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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医学院校健康社会学通识课设置的新样态

2021-06-21常海燕林艳伟

教育教学论坛 2021年14期
关键词:通识课后疫情课程设置

常海燕 林艳伟

[摘 要] “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持续蔓延及其引发的格局震荡,对生物安全和医学教育长远目标都产生了直接影响,提出巨大考验。面对“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和全球蔓延,不仅仅是对各国医疗卫生行业的冲击和挑战,也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乃至全球治理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反思“后疫情”时代,有必要为提供准医疗卫生人才的医学类专业学生开设健康社会学通识课程,使他们能够具备从更广阔的社会层面认识医疗卫生的全面内涵,应对急遽变革下的中国公共卫生安全新形势。

[关键词] 通识课;健康社会学;医学院校;课程设置

[基金项目] 2018年度广东医科大学科研基金人文社科类重点培育项目“医学院校健康社会学通识课程设置的模式研究”(2XK18015)

[作者简介] 常海燕(1978—),女,山西临汾人,法学博士,广东医科大学健康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健康社会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324(2021)14-0117-04    [收稿日期] 2021-01-08

面对“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和全球蔓延,不仅仅是对各国医疗卫生行业的冲击和挑战,也对世界政治、經济格局乃至全球治理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为此,对于医学院校来说,有必要为提供准医疗卫生人才的医学类专业课程体系设置中添加健康社会学的通识课程,在专业化、研究化的课程教学要求之外,更能从“全人”医学模式的角度看待自己的专业和职业,更完备、更长远地认识医疗卫生问题。

一、健康社会学通识课程的重新定位

大多医学院校的专业课程体系都具备专业化、研究化的特点,不但课程学时占比权重大,而且实验教学与医院实习的时间也比一般专业要求长。因此,在医学专业课程体系之外,不是没有开设通识课程就是仅仅作为“选修课”起增添学分的作用。对于医学院校的通识课程缺乏相对准确的定位。

这一课程体系偏重倡导人文主义的观念,但对于医学与社会的重要内容涉及很少,而大多与公共健康发生密切联系的社会问题和政策议题的相关研究最为深入的大多为社会学专业的研究者,如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景军教授为代表。但由于关注此类健康问题的社会学研究者本身并不多,且大多研究者多在综合性大学社科专业任教。因此,从社会学角度来认识健康议题尽管非常重要,却难以在医学院校形成卓有成效的影响,亟须在医学院校的人文通识课程体系中增添健康社会学课程。

作为医学类专业的通识课,其定位不仅仅要讲授医学作为社会与人文有机组成部分的“观念和知识”,更要针对现实社会经验引导学生观察并做出符合所处社会具体情境的正确解读。也就是实现从学习、掌握理论知识的“学科逻辑”转向面对现实生活问题的“实践逻辑”[1],不是为“学分”或“考试”而被动学习,而是为认识、探索,最终推动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去学习。例如无论是特殊性的医患矛盾问题还是全球普遍性的公共防疫问题,都能够在施展医学生物技术的同时,从社会层面或“全球化”的战略高度认识医疗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保卫战”。

综上所述,无论从学生的“学习”还是老师的“教学”,首当其冲应该对作为医学院校通识课程的健康社会学作一个准确的定位,找到属于它在医学类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坐标,认识到通识课程对于“准医生”群体在医疗服务日益商品化以及医学问题日渐政治化过程中的深刻意义。

二、健康社会学通识课的内容设置

(一)授课内容确保精练却具统整性

确定好通识课的定位以后,随之在课程内容设置上绝不能照搬专业课程,必须要做到恰当凝练。以国外两本最经典的健康社会学教材(国内的健康社会学或医学社会学教材基本上也是以此为基础编著内容)章节内容做个简单的对比,便能显而易见。

上述两本教材基本上都做到系统而全面地介绍健康社会学作为一门课程的基本内容,同时引入了一些经典社会学理论分析,如病人角色与社会控制、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医患关系中的不对称性、社会问题医学化等各种医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探索影响人类健康的社会成因,并对世界各国的卫生保健提供体系进行了归纳和比较。从多种维度、跨学科地做了综合阐述。

