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成昊

随着拜登政府重归类似奥巴马时代的“伸手外交”路线，身为美国国务卿的安东尼·布林肯频频出现在各类外交场合，忙于修复同盟关系，发出“美国回归”的强烈信号。这位出身外交家庭的建制派外交精英，俨然成为忠实执行拜登“价值观外交”的操盘手。美国外交由此进入新的阶段，面临的挑战依旧不少。

传统外交精英

布林肯1962年4月出生于纽约州扬克斯市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他的家庭与欧洲颇有渊源。布林肯的祖父母为匈牙利人，父亲唐纳德·布林肯在克林顿执政时曾担任美国驻匈牙利大使，叔叔艾伦·布林肯则在克林顿任内担任美国驻比利时大使。1971年，布林肯父母离异，布林肯跟随母亲与从事律师职业的继父迁居法国巴黎，因此他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在2021年国务卿提名听证会上，布林肯还讲述了其继父从纳粹大屠杀中逃生的故事。

布林肯先后毕业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最终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就读期间对国际时事兴趣浓厚。博士毕业前，布林肯就以学士毕业论文为基础，出版专著《同盟与同盟：美国、欧洲与西伯利亚管道危机》，认为在西伯利亚管道危机期间，美国对苏联施加的外交压力对美国利益意义不大，提出更应当维持美欧之间坚实的盟友关系。

布林肯具有丰富的政策经验，在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中都曾担任过职务。1994年至1998年，布林肯担任总统特别助理和国安会负责讲稿撰写的高级主任;1999年至2001年，担任总统特别助理以及负责欧洲及加拿大事务的高级主任。布林肯与拜登的关系可以一直追溯到近20年前。2002年，布林肯任民主党参议院外委会办公室主任，当时外委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就是拜登。自那时起，布林肯就一直是拜登在外交事务上的得力助手。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布林肯先后担任了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总统奥巴马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后担任副国务卿，成为奥巴马—拜登组合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顾问。

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布林肯主要协助制定了美国针对阿富汗、巴基斯坦的政策，也是设计和推动打击“伊斯兰国”战略、达成伊朗核协议的幕后谋臣。布林肯支持2011年美国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以及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援助，被称为“政府起草叙利亚政策的重要人物之一”。布林肯对于在奥巴马任内达成的伊核协议十分满意，称这份协议让美国更安全，也让伊朗的邻国更安全。

外交政策向“三个优先”方向调整

布林肯是本届美国政府对外政策调整的核心人物之一。相比奥巴马时期，布林肯的外交理念既有延续也有差异，毕竟世界与美国都已发生巨大变化。前美国驻波兰大使、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丹尼尔·弗里德曾撰文认为，布林肯的风格更像是美国前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莱特而不是奥巴马，美国外交在他的影响下可能重回价值观外交轨道，而不会像奥巴马那样，为实现外交政策目标而提出更冷静务实的观点。

布林肯的外交政策主张与拜登团队其他建制派成员较为一致，认为美国应当重回国际合作的道路、重视同盟关系的重要性，和同盟一道，在世界舞台肩负领导责任。布林肯认为，美国一直以来都在制定、管理国际合作的规则、规范和机构方面发挥表率和领导作用，这些机构和机制不够尽善尽美，需要必要的改革，美国的领导缺位只会让中俄等其他国家改写规则，这一结果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而如果在美国缺位的情况下，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填补领导空白，国际秩序只会陷入无序和混乱。

布林肯并不否认美国外交正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3月3日，布林肯在国务院发表系统阐释美国外交政策的首次演讲，提出美国外交必须坚持两大原则：一是美国领导力和对外接触至关重要，二是必须与其他国家合作。在具体操作层面，布林肯列举了美国必须解决的八大挑战，包括阻止疫情蔓延，加强全球卫生安全;扭转经济危机，建设更稳定、更包容的全球经济;重振受到威胁的民主;建立人道且有效的移民制度;加强同盟与伙伴关系;应对气候危机;确保在科技方面的领导力;管控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美中关系。

2021年1月19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国务卿提名人布林肯的人事案召开听证会，布林肯在听证会上作证。

布林肯在今年3月开启了出访日韩、与中方进行高层对话、访问欧洲等一系列外交活动，不断强调美国重塑同盟与伙伴体系、与中国激烈竞争的决心与能力。这一系列表态及行程都表明，当前美国外交政策在其带领下正向“三个优先”的方向调整，分别是外交优先、民主优先和人民优先。

一是外交优先。外交优先意味着美国要重返传统的接触外交，重新激活同盟与伙伴关系。一方面，美国希望能够和同盟与伙伴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挑战，如中俄构成的“挑战”以及气候变化、新冠病毒等全球危机;另一方面，应对中俄的“挑战”也成为美国重振同盟与伙伴网络的外部抓手，通过塑造共同对手团结各路人马。

二是民主优先。拜登政府意识到美式民主的弊端与脆弱，在承认自身问题时继续推动价值观外交，主动渲染和挑起与中国的所谓治理模式之争，企图以此引导其他国家加入美國阵营共同对华。

三是人民优先。拜登政府虽不使用“美国优先”的表述，但时刻强调外交政策要为国内政策尤其是美国中产阶级服务，同时把一些国内问题归咎于中国，试图以此凝聚国内对华共识。

“布林肯们”的苦恼

布林肯在奥巴马任内负责过国安会常务副部长级委员会的政策协调工作，如今作为国务卿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搭班子，自然对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协调工作轻车熟路，可以大大减少国务院与白宫及其他涉外部门的决策内耗。然而，拜登政府内全面回归的建制派外交精英仍将面临调整对外政策的挑战与苦恼。

首先是如何应对白宫格局的变化。拜登启用布林肯、沙利文等互相熟悉的建制派成员，这种情况与特朗普执政初期任命蒂勒森为国务卿和弗林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截然不同，固然有其益处，但也极易陷入“集体迷思”。即使“布林肯们”会在战术决策或者战略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这些争论也是在一群世界观相似、对美国主导世界时代有着怀旧情绪的人之中产生。正如美国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曾告诫的，危险在于“当所有人都想的一样时，没有人会认真思考”。

其次是如何应对国内格局的变化。从拜登政府整体事务的优先事项看，国内政策的重要性远胜于对外政策，2022年中期选举乃至2024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取胜的关键不在于外交而在于内政，这也是拜登提出“中产阶级外交”理念的根本原因。因此，布林肯有再大的雄心抱负，也必须接受内政优先的事实。在美国政治极化、两党斗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布林肯们”也必须照顾到共和党的关切，一旦在国内问题上需要得到共和党支持，拜登政府可能不得不在外交政策上做出妥协与让步。

最后是如何应对国际格局的变化。经历了特朗普的四年，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和形象双双滑落，对盟友的号召力大大下降，针对中俄的“大国竞争”在盟友中“叫好不叫座”。即使是布林肯心心念念的欧洲盟友也对美国保持“社交距离”，不愿卷入“大国竞争”的陷阱。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在3月底欧盟峰会后所表示的，欧洲对华政策将继续贯彻“欧洲主权”，欧美有共同之处，但并非完全一致。熟稔欧洲事务的布林肯自然了解欧洲各国的心思，因此在访欧时虽不断强调美欧团结根植于共同的价值观，却又只能无奈表示：美国不会迫使盟友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