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玲

3月16日，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发生重大枪击案，白人男子罗伯特·亚伦·朗在两家水疗中心与一家按摩院接连枪杀八人，其中包括六名亚裔女性。该枪击事件引发了亚特兰大、洛杉矶、旧金山、纽约、波士顿、西雅图等多地的抗议集会与游行，来自各族裔的抗议者高举“停止仇恨亚裔”的标语，呼吁社会广泛关注呈不断上升趋势的反亚裔仇恨犯罪。

为纪念亚特兰大枪击案遇害者，总统拜登下令所有联邦政府机构降半旗，并与副总统哈里斯一同赴亚特兰大会见亚太裔立法议员与社区领袖。拜登在随后发表的全国讲话中指出，仇恨和种族主义是长期困扰和折磨美国的“丑恶毒药”，而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一些美国人将矛头指向亚裔群体，致使亚裔成为疫情的“替罪羊”。拜登敦促国会尽快通过《反新冠疫情仇恨犯罪法案》，遏制疫情期间仇恨犯罪上升的势头。

疫情政治化逆流冲击亚裔美国族群

根据加州州立大学“仇恨和极端主义研究中心”的分析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16个大型城市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激增约150%。另据美国民权组织“制止仇恨亚太裔美国人”近日发布的报告，自2020年3月19日至2021年2月28日，針对亚裔的语言骚扰、仇视、暴力袭击等事件报告高达3795件，其中华裔是受到攻击最多的群体，占42%，随后是韩裔、越南裔、菲裔、日裔、泰裔等。疫情背景下反亚裔仇恨犯罪的激增，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一些反华政客和媒体助长新冠疫情政治化、对中国进行污名化的逆流行径的恶果。《美国公共卫生杂志》一项研究表明，在2020年3月特朗普在推特上发布“中国病毒”煽动性言论后的一周，带有“反亚裔”标签的相关推特数量急剧上升。与此同时，“制止仇恨亚太裔美国人”组织在这一周内收到了高达650余件反亚裔的歧视事件报告，其中包括各种言语攻击与暴力袭击事件。对此，该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旧金山州立大学亚裔美国人研究系教授尹罗素指出，特朗普使用的“中国病毒”等煽动性言辞与社交媒体上散播的仇恨言论以及针对亚裔的仇恨暴力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关联，因为这些种族主义话语相当于为攻击亚裔“提供了许可证”。亚特兰大枪击事件发生后，白宫发言人普萨基称，“不可忽视的是，特朗普政府的伤害性言论是导致对亚裔美国人威胁增大的原因之一，并且影响很大。”

然而究其根本，正如华裔历史学家、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教授李漪莲3月18日在国会听证会发言所指出的，当今亚裔美国人面临的种族歧视与暴力是一个“系统性的国家悲剧，反映了美国针对亚裔美国人的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悠久历史”。而在疫情危机背景下，美国一些反华政客炮制的污名化中国的言论成为煽动反亚裔情绪的助燃剂，使根植于美国历史的反亚裔的种族主义与排外主义沉渣泛起。

美国历史上的排亚风潮

美国历史上最早的排亚风潮始于19世纪中晚期的排华运动。1863年，美国联邦政府招募了约1.2万名中国劳工参与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华工人数占所有铁路工人的85%。1869年，这一贯通北美大陆的铁路竣工，比计划提前了七年。数以千计的华工在这一极其艰巨的建设工程中付出了生命，然而却无一位受邀参加铁路竣工庆祝仪式。太平洋铁路通车后，原先参与铁路建设的上万名华工逐渐进入劳动力市场。由于华工具有吃苦耐劳的工作精神，他们往往比美国白人更容易找到工作机会。但随着19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导致大批工人失业，白人劳工组织纷纷将矛头指向华工，认为华工抢走了白人的工作，煽动排华情绪。与此同时，带有白人至上主义色彩的言论在美国西部应声而起，极力鼓吹种族威胁论，声称越来越多的华人来美国定居，美国西部将被“华人移民所淹没”，最终将导致白人种族的“衰竭与没落”，主张拒绝给予华人永久居住权、选举权、绝对的土地所有权，以迫使每一个华人“最终都回到其本国”。19世纪70年代，“加州劳工党”“旧金山反华联盟”等激进反华工组织相继在加州成立，并推动加州通过宪法修正案，限制美国公司雇佣华人、剥夺华人选举权。在高涨的排华声浪下，美国总统切斯特·阿瑟于1882年签署《排华法案》，该法案规定在十年内禁止一切华工赴美，并责令各级法院不得允许华人归化。《排华法案》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针对特定族裔的联邦反移民法，有效期被一再延长，直至1943年二战期间才被废除。《排华法案》通过后，美国各地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不断升级。1885年9月，怀俄明州约150名白人煤矿矿工枪杀了28名华工，并将数百名华人逐出聚居区后焚毁其住所，制造了令人震惊的“石泉大屠杀”。1887年，34名华工在俄勒冈州的蛇河遭7名白人伏击枪杀。虽然这两起枪杀案惨绝人寰，但凶犯最终却以“证据不足”为由被释放。