这种适用于社会学或医院管理等专业系统讲授的课程内容作为医学院校通识课程既不现实也没必要,最好因校制宜、优势互补,根据各医学院校自身的培养方案、教学体系、师资现状等精简、提炼出适合自身的课程内容是首要任务;另一方面,精练内容不是挑拣、选择一些章节进行简单、浅显的知识分享或者“碎片化”讲授完就可以了,而要结合实际案例或中国社会语境下的热点医学问题,经过缜密的设计,引导学生学会用社会学理论进行深入分析,在理论思维和实践案例相互结合的“实战”训练基础上,让学生能掌握一种认知世界的方法,训练心智、开阔眼界、培养能力,能为学生以后面对社会生活做一些专业性、职业技术之外的应有准备。

因而,必须充分认识到通识课程教学对建构知识的整体性和联系性,对培养学生完整人格和综合能力的重要作用[2]。在课程的目标定位和内容选择上都不能仅仅在专业课程基础上做简单的“删减”工作,这需要对学科知识和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进行整合,避免课程内容“模块化”或“碎片化”导致冲突或缺乏内在逻辑上的关联,应在医学科学知识和人文社科素养两条路径上采取并行式设计,协调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冲突。

(二)教学管理上确保内容的优化与平衡

为了达到整体性与完善人格的培养目标,除了教师的授课内容设置外,还需要教学管理机构从课程内容结构上也尽量做到优化与平衡。总体来说,国内外高水平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安排大致有四种形式,都是为兼顾必修与选修两个方面。

第一种情况是以限定选修为主,即将通识教育课程分为若干模块,要求学生须跨若干模块选修规定学分的通识教育课程。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及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高校的通识教育课程安排,就属于这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采用“必修+限定选修”的通识教育课程安排,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天津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的情况就是如此,这与某些高校把国家规定的必修课程作为通识教育课程密切相关。

第三种情况是规定全校学生必修通识课。如香港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安排,以前也是按不同模块进行分类选修,但自2012年开始另增加了两门通识教育基础课程(GEF),要求全校学生无论专业都必修。

第四种情况是国内少数高水平大学把国家规定的课程作为通识教育必修课程,对学校自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学生可自由选修。如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的通识教育课程安排,均分必修、限定选修与自由选修三个部分。

本校基本属于上述第四种情况,但健康社会学课却没有作为学校自主开设的全校自由选修课程或限定选修课程,仅仅在人文与管理学院作为限定选修课,为非医学类专业学生开设,还处于“爬坡”阶段。在学校层级的教学管理和课程规划上都需要大力推动,扩展到医学类专业学生的课程体系中,可以作为他们的自由选修课程,弥补人文医学、伦理学与医学史等缺乏社会性角度和视野的不足。

三、健康社会学通识课的教学设计

(一)教学格局新变化

网络新媒体教学手段的使用,打破了傳统的教学格局,形成了“基础知识微课自学(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SPOC)+案例应用课堂剖析(Tencent Instant Messenger,QQ)+管理拓展课后互助(QQ群)+疑难问题实时解答(QQ群)”的跨学科教学模式并能够有效开展。

课堂教学的规则发生变化,从原来的“被动听讲—主动学习—完成考核”程式转变为“赋予现实问题—基于已有认知背景的激活—对新获得知识和技能与日常生活进行整合”教学已经不是老师与学生的双向联结,而是老师、学生与广阔的社会场景三者的循环交流,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能够发现日常生活中热点、难点问题,通过基础知识的认知过滤、筛选媒体信息,进行逻辑思考以及判断评判,使得学生能够在“互联网”新时代保持客观、冷静的生活态度和理性分析的思维能力。

专业化、功利化、研究性的学科教育制度易造成学生所学过于偏狭,尤其是对于互联网时代的大学本科生而言,知识更新的速度特别快,学生在校学习时间又很有限,兼顾两者的有效办法只能是必修课程应既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内容,但更重要的是要教给学生认识、了解该学科门类的思维方法。然而,思维方法的训练、分析与推理能力的增强,正是通识教育课程所重视的整体性能力。学生习得这样的能力,无论属于什么专业领域,或者本科毕业后从事不同的专业工作,处理各种各工作、生活中的问题,都能通过所掌握的认知能力和思维方法得以理解并逐步解决,具有勇于承担责任的相应能力。哈佛委员会早就指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区别不在教学内容上,而是在方法和观点上”。

因此,以问题为导向来驱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而主动认识、探索并解决社会热点和难点的问题就成为教学设计应聚焦的核心。

