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琳 张大均 刘广增

（1重庆邮电大学学生处心理辅导中心，重庆400065；2西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暨心理学部，重庆400715）

1 引言

心理素质（psychological suzhi）是我国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的重要概念，是指以生理条件为基础，将外在获得的东西内化成基本的、稳定的、衍生性的，并且与人的社会适应行为和创造行为具有密切联系的心理品质（张大均，2003）。心理素质是个体心理和行为内容要素与功能价值的统一体，包含认知、个性、适应性三个维度（张大均，2003；张大均，王鑫强，2012）。认知体现在个体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活动中，直接参与对客观事物认知的具体操作，是心理素质的基本成分；个性表现在个体对客观事物的对待活动中，对认知过程起到动力和调节作用，是心理素质的动力成分，这两者构成了心理素质的内容要素；而适应性表现在以内容要素为基础，通过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选择、适应以及改变环境，是自身与环境和谐协调的能力，也是其功能价值体现（张大均，2003；张大均，王鑫强，2012）。中学阶段是个体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心理素质培养至关重要的阶段，探索这一时期个体心理素质形成的影响因素，对教育者培养和提升学生整体心理素质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生态系统理论（e cological s ystem t heory）指出，个体的发展嵌套于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之中，受各层环境因素的影响。根据该观点，个体心理素质的发展除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多层环境系统以及各层环境系统间相互作用的影响。家庭和学校作为个体早期主要接触的微系统，在中学生身心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家庭环境中，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重要他人，其教养方式对孩子身心发展的影响尤为重要，被认为是影响孩子心理健康发展最为重要和直接的家庭因素（Palmer，2010；孙仕秀，范方，郑裕鸿等，2012）。Wu等人（2015）的研究就发现，父母的情感温暖能有效促进个体心理素质的发展，不同的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个性、思维方式乃至人格特质都有重要的影响（Brand，Hatzinger，Beck，＆ Holsboer－Trachsler，2009；Fan＆Wu，2009）。

学校作为个体除家庭之外又一重要的生活环境系统，对于中学生认知、个性和适应品质的发展也起着不容忽视作用。其中班级氛围被认为是学生心理成长中最为直接和具渗透力的影响源（卢家楣，王俊山，刘伟，2014）。班级氛围指班级的和谐稳定程度，是学生通过班级内部的社会互动形成的对整个班级社会心理气氛的知觉（李丹，宗利娟，刘俊升，2013）。Dong和Zhang（2015）通过多重回归分析发现，班级氛围各维度（师生关系、纪律秩序、竞争、学习负担和同学关系）均能显著预测少数民族中学生的心理素质；良好班级氛围能显著预测中学生的情感素质（卢家楣，王俊山，刘伟，2014）；个体知觉到的班级环境（尤其是班级氛围）对其适应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Tan＆Chen，2007；江光荣，林孟平，2005）。此外，Zheng，Cheng和Huang（2002）为期两年的追踪研究发现，班级氛围的好坏对教师和学生的人格特质都有显著的影响。

Bronfenbrenner指出，各微系统在独立地作用于个体发展的同时也发生相互联系或作用，进而构成影响个体发展的中层环境系统。而家庭和学校作为中小学生成长过程中两个紧密联系的微观系统，只有在两者的良好互动中，个体才能实现最优的发展（Bronfenbrenner＆Morris，1998）。多重关系的交互性假说（i nteractive h ypothesis）也指出，多种环境关系对儿童青少年的发展影响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一种关系的影响要视其它关系的性质而定（Lambert，1999；Verschueren＆Marcoen，1999）。比如，有研究就发现，家庭环境中的亲子关系对儿童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会受到学校环境中师生关系的调节（张晓，陈会昌，张桂芳，2008）。和谐的人际关系可以有效抵消社会负性环境（如不良亲子关系）对儿童青少年成长的消极影响 （Taylor，Clayton，＆Rowley，2004）。来自纵向研究的数据显示，在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期间，教师与儿童的关系和不同母子依恋状况对三年级时学业成就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良好的师幼关系对具有不安全母子依恋的儿童学业成就的积极预测作用大于对具有安全依恋的儿童（O’Connor＆McCartney，2007）。据此，研究推测中学生心理素质的发展也会受到父母教养方式、班级氛围及其交互作用的影响。

