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娜

[摘 要] 西周时期“学在官府”，此时期的《诗经》教育是由大师和大司乐来完成;春秋时期官学的乐教、诗教仍与西周时期一样，仍由乐官执掌，而在私学教育中的诗教则是由孔子及其弟子们来完成。先秦时期的《诗经》教育主要是伴随着礼乐而进行。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其礼乐功能逐渐衰弱。尽管孔子一直倡导“克己复礼”，诗教却出现了个人伦理化的倾向，走向了文本教化。这一转变，证明了诗教在先秦时期就已发生变化，且教育内容和相关阐释一直是以教育目的和教育对象为中心而发生变化。

[关键词] 《诗经》;诗教;教育

[基金项目] 2018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周汉《诗》学嬗变研究”（18ZWC276）

[作者简介] 刘 娜（1982—），女，黑龙江克东人，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初等教育系讲师，黑龙江大学文学院2017级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学文献学。

[中图分类号] I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324（2021）14-0049-04    [收稿日期] 2021-03-01

《诗经》研究主要以经学和文学为主，然而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诗经》研究已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经典常读常新”，以不同的视角来研究《诗经》便会有不同的发现。《诗经》自成书便作为古代的教本，从先秦至明清的两千多年间，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诗教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课程取向和价值也存在着诸多变化。同时，由于在教授过程中，教授者势必对《诗经》进行阐释，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最终导致《诗经》以不同的教本形式而出现。因此本文以前人相关研究为基础，重点考察《诗经》与西周时期官学和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教育情况，以期揭示《诗经》教育在当时的嬗变轨迹。

一、《诗经》与西周时期的官学教育

西周时期“学在官府”，教育分为国学和乡学。国学设在周天子所在的王城和诸侯国，分为大学、小学两级。当时的诗乐教育大致由大师和大司乐来完成，并根据其教育目的和教育对象来决定教育内容。

（一）大师教瞽矇

《周礼·春官·大师》中记载：

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郑玄注曰：教，教瞽矇也[1] （P876-881）。

大师、瞽矇分别为周代的乐官和乐工，大师是教育者，瞽矇是受教育者，教授的内容是“风，赋，比，兴，雅，颂”，即“六诗”。大师教瞽矇学习诗乐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使其在祭礼、射礼等场合进行演奏。“六诗”应为演奏和演唱“诗”的技巧，此观点发自朱自清的《诗言志辨》，他说：“风、赋、比、兴、雅、颂似乎原来都是乐歌的名称，合乎‘六诗，正是以声为用。”[2] （P77）目前学界从六诗以乐为中心出发进行论述的，主要有袁长江《六诗六义论》和朱渊清《六诗考》等。

大师教授瞽矇的原则主要“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即注重情感道德的培养，并以六律为音，因此可见大师教授瞽矇所使用的“诗”在此时被用作诗乐教本。从大师、小师以及瞽矇的乐职来考察可知，大师掌教“六诗”，小师掌教乐器，而瞽矇所掌乐职与之相应，主要有以“九德”“六诗”之歌役大师;演奏相关乐器，还兼有主诵“诗”，并诵世系，以戒劝人君”[1] （P892）的职能。

（二）大司乐教国子

《礼记·内则》曰：“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3] （P358）国子十三岁开始学习音乐，诵读《诗经》，练习《勺》舞，年龄稍长再学习《象》舞，二十岁进入大学，开始学习《小雅》，重点演习《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诗歌，以明了为官之道和君臣一体。

《周礼·春官·大司乐》中记载：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只、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1] （P831-836）。

此段记载了大司乐教国子的内容为“乐德”“乐语”“乐舞”等，其中“乐语”指的就是“诗”的教育。国子指的是当时的贵族子弟，学习“诗”的目的是为了在外交场合进行赋“詩”答对，运用自如。“兴、道、讽、诵、言、语”为用诗的方法，也是大司乐教授“诗”的主要内容。郑玄注中即是以诗之用加以解释，曰：

兴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读曰导，导者，言古以剀今也;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发端曰言;答述曰语[1] （P833）。

《礼记·王制》中也有“诗”的教育相关记载，曰：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3] （P158）。

这里说的礼乐诗书的教育对象是“国之俊选”，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能“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3] （P457）、有德有才，合格的政治人才。