(二)基于问题教学衍生模式的补充

问题驱动教学模式(PBL)在教学实践与研究中逐渐得到完善并发展出许多衍生模式,如专题讲座式教学、问题引导型主题活动及情景探究式学习、名著选读小型研讨会等方式。

这些基于问题的教学衍生模式不仅可以应用于课堂教学,也可以作为课外学习的补充,能够将多模态(Multi-modality)理念应用、贯彻到通识课教学过程中,采用多种构建意义的手段和符号资源,将学生的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觉同时结合起来进行课堂教学是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必然趋势,是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的教学理念的体现。通过视频、录音、图片、影视、音乐等多种手段的结合,使得通识课的开设更加合理。通过与学生的多维度互动,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培养学生主动发现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意识,能够取得更为及时、有效的教学反馈和良性互动。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模式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最好采用小班授课或分组形式,不能像以往一二百人的“大课模式”,小班化教学的班额没有统一标准,国际上一般认为20人以下为小班,考虑到我国高校的现实情况,最好每个小班学生人数控制在30~50人,既然通识课根本目标就是培养学生的“总体性成长”,那么小班上课可以培养学生对群体的依恋感,在学习群体层面上首先要共同构建组织基础。然后,在针对每次预先发布(本校教学计划都是上学期末就制定好的)的论题或问题,在小班级内再进行自由分组,每个小组大致8~10人,分组不必固定,组内成员再进行学习任务分工,对于三次以上不能完成小组任务的学生,应该在平时成绩的部分扣除相应的分数。通过各个小组内部的讨论、总结,形成自己所在小组的整体意见,再在课堂上发表,由任课教师有针对性的点评,并提出各个小组的优势与不足之处,公开给出每个小组的分数等级。最后,还应该留出一部分课堂时间给个别学生,看是否除了各小组一致性认识外,是否还有不同的或者创新性的看法,抑或对于个别仍未理解的学生再进行答疑解惑,兼顾“共同基础+个性发展”。多重网络新媒体教学手段的使用,不仅让学生的学习时间从课堂延伸到课外,增强学习的主动性与效率,也对授课老师的跨学科知识、学识涵养、教学组织能力等多方面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在现实情形下,当前还无法做到通识课任课教师的全面“专家化”,但也不能抱着依靠两三位教师承担一门通识课程的教学观念,最好能够成立一个由诸多跨学科教师组成的“通识教育课程组”,各跨学科教师长时期在教学实践中逐渐磨合、不断研讨,互相沟通,即使最后不能形成统一性意见,但也给了学生一个多学科、多维度的视野,让学生能够更开阔、全面的认识问题,完善自己的修养,激发教师的教学动力,通过不断地与学生对话,促进教学相长。最后,长期从事医学社会学研究的学者韩俊红认为:“20世纪下半叶以来,医学化的发展和深化历程意味着医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渐趋失衡,医学化从滥觞之际的一种显性专业意识形态,在复杂社会机制的建构下逐渐演化为一种带有普适主义色彩的隐性社会意识形态。进入21世纪后,在医疗服务日益商品化以及医学问题日渐去政治化的过程中,医学脱嵌于社会并反制于社会的趋势呼之欲出。遏制和治理医学化意识形态的泛滥由此提上议事日程。”

哈佛大學通识教育委员会在其发布的著名《通识教育红皮书》曾这样定义通识教育:通识教育不仅应该为专业选择提供足够的基础,而且应该成为专业潜力充分发展的沃土……专业教育是一个有机体中的一个器官,而通识教育是整个有机体,它们互相离不开。在西方式生物技术主义或医学社会化的思潮充斥之下,希望能通过在医学院校增添开设健康社会学通识课程,成为医学生在“后疫情”时代能够重新正确认识并充分发挥自己所学专长的沃土。

参考文献

[1]陈明,王骥.大学通识课程体系范式变革:从学科逻辑向生活实践逻辑的转换[J].江苏高教,2019(7):24.

[2]陶琳.高校通识课程现状与反思——以南开大学为例[J].教育评论,2018(4):40.

On the New Setting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of Health Sociology in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CHANG Hai-yan, LIN Yan-we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Management, Guangdong Medical University, Dongguan, Guangdong 523808, China)

Abstract: The persistenc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the world and the oscillations of the world situation caused by it have had a direct impact on the biological safety and the long-term goals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face of the sudden outbreak and the global spread of the pandemic, it is not only a shock and challenge to the medical and health industry in various countries, but also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ic structure and even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it is necessary to set up the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of Health Sociology for medical students, so that they can have a broader social understanding of the overall connotation of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and cope with the new situation of public health security in China under the rapid change.

Key words: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Health Sociology;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urriculum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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