尽管前人研究分别揭示了家庭和班级环境对个体心理发展的影响，但这些研究都只在单一层面进行探讨，而将家庭教养方式、班级氛围及其交互作用放在一起来探讨其对个体心理素质的影响机制以及作用大小的研究还不曾有过。此外，传统的回归分析忽视了数据的嵌套性特点，这就导致了研究混淆了个体效应和组效应，降低了结论的科学有效性。因此，除了要更具体地了解心理素质的形成机制，还需要进行多层次的与更全面的实证研究。本研究将通过多层线性的分析方法，在控制其它变量影响的情况下，探讨来自家庭和班级两个环境层面因素对中学生心理素质发展的影响，进一步深化心理素质的形成机制研究，为促进中学生心理素质发展和培养提供些许借鉴。

2 研究方法

2.1 对象

研究采取分类整群抽样方法从我国中、东、西部（根据经济带划分）的10个省市中抽取13所中学的41个班级，共计1648名中学生，每个班级32～54人。其中男生717名，女生931名，各地区学生占比为：东部（天津、江苏、浙江、广东）占38.8%、中部（河南、湖北、湖南）占37.7%、西部（重庆、四川、云南）占23.5%。各年级人数分别为：初一306名，初二228名，初三350名，高一289名，高二133名，高三304名。

2.2 研究工具

2.2.1 家庭教养方式

采用蒋奖等人（2010）修订的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EMBU－MSS）。该问卷包含6个维度，共42个项目（父亲和母亲各21个项目），采用4级评分。本研究中，父亲的积极和消极教养方式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8和0.77，母亲的积极和消极教养方式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86和0.80。

2.2.2 班级氛围

采用江光荣等人（2004）编制的我的班级问卷，由5个维度构成。问卷共38道题，采用5级评分。本研究以个体为单位对问卷的5个维度分别计算内部一致性系数，各维度α系数在0.71～0.92之间。

2.2.3 心理素质

采用张大均研究团队2016年依据心理素质双因素模型修订的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胡天强，张大均，2017）。该问卷共24题，包括认知、个性和适应性3个维度，采用1～5级评分。心理素质总分越高，表明心理素质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9。

2.3 数据分析

使用SPSS21.0对数据进行整理和描述性统计分析后，采用HLM6.08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参考李燕芳等人（2015）的做法依次构建3个模型分别探讨父母教养方式的作用，控制父母教养方式后班级氛围的作用，以及父母教养方式和班级氛围的交互作用。对于预测效应显著的变量，进一步根据Peugh（2010）和刘红云等（2005）提到的算法，通过计算方差减少的比例 （proportion reduction in variance，PRV）来计算其效应值。交互作用效应采用张雷、雷雳和郭伯良（2003）提出的简易实用分析方法。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Podsakoff，Mackenzie，Leo，＆Podsakoff，2003；周浩，龙立荣，2004）。本研究中的结果显示，因素分析在未旋转的情况下共提取出20个主成分，最大的主成分解释了总方差变异的15.23%（小于40%的临界标准）。所以，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

3.2 家庭教养方式、学校班级氛围与中学生心理素质的相关关系

相关分析发现（如表1所示），父亲与母亲的积极教养方式和班级氛围的师生关系、秩序、竞争和同学关系4个维度与中学生心理素质呈显著正相关，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中学生心理素质呈显著负相关。