《墨子·公孟》中也记载了《诗经》学习的诸多方式和使用《诗经》的现象，曰：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4] （P238）。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对于“诗”的解读，可以从当时的礼乐活动中探寻。周之文化，以礼为渊海，集前古之大成，开后来之政教[5] （P159）。周朝十分注重礼仪，对于礼乐运用都有着明确的规定。如射礼中，对王、诸侯、卿大夫所奏诗乐篇章的规定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周礼·春官》中记载了在射礼中王、诸侯、卿大夫和士所奏的诗是不同的，分别为《驺虞》《狸首》《采蘋》《采蘩》。《仪礼·燕礼》中也详细地说明了歌诗的内容和程序。

西周时期，“诗”是礼乐同声的时代。礼乐是周代政治和文化的基石，《诗经》自产生之日起，就承担了这个沉重的历史使命，其礼乐教化功能得到了强调和重视。“音乐演奏以‘诗为乐章，诗、乐结合便形成各种礼典的组成部分”[6] （P3）。因此可以说“诗”在教育中的阐释和接受都具有明确的礼仪规定性，被赋予了礼乐仪式的文化功能。“诗”在当时承载着礼乐教化，担负着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正如《孔子家语·论礼》中所说：“不能诗，于礼谬;不能乐，于礼素。”[7] （P74）意思是说：如果不能赋“诗”言志，在礼节上就会出现差错;能行礼而不能用乐来配合，礼就显得单调呆板。先秦典籍中对于“诗”乐结合以及用乐行礼场面的记载，一方面印证了“诗”在礼乐教化方面的价值，另一方面也說明了“诗”是配合乐来服务礼的听政辅政与正得失的工具。

由上可知西周时期推行政教合一的礼乐政治，以培养文质彬彬的大人、君子为教学目标。大司乐统率学官，《诗》被用作教授乐工的教科书，同时还是贵族子弟学习的课程。这也可以说明“诗”的教育在当时并不具有普及性。然而，这种上下有序的教育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教育模式，教育机构以及教育内容已经具备了规范化、多样化的特质，如“按诗歌特点系统进行”“依年龄循序渐进”“‘乐教紧密结合”[8]等。

二、《诗经》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教育

西周末年，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动摇，士阶层兴起，贵族官学日趋没落，私人讲学逐渐兴起。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出现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以及“陪臣执国命”[9] （P243）等现象，即诸侯和士大夫的僭越。这一变化使得《诗经》固有的礼乐教化功能被破坏和践踏，其教化规范地位逐渐被《春秋》所取代。正如孟子所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10 ] （P177）。与此同时，《诗经》的文本意义逐渐增强，引诗赋诗便是极好的证明，《诗经》也开始走向了“以义为用”。此时期《诗经》教育主要由官学和私学来完成，从《国语》“师箴，瞍赋，矇诵”等史料的记载来看，春秋时期官学的乐教、诗教仍与西周时期一样，仍由乐官执掌。私学教育中的诗教则是由孔子及其弟子们来完成。

孔子的时代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孔门弟子不分贵贱，这无疑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因此，孔门弟子身份很“杂”。如《荀子·法行篇》记载：

南郭惠子问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櫽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 11 ] （P536-537）

由于孔子主张恢复周礼，因此在教学内容上与周代官学基本一致，以诗书礼乐为教学内容。《论语》中便有其教学内容的记载，如：

《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9] （P103）。

《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9] （P155）。

《述而》：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9] （P95）

“诗”是周礼中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孔子在对其弟子传授之时，《诗》也是他最看重的一部经典。《诗经》本身就包含了“德”与“礼”的内涵，如《诗经》中出现“德”字的诗句有70多句，还有专为礼仪而用的“乐歌”，至于专门描写礼仪的诗句就更多了。“德”与“礼”的内涵成了孔子“仁”的来源，可以认为“仁”是“孔子通过对上古礼乐文化传统的反思，将礼乐之道即礼乐的精神实质内化而成的理想的主体人性”[ 12 ] （P30）。这种修己、求仁的整体思想诉求影响了孔子对于《诗经》的阐释，贯穿他阐释、传授《诗经》的过程之中。

孔子认为《诗》的思想内容都合乎“周礼”，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9] （P15）《诗》在孔子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诗》是孔门必修科，他以诗教育弟子，他把《诗》视为人格完善的重要途径，从而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9] （P115）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诗》是成德之学，既能培养性情，又能训练应对能力。《诗》在个人的道德修养中起着重要作用，进而在全社会产生影响，达到重塑周礼的目的。孔子认为诗教的最佳状态是“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3] （P650）。

