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艳荣

秩序井然、人人恪守规则的成熟社会，同时也是高度城市化的“陌生人社会”。图为2021年3月21日大雨中的东京街头。

新冠疫情下，受社会疏离、经济压力及精神焦虑等因素影响，日本孤独问题加剧，自杀率升高。为减轻国民的孤独感和社会疏离感，2021年2月12日，日本政府新设“孤独担当大臣”，首相菅义伟任命坂本哲志担此重任。继英国之后，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设立此官职的国家。事实上，日本的孤独问题由来已久，由其衍生出的问题，诸如“蛰居族”“孤独死”等已成困扰日本社会的顽疾。此次疫情下自杀率升高是孤独问题加重带来的严重后果，也成为推动日本政府正视孤独问题，并将其应对提升至国家层面的直接诱因。

新冠疫情下自杀率升高

日本是自杀大国，自杀率位居世界前列。据经合组织（OECD）统计，2020年日本的自杀率在七国集团（G7）中位居首位。泡沫经济崩溃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曾使日本连续14年（1998～2009年）自杀人数超3万人。自2009年以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及各种预防自杀对策的出台，日本自杀人数呈逐年减少趋势。然而，新冠疫情使日本经济遭受重创，失业、贫困、社交受限及抑郁情绪带来的孤独问题加剧，自杀人数反弹。

日本厚生劳动省2021年1月22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日本自杀人数11年来首次上升，高达20919人，同比增长3.7%。其中，男性自杀人数为13943人，较2019年减少135人;而女性自杀人数则急剧升高，达6976人，比2019年增加了885人，增长了14.5%;疫情冲击下，线上授课、学业焦虑、外出受限及家庭不睦等因素导致的未成年人的自杀人数高达479人，比2019年增加了140人，创1980年开始此项调查以来的新高。

女性和未成年人自杀人数的攀升直接导致了2020年自杀率的升高，表明女性和未成年人受疫情影响大，遭受到的孤独感更为严重。

“无缘社会”的全民孤独与冷漠

被称为“孤独大国”的日本，孤独问题产生的社会症結在于“无缘社会”中日益松散的人际关系。

日本是一个秩序井然、人人恪守规则的成熟社会，同时也是高度城市化的“陌生人社会”。

长期以来，日本社会奉行“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文化传统，在与他人相处中彼此间客客气气，保持距离和界限。这种隐忍深深扎根于日本文化中，并造就了日本人高度自律的国民性格。然而，客气和距离容易产生疏离感和冷漠感。“不添麻烦”也就意味着不会与他人有过多交集，从而丧失了相互间建立联系的“人情往来”。而快速城市化、核心家庭化、少子化及随之形成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进一步拉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步步将日本社会推向人际关系疏离的“无缘社会”，加剧了日本人的孤独感。日本社会学家常用“只关注自己周围一米内”来评价日本人的冷漠。孤独和冷漠成为日本的代名词。

“无缘社会”中的日本已进入全民孤独的时代。日本儿童的孤独率高，幸福指数低，精神健康堪忧。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20年9月公布的调查报告，日本儿童“精神方面的幸福感”在被调查的38个发达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二。而困扰日本社会的校园欺凌、蛰居等青少年问题，其产生根源与人际关系危机密不可分。一些学生遭受被无视、孤立等欺凌行为后，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拒绝上学，蛰居在家，甚至会走上自杀之路。发源于日本的“蛰居族”则堪称最孤独的青少年群体。他们不上学、不工作，过着与世隔绝的封闭生活。根据日本官方调查数据，这种极端孤独的蛰居族已达数十万人。有的蛰居者数年或数十年过着蛰居生活，不仅容易诱发精神健康危机，变得自闭、易怒，严重者还会实施犯罪，将暴行施加给家人，甚至于无辜大众。

日本的“孤独死”（长期独居者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孤独死去）现象尤为突出。“孤独死”主要以独居老人特别是高龄老人为主。随着高龄者家庭包括高龄者独居家庭的增多，未来“孤独死”问题会更加严峻。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年轻人“孤独死”的比例有所上升，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也加入了“孤独死”的行列中。这些人由于离婚、离职、生病等个人生活的变故，逐渐脱离原有的社交圈子，最后孤独死去，甚至无人认领遗体。

疫情影响下，长期被忽视的女性孤独问题引发关注。仅2020年10月就有880名女性自杀，同比增长了70%。首相菅义伟在任命坂本哲志为“孤独担当大臣”时特别强调要重视女性遭受的孤立问题。女性孤独问题主要源于单身女性增多。201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26岁的日本年轻女性最为孤独，其中六成为单身女性。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女性就业率快速提升，但女性作为非正规雇佣的主力，工作不稳定，薪酬也远低于男性。据经合组织2021年3月公布的数据，日本男女收入差距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位居第二（男性收入比女性高23.5%），仅次于韩国的32.5%。受疫情影响大量企业倒闭，女性作为非正式员工，自然首先成为被解雇的对象。失业后的她们，生活来源乃至社交圈子近乎全无，从而导致精神彻底崩溃，加剧了自杀危机。

当然，男性孤独问题也同样严重。冈本纯子在2018年出版的《全世界最孤独的日本大叔》中指出，“日本大叔”是世界上最孤独的群体。日本男性的人际关系基本限定在公司同事之间，一旦退休，原来的同事关系逐渐断裂，不会做家务、没有爱好的他们变得百无聊赖、无所事事，孤独感更为强烈。可以说，日本的孤独问题已不分年龄和性别，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日本政府此举意义深远

疫情让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孤独问题更加凸显和极端，这意味着应对孤独问题已刻不容缓。为此，日本政府开始着手制定相关政策。一是从厚生劳动省、文部科学省、内阁府等部门抽调约30名职员，成立“孤独与孤立对策室”;二是组建跨部门联络协调会议，旨在动员各部门力量形成合力，共同治理孤独问题;第三积极探寻官民合作之路。2月25日，为广泛听取民间团体的意见，在首相官邸召开了由民间援助团体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3月16日，日本政府决定向开展咨询业务应对孤独和孤立问题的民间团体提供补贴。此外，针对未成年人自杀人数增多的现状，除电话咨询外，还开始充实面向青少年的网络咨询体制。孤独问题属于精神层面问题，个体差异大，应对难度大，人们期待日本政府出台更多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将日本塑造成为人与人之间充满依赖关系的“有缘社会”。

设立“孤独担当大臣”，是日本政府首次正视由来已久的孤独问题并将其置于国策高度进行专项治理的体现，也是日本在应对孤独等社会治理难点问题上做出的努力和积极尝试，日本政府的此举值得肯定。现代人的孤独已成为世界性问题，日本此举将促使各国认真对待现代化发展带来的这一副产品，并思考有效的应对之策，以实现社会发展与心理健康的同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