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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规训的“长着腿的子宫”
——论女性空间视域下《使女的故事》的创伤叙事

2021-06-21陈春羽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州510006

名作欣赏 2021年18期
关键词:弗雷德空间家庭

⊙陈春羽[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州 510006]

加拿大著名女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创作了一部《使女的故事》,在故事里的21世纪初叶时,出现了一个遵奉原教旨主义的教权国家基列国,这其中存在着各种激烈的对女性的迫害,用女性的创伤向人们揭示了一个毫无公理、残忍蛮横,愚蠢地尊崇着《圣经》文字表层含义的专制政权的黑暗统治。在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未来世界,拥有“使女”身份的女性,在其社会空间包括家庭、社区空间以及精神空间中,由于新世界与旧世界、人们表面的压抑与内心的放纵、女人的悲与人类的种族延续的喜等对立元素的针锋相对,这些女性遭受着梦魇般的悲惨命运,被使用暴力惩罚并且不断被洗脑成常规得以让她们屈服。本文将从以上这三个空间出发,探讨其中所造成的创伤对女性在生存空间形成的举步维艰的局面。

一、家庭空间中女性的工具性

从20世纪90年代起,多琳·马西就指出:“将女性局限于私人空间的行为既是一种空间控制,也是借此对女性身份进行的社会控制。”家庭空间是以婚姻关系为纽带的空间的一种形态,而奇妙的是被局限在家庭空间里面的使女,却不是以女人的身份被称为家庭里面的妻子或母亲的存在,她们在基列国森严的等级制度之下,仅仅是作为生育工具,给大主教这类权力塔顶端的男人提供她健康的卵子和子宫。这部分女性失去了身份,对她们的局限于家庭空间的控制的同时给她们带来身份认同的创伤。“我们的用途就是生育,除此之外,别无他用……充其量我们只是长着两条腿的子宫:圣洁的容器,能行走的圣餐杯。”在家庭的地理空间中,在西方二元思维模式中,女性由于处于权力的弱势地位,是局限于私人的、家庭的,依赖的自然的劣空间,而使女的家庭空间处境更甚。以主人公奥芙弗雷德为代表的使女大部分时间只能待在她们的小房间里面,可以外出的活动就是每天短暂的外出采购。她们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可以从前门出入,平时只能从后门出入。即使使女们拥有外出的短暂自由,也是在基列国所给予的在别人监视之下,同伴之间互相监督举报的一种伪自由。空间单调贫乏且空间移动能力较弱说明使女不是作为家庭成员加入家庭,而是作为一种“移动的子宫”,而作为工具,不需要给予尊重。在家庭空间里面,使女们还失去了自己姓名所有权的权力和尊严。很多国家的女性在嫁出去后,即使会选择随夫姓,但是仍然保留了名的称呼,而小说里面的女性的名字是用英文中表示所属关系的介词of加上她们当时为之服务繁衍子嗣的大主教的姓构成,这使她们完全抹去了自己的名字,如同是物件的代号,完全成了大主教们不折不扣的附属品。家庭空间对于女性是私密的、安全的,但由于使女们是不被允许拥有私欲的,她们往往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奥芙弗雷德被邀请来到大主教的屋内跟他一起玩一盘禁忌的拼字游戏,她的心路历程一直是忐忑不安,因为这是被禁止的,她们的用途仅仅是生育,如果被捉住,可以被大主教夫人任意发落,大主教按理不会插手;而如果她不去,惹怒了真正掌握大权的人,情况只会更加糟糕,即奥芙弗雷德无论去不去,她都面临着难以承受的巨大风险,侧面展示了使女们在家庭空间中选择两难,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局面。

被规训的“长着腿的子宫”的不只是作为孕育婴儿容器的使女,还有那些大主教的夫人。在小说设定当中,人类的发展以大自然的良性发展为代价,进入工业时代之后,人们生存的自然环境严重恶化,空气、土壤和河流当中都充满了有毒的化学物质,恶劣的环境给女性的身体带来不可逆的严重伤害,大多数女性导致不孕。大多数大主教的夫人不能生育,她们在家庭空间即使是妻子的地位,也要去忍受使女的存在,以及使使女的孩子生于自己胯下的授精仪式,她们也是被规训的子宫,即使是不能孕育孩子的子宫。开篇的大主教夫人塞丽娜·乔伊在进行授精仪式的后半程直接让躺在她耻骨之上的奥芙弗雷德起身出去,塞丽娜·乔伊把她自己的蓝裙子拉平整,收紧双腿继续在床上躺着,两眼就这么直直瞪着帐顶,身体僵直生硬,活像一具塑像。“这个仪式对谁更不堪忍受?她,还是我?”来自奥芙弗雷德自述。

二、社区空间中女性的屈服性

相比家庭空间而言,社区空间的范围更加宽广,社区空间就像是社会空间的大部分缩影,而在多种权力关系的构建下,往往是更加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在小说当中,社区空间里面的压迫感会更加难以承受。

使女的社会身份发生了转变,作为社会运行当中的一种生育工具,使女在社会空间的行动局限性鲜明。由于处于权力的金字塔顶端的大主教及其家人所居住的地方是有着专人看守,层层把关,所以使女的出入也需要经过许许多多由持着机关枪的卫兵把控的哨岗和关卡。她们得知曾经有一个女仆由于掏通行证的动作慢了一点,就被误认为是掏炸弹,被当场击毙。女人们个个都十分战栗,小心翼翼地,她们所迟疑的一秒就很可能变成机关枪下的冤魂。