先秦典籍如《论语》《左传》《礼记》等均有相关《诗》的记载，位居五经之首。其中《论语》和《孔子诗论》等文献中记载了孔子教授弟子学《诗》的相关内容。如《论语》中《子路》和《阳货》篇：

《子路》：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9] （P186）

《阳货》：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9] （P257）

《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9] （P256-257）。

从《论语》的记述中，可知孔子对《诗》的讨论涉及了诗的内容与形式、《诗》的艺术表现、社会功能和认识作用等。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9] （P38）孔子一方面继承了西周时期《诗经》教育的政治实用性，他说的“达政”“专对”“事君”便是最好的证明;另一方面，孔子的《诗经》教育侧重于个人的伦理道德修养，如“不学《诗》，无以言”“事父”“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等。这是因为孔子对“诗”的教育采用的是私学，扩大了教育对象的同时，教育的内容也势必会有所不同。

《孔子诗论》是孔子教《诗》的记录，总共评论诗篇60首，就诗论诗，其内容主要为：总论诗的特点、分论各类诗的特点、概括诗篇主旨、分析诗的表现手法，正如朱渊清所说：“孔子《诗》教，在注重对《诗》之文意的全面把握和概括，而不作零星字、词的解释。”[ 13 ] （P131）孔子诗教还体现了孔子的教“诗”特点，即重情、归礼和诗乐结合。如：简文直接提到“情”字的共有五处，三处提到“民性固然”。从《孔子诗论》对具体诗篇的评论可以看出，简文尽力挖掘蕴含于诗中的礼义思想。如论者对《鹊巢》一诗的评论，就表现出对先秦婚礼礼俗的肯定和赞赏。如简11、13对《鹊巢》这首诗的评论，简11曰：“《鹊巢》之归，则媵者[□也]。”[ 14 ] （P32）简13曰：“《鹊巢》出以百两，不亦有媵乎？”[ 14 ] （P36）反映了先秦时期娘家送女出嫁的送亲仪式。可以说《孔子诗论》是孔子教《诗》的讲稿，孔子通过讲解、启发和讨论等方式来教授弟子《诗经》，从中可见春秋时期私学教《诗》的状态。

总之，孔子立足于春秋末年“礼坏乐崩”的历史语境，将“三百篇”置于道德视野下，整理《诗》并教授弟子，是出于对礼乐文化的复兴以及文化传统延续而考虑。他在当时“诗”的教育中将“诗”对于礼的诠释，引向了人伦道德的修养，形成了《诗经》教育和阐释的个人化特点。

综上可见，先秦时期的诗教，自产生之日起，便与礼乐教化交织在一起。西周时期“诗”的教育主要由乐师来完成，其教育对象是国子，属于精英化教育，教育内容集中于礼乐教化。春秋时期官学逐渐走向衰落，私学继之而起，孔子打破官学传统，把“诗”的教育对象扩大到平民，其教育内容一方面继承了西周和春秋前期的诗教，一方面倾向人伦道德修養。这一转变，证明了诗教在先秦时期就已发生变化，且教育内容和相关阐释一直是以教育目的和教育对象为中心而变化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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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 Education in Pre-Qin Period

LIU Na

（Elementary Education Department， Heilongjiang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 Mudanjiang， Heilongjiang 157011， China）

Abstract： In Western Zhou Dynasty， education was a part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the teaching of The The Book of Songs in this period was in the charge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such as Master and Dasiyue（government officials who play the functions of music education and performing etiquette and music）;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music teaching and poetry teaching in official schools were still in the charge of music officials， just like those in Western Zhou Dynasty， while poetry teaching began to appear in private schools such as what had been done by Confucius and his disciples. The educ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in Pre-Qin period was accompanied by ritual and music education. However， with the change of the times， the function of ritual and music education gradually weakened. Although Confucius had advocated “denying oneself and returning to propriety”， poetry education had shown a tendency of personal ethics and had moved towards textual education. This change proves that poetry education had changed in Pre-Qin period， and the educational content and the related interpretations have always been changing with the educational purpose and the educational object as the center.

Key words： The Book of Songs; poetry teaching; 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