表1 中学生家庭教养方式、班级氛围与心理素质的相关分析

3.3 家庭教养方式对中学生心理素质的预测作用

在个体水平纳入性别、年龄、父母受教育水平等背景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将家庭教养方式的4个维度也放入模型，以考察教养方式的预测作用。

表2的两层线性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父亲积极教养方式显著预测了中学生心理素质（β＝0.71，p＜0.001；ES＝0.07），母亲的积极教养方式也显著预测了中学生心理素质（β＝0.66，p＜0.001；ES＝0.06），即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越积极，中学生的心理素质水平就会越高。此外，父亲和母亲的消极教养方式对心理素质的预测均不显著，也就是说，父母的消极教养方式对中学生心理素质不存在显著影响。

表2 父母教养方式对中学生心理素质的预测作用

3.4 班级氛围对中学生心理素质的预测作用

在班级水平加入班级氛围5个维度考察其对中学生心理素质的预测作用。在个体水平，除控制个体和家庭背景变量外，把父亲和母亲教养方式也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表3的两层线性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班级氛围的师生关系、竞争和同学关系3个维度均显著正向预测中学生的心理素质（β＝0.51，p＜0.001；β＝0.63，p＜0.05；β＝0.52，p＜0.01；ES＝0.58）。中学生心理素质的班级变异有58%被班级氛围解释。班级的师生关系氛围越好、同学关系越和谐、竞争氛围越强，中学生的心理素质水平越高。秩序和学习负担两个维度对中学生的心理素质预测不显著，说明班级秩序和学习负担对学生的心理素质影响不显著。

表3 班级氛围对中学生心理素质的预测作用

3.5 家庭教养方式、班级氛围对中学生心理素质的交互作用

在家庭教养方式和班级氛围的交互作用模型中，在个体水平首先控制了中学生性别、年龄、父母受教育程度，然后分别加入父亲与母亲的积极与消极教养方式；在班级水平纳入班级氛围的师生关系、秩序、竞争、学习负担和同学关系5个维度。

由表4和表5可见，在父亲教养方式上，积极教养方式与师生关系交互作用显著（β＝0.04，p＜0.05；ES＝0.22），父亲积极教养方式和中学生心理素质的关系在不同班级之间的变异有22.33%被师生关系变量解释，良好的班级师生关系氛围可加强父亲积极教养方式对中学生心理素质的积极作用；消极教养方式与学习负担、同学关系的交互作用均显著（ES＝0.30），父亲消极教养方式与中学生心理素质的关系在不同班级之间的变异有29.56%被学习负担和同学关系解释。这提示学习负担与同学关系、班级氛围对父亲消极教养方式和中学生心理素质之间的负向关联作用（β＝－3.08，p＜0.001）有正向影响（β＝0.10，p＜0.01；β＝0.04，p＜0.05），即学习负担与师生关系班级氛围可以减弱父亲消极教养方式和中学生心理素质之间的负向关联关系。

对于母亲教养方式，积极教养方式与班级氛围各维度的交互作用不显著；母亲消极教养方式与同学关系的交互作用显著（β＝0.07，p＜0.01），但方差变异结果发现，班级氛围变量无助于解释母亲积极和消极教养方式和中学生心理素质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班级之间的变异。

4 讨论

4.1 父母教养方式对心理素质的预测作用

本研究分别探讨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对心理素质的预测作用，发现在控制个体性别、年龄和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情况下，不管是父亲和母亲，其积极的教养方式均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中学生的心理素质水平。与前人研究一致，个体感受到的父母情感温暖越高，心理素质水平也会越高（Wu et al.，2015）。结果证实了父母在孩子身心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进一步提示在对子女心理素质的培养中应重视情感上的关怀、温暖与理解，为孩子提供一个宽容温暖的成长环境，促进孩子心理素质的全面发展。

