道创新、模式创新……这些创新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巨大挑战。如果用一句话表达，那就是希望浙报集团的新生代能够继续发扬浙报人一直以来不怕困难、勇于创新、敢于争先的精神，成为新时代的“浙报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