除此之外,还有无所不在的“眼目”制度实施监视。基列国的当权者不仅是在各个角落安置了难以计数的便衣警察,而且还令使女们之间两两监视外出,以至于以奥芙弗雷德为代表的女性即使是与同性伴行,都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的色彩,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距离越来越疏远,女性们在这种整天归顺于各个条框之下的情况之中,创伤属性逐渐加深。

在社会空间中除了对使女的监视乃至生命的剥夺给女性造成的创伤之外,还有是威胁氛围对人的桎梏。在一堵由红砖砌成的,拥有几百年历史的围墙大门口边上,会挂有“新鲜”的尸体,他们头上套着白布口袋,看不着死去的模样,无悲无喜地等待着下一批处决的尸体将他们换下来。尸体们穿着白大褂,暗示着医生与科学家的强制压制,医生不得用吸宫术杀死人类胚胎,当医生失去做流产手术的权利,意味着女性已经无权也无能力拥护自己的生育权;科学家掌握的技术都被国家严厉以及强制管控,在这个被极端分子所掌控的国家中,曾经被认可的事情被全盘抹杀掉意义,他们试图采用《圣经》所描述的方法,想要让一切回归纯粹。而除了红砖围墙上的尸体,挽救仪式上面的尸体对于目睹的人所带来的冲击力更加猛烈。嬷嬷们在挽救仪式的台上领导着整个仪式,台下聆听的女人们将自己的手放在心脏的位置表示与挽救者的团结一致,同意将违反了制度权力的女人们给处死。女人们看着挽救仪式上被吊起来的尸体,有点尸体是“像剪掉翅膀的鸟儿,飞不起的鸟儿,遇难的天使,使人无法移开目光”。有的尸体是“在几条裙子底下,几双鞋晃悠着,两双红鞋,一双蓝鞋。乍一看仿佛翩翩起舞,芭蕾舞的腾空动作”。小说当中的描述除了惋惜还有就是对其极具女性柔美的舞姿的叙述,对于女性社区空间最大的创伤,除了是别人所给予的威胁与惩罚,最限制自己的其实是自己给自己的设限。女性不再具有女性可享有的柔美,她们封闭,黯淡,创伤导致女性不断自我保护,自我余留出社区空间,成为基列国这个社会群体的游离者,由于种种权力与规定的限制,女性在社区空间的创伤只会在不断的妥协当中,越发严重。

三、精神空间中女性的规范内在化

为了使女性的身体仅仅作为生育人类婴孩的工具,彻底地愚弄女性和约束女性,除了在家庭空间和社区空间不断给予她们创伤,尤其在精神空间,女性遭受到的折磨尤为深刻。福柯指出:“权力以符号学为工具,把精神当作供铭写的物体表面,通过控制思维来征服肉体。”在经受精神空间里的创伤时,女性逐渐地将强加在她们身体上的规范内在化,屈服于男性极权主义,这必然导致她们的思想的扭曲,而她们的反抗意识则在无意识当中逐渐消退。

为了使使女更加无条件地服从制度,会安排她们在感化中心的机构里接受教化洗礼,女性的精神空间的创伤正是在这不断地被洗脑的期间而导致的。在忏悔课上嬷嬷让珍妮对于自己十四岁时被强奸及一次流产的经历进行忏悔,她由一开始的被别人指责变成自己先开口承认错误,嬷嬷则对她说她给大家作了榜样。观看她忏悔的女人们站在跟嬷嬷统一战线一起来指责珍妮,使女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被洗脑这种行为的错误是来源于女人自己本身,女人流产即是犯罪,如今女人们不再拥有自己的生育权,而是国家所有。在不断教化的过程中,让这些新征募的使女们明白自己的地位和义务,只要顺从,就能够得到保护,学习摒弃之前的身份的过程,是对她们精神空间的不断压迫、侵蚀以及控制,她们学会轻视自己,以便接受既定的命运,不会奋起抗争逃跑,这是她们精神空间的创伤体现。还有一样东西跟精神空间的创伤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那就是爱。不是性欲的爱,而是单纯的恋爱。在大主教问奥芙弗雷德我们究竟忽略了什么东西,导致女性不愿生孩子以此来保护自己,更有甚者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和鼓励?奥芙弗雷德回答了一个字:“爱。”

在基列国,感觉很少谈及“爱”,不是太少说“爱”,而是能够自由地,在阳光之下将“爱”宣之于口,基本不可能。男人的婚配要靠军功获得,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可以接触到女人,女人被分为三六九等,能生孩子的使女,不能生育婴孩的大主教夫人,负责干活的马太,具有反叛意识或是生育失败三次或是失去生育能力的女人会被发配到集中营去打扫有毒物质。这些明面上的压抑“爱”的,摧毁精神空间的丰富性的制度规则,在暗地里催生出了不良产物,比如荡妇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并不能帮助到爱的催生;相反,还进一步腐蚀了“爱”的美好,使精神空间的放纵性变成脱缰的野马,更加加深了女性的精神创伤。

在《使女的故事》中,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以基督教为故事背景,围绕着奥芙弗雷德的叙述探讨了女性在如此设定之下的生活经历,在故事里面运用夸张的语言,颠倒的句法以及其中不断穿插的未来和过去的支离破碎的语言叙述,烘托出了噩梦般的气氛,使人们的目光聚焦到女性的生存思考上,以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疯狂的信仰以及荒诞的制度行为,衬托出小说当中“长着腿的子宫”的身心创伤之深。作者通过女性空间视域中对女性创伤的叙事和对这种极权文化的批判,也呼吁着构建出一个真正的以女性为主,对女性有利的空间。

①〔英〕多琳·马西:《空间,地方与性别》,毛彩凤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② 〔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陈小慰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3章,第141页。(本文有关该小说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③〔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④ 南迎:《〈使女的故事〉中被符号化的女性身体》,华中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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