4.2 班级氛围对中学生心理素质的预测作用

表4 家庭教养方式和班级氛围的交互作用对中学生心理素质的影响

表5 班级变量所解释的方差成分和比例

在控制个体因素及家庭环境变量的情况下，班级氛围中的师生关系、竞争和同学关系3个维度显著预测中学生心理素质水平。教师和同学是中学生社会支持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除父母之外最重要的互动对象（颜洁，庞丽娟，1997），在这种“学习共同体”下，和谐的师生和同学关系能够帮助其心理的成熟与社会适应的发展。而班级竞争氛围越浓，越可能激起中学生的内部动机，进而更倾向与追求及达到积极社会适应（姜兆萍，周宗奎，2010）。与Dong等人（2015）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并未发现班级纪律秩序与学习负担对心理素质的预测效应。这可能是因为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和班级竞争都涉及人际互动，个体在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可以认识、评价和反思自己以及他人的思想和情感，进而内化成个体基础稳定的内在品质；而纪律秩序和学习负担是一种情景氛围，其对学生的影响更多的是体现在应对方式及其行为表现倾向上，对个体内在品质的直接效应并不明显，相对其他变量来说不足以显著影响中学生的心理素质。

4.3 父母教养方式和班级氛围的交互作用对中学生心理素质的影响

研究最后探讨了父母教养方式与班级氛围在对中学生心理素质影响中的交互作用，也即中层环境系统对个体心理素质的影响。结果发现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与班级氛围其中的一些维度发生了显著的交互作用。对于父亲教养方式，其积极教养方式与师生关系交互作用显著，和谐的师生关系氛围可以增强父亲积极教养方式对中学生心理素质的影响。良好的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可以让学生体验到来自外界积极正向且一致的社会支持，使其拥有更高的自尊和生活满意度（张丽华，张索玲，宁微，2009；张檬，2015），提高其社会适应能力，进而促进心理品质的积极发展。父亲消极教养方式与学习负担、同学关系交互作用显著，也就是说学生所体验到的学习负担和同学关系越高，父亲消极教养方式对中学生心理素质的消极影响就越低。消极的教养方式使得学生从家庭体验到较低的社会支持和情感依托，但随着个体主要生活环境的转变，个体的依恋对象很容易转向周围的同学，使这种缺失可以在积极和谐的同伴关系中得到补偿（金灿灿、刘艳，陈丽，2012）。这与Simmons和Blyth（1987）提出的“舒适区”概念类似，他们认为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或师生、同伴关系能够成为个体发展的心理舒适区，这个舒适区可以保护其免受其它不良关系的影响，即产生了Luthar等人（1997）所说的保护－稳定效应。而学生体验到的班级学习负担氛围能缓解消极父亲教养方式对心理素质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较高的学习负担让学生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学习任务当中，从而跳脱了这种消极亲子相处方式带给他们的情感困扰。

本研究启示是，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和良好班级氛围对中学生心理素质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教育者在培养学生心理素质时，除了注重个体自身内在因素的提高外，也应注重外在生活环境对其产生的影响。对于留守现象普遍存在的中国，学校，特别是班级，作为中学生的重要生活环境系统，可以发挥其重要作用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家庭教养环境不良的缺陷。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今后的研究进一步的改善。其一，受主客观条件限制，本研究仅选取可能影响中学生心理素质发展的微层系统和中层系统，来自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的环境因素没有纳入研究，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环境因素对心理素质的解释力；其二，班级氛围变量采用学生感知班级氛围均分，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今后的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如教师他评）来考察班级氛围。

5 结论

父亲和母亲积极教养方式显著正向预测中学生的心理素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的预测效应不显著；

班级师生关系、竞争和同学关系氛围显著预测中学生的心理素质，纪律秩序和学习负担的预测效应不显著；

对于父亲，班级氛围中的师生关系维度促进了其积极教养方式对中学生心理素质的正向影响，学习负担和同学关系维度缓解了其消极教养方式对中学生的负向影响；母亲教养方式与中学生心理素质之间的关系不受其所在班级氛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