《排华法案》通过后不久，排日运动接续而至。随着日裔劳工数量在美国西部的不断增加，日裔也逐渐成为美国白人排斥的对象。1900年，旧金山劳工组织在市政厅前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日裔集会;同年12月，劳工联合会在肯塔基州召开大会，要求国会重新制定法案，将所有亚裔劳工都列为排斥的对象。1905年5月，“排斥日韩裔同盟”在旧金山成立。1906年，加州议会通过了关于限制日本移民的决议案。同时，针对日裔的种族主义言论也随之散播开来，1907～1908年间的美国报刊登载了大量排日宣传报道，煽动各地排斥日本移民。在这一情势下，日美两国政府于1908年2月达成了著名的《君子协定》，日本同意不向劳工发放前往美国的护照。排日运动实质上是排华运动的延续，在排外主义风潮的持续推动下，最终美国国会于1924年通过《移民法》，设置移民配额制，不允许亚洲人移民美国。因而该法案又有“排亚法案”之称，直至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出台才将其废止。

从美国排亚的历史可以发现，美国往往在经济下滑或发生危机、社会资源紧缺的背景下，污名化的种族主义言论就开始甚嚣尘上，成为排斥、攻击少数族裔的思想武器与排外主义的“道德掩饰”，其实质在于维护白人至上的地位与利益。同样，宣扬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言论也往往会成为政客煽动选民情绪、谋取选民支持的重要手段，正是这种选举政治的“种族化”对于近年来美国社会白人至上主义、种族主义的回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21年3月19日，纽约民众参加烛光守夜活动，悼念亚特兰大枪击案中的受害者。

多元文化身份政治的冲击

自1965年美国撤销了限制性的移民配额制、并取消了对亚裔的移民禁令以来，美国移民、尤其是非白人移民数量持续上升，美国的人口结构也逐渐发生变化，白人人口占比持续下降。与此同时，60年代的民权运动催生了多元文化的繁荣，倡导文化多样性、少数族群权益与身份政治的多元文化主义开始兴起。多元文化身份政治对美国白人新教传统主流文化的主导权形成了冲击，构成了白人所谓“身份焦虑”的底色。此外，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转移与美国传统制造业的“空心化”，使许多中下层白人陷入经济困境，社会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这又进一步加深了白人、尤其是中下层白人的“身份焦虑”与危机感。

在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与共和党右翼针对中下层白人选民展开宣传攻势，利用白人的“身份焦虑”，将中下层白人面临的困境归咎于移民与少数族裔，特朗普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口号因此也被赋予了“让美国再次白起来”的潜台词。在带有种族主义色彩选举话语的煽动下，以反少数族裔平权、反移民、反多元文化主义为诉求的白人身份政治开始浮出水面，白人民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随之复燃。特朗普在任期间，白人至上主义组织数量持续增多，且活动烈度加剧，制造了多起种族仇恨事件与族群冲突。2017年8月，数千位来自3K党、新纳粹党等各种极右翼团体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弗吉尼亚州的夏洛特维尔举行名为“团结右翼”的集会，集会中白人至上主义者发动了袭击，制造了震惊全美的严重暴力事件，凸显出种族主义极端势力的强烈攻击性。

种族主义回潮的应对之策

面对呈现回潮之势的白人至上主义势力，少数族裔应致力于建造跨族裔联盟，构筑反种族主义命运共同体。历史实践表明，危机事件往往能促发族群意识，铸造族群凝聚力，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陈果仁事件”可以说为此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佐证。

1982年，27岁的华裔汽车绘图师陳果仁在密歇根州底特律被一对白人父子殴打致死。当时曾作为美国汽车制造业之都的底特律正走向衰落，本地工人失业率增高，随着大量日本汽车占领美国市场，许多美国汽车工人开始将他们的失业归咎于日本汽车制造商，反日情绪高涨。而遭遇失业的汽车工人艾班斯父子，误以为陈果仁是日本人，便对他使用了侮辱性的种族主义字眼进行攻击，并指责日本人夺走了他们的工作。在双方发生冲突后，陈被父子俩用棒球棒殴打致死。凶案发生后，凶手只被判少量罚金，并且很快被释放。法庭对这起仇恨犯罪轻描淡写的处理引发了亚裔社会的强烈抗议，亚裔首次联合起来维护族群权益。随着底特律的华裔、日裔、菲裔、越南裔等成立“美国公民伸张正义联合会”，全美各地的不同亚裔团体也纷纷声援，“记住陈果仁”成为集会口号，“陈果仁事件”也由此揭开了亚裔民权运动的篇章。

去年5月，明尼苏达州白人警察当街跪杀黑人弗洛伊德，引发新一波“黑人的命也是命”反种族主义抗议潮，而今弗洛伊德事件余波未平，反亚裔仇恨犯罪又呈蔓延之势，这意味着构建跨族裔的反种族主义联盟势在必行。当前的亚裔反种族主义抗争力量不仅包括了诸如“亚裔美国人促进正义”“亚裔美国人联合会”“亚太裔政治联盟”等一系列亚裔族群联盟，同时也包含了来自其他族裔的支持者。在针对亚特兰大事件的抗议游行队伍中，有人打出了“黑人—亚裔族群团结一致”的口号。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新一波“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成员也呈现出族裔的多元化，代表了拉美裔、亚裔以及白人左翼人士等不同族裔的联盟，其中以“亚裔声援非裔”为名的民权联盟，代表了跨族裔反种族主义联盟中的亚裔声音。

“记住陈果仁”以及弗洛伊德在临死前发出的那句“我不能呼吸”，分别承载了亚裔与非裔的伤痛记忆，但同时都指向种族主义阴影笼罩下美国少数族群休戚与共的命运，警示人们应联手共同对抗种族主义顽疾，避免历史悲剧一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