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毛

看着朋友发来吴建峰因强制猥亵罪、猥亵儿童罪被判刑十四年的消息，张书越瘫坐在工位上，哭起来。

这是一个张书越意料之外，但内心期待多年的结果。身为男性，他没遭受过初中老师吴建峰的猥亵与性骚扰，却偶然“吹响了哨子”，把多位受害女生的陈年旧事再次顶至台前。在另一位校友、受害者周贝蕾的接力曝光下，这场针对吴建峰的控诉变得声势浩大，最终召集了两百多名受害者，也将吴建峰送上了法庭。

学校通报、警方调查，法院判决……发出那条指控吴建峰的微博时，张书越并未预料到接下来八个月的事态走向，他本意只是想，让更多学生避开那个曾对男生施加暴力、性骚扰女生的所谓“名师”。

置身于风暴眼时，张书越和最早站出来的受害者周贝蕾的境遇并不相同。身为女性，周贝蕾的微博私信、评论中充斥着谩骂和诋毁，而张书越收到的则绝大多数是感谢、鼓励和称赞。

“也许这是一种性别的特权。作为一名男性，我甚至不需要真正经历过性骚扰，只要说出‘我看到过，就值得被表扬，比如你来采访我。”事件逐渐平息后，张书越才顾得上反思——在舆论漩涡中心，男性和女性面对的场域依旧撕裂，相较同一战壕的异性战友，性别，对他竖起了更为坚实的保护屏障。

“那么多女性遭受了痛苦和创伤，她们被淹没了，甚至不被淹没的人还要被抓出来当做荡妇被羞辱，被批评，这非常不公平。”张书越设想，如果自己是一名女性，舆论未必肯对他宽容。

与十多年前那个怯懦男孩相比，29岁的张书越不再害怕吴建峰，不再恐惧老师的暴力手段和言辞羞辱，现在，他觉得，自己完全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兜底。

“吹哨人”

事情始于一通电话——和许多个周四傍晚一样，作为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的数据分析师，张书越一直在工位上加班，直到晚上8点接到多年好友阿花的电话，电话另一头的人已经哭了整个下午。

两人初中时期的老师吴建峰，是这场对话的主角。当天中午，已是四川绵阳东辰国际学校初中部副校长的吴建峰即将调职他校，他在张书越和阿花共同所在的微信群里，呼吁曾经的学生帮忙转发自己的调任消息。

作为阿花的初中好友，张书越还记得多年前阿花曾讲起过关于吴建峰的事，数学老师兼班主任的吴建峰会触碰她的敏感部位。阿花把自己积累多年的绝望向张书越倾吐，“她觉得是命运在轮回的感觉”。如果这位老师调去新学校，又会有多少男孩女孩遭遇不幸？

好友讲述时的不安、烦躁似乎历历在目，这通电话让他意识到，那些灰色的记忆穿越时间，直到现在仍袭击着这位女性。吴建峰殴打男同学，性骚扰女同学，初中时代的记忆一股脑地跑了出来，张书越的愤怒无法平息，他决定自己必须说些什么——时近夜里9点，他在班级微信群里发出了一段长长的质问，同时@吴建峰：“（你）帮助了我什么？是性骚扰，是拳打脚踢还是人格侮辱？初中三年几乎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三年，我甚至到现在还觉得时不时的恶心。你还想让我帮你转发、宣传？宣传什么呢，让你去祸害更多的初中生是吗？”随即张书越退出了微信群。

退群后，张书越仍然无法平静，他找到了吴建峰的任职信息，又编辑了一条朋友圈来控诉对方曾经的作为。次日凌晨1点，他把相似内容发上了微博账号@午夜的龙猫电台。这个账号原本是他用来分享日常生活和读书记录，只有数量算不上太多的一万余粉丝。

四天后，東辰国际学校2009届学生、拥有百万粉丝的美妆博主周贝蕾看到了张书越的微博，怀揣着对吴建峰的憎恨生活了十三年的她，很快转发了张书越的微博，还直接点名吴建峰。第二天，擅用VLOG记录生活日常的周贝蕾发出了一条五分钟的视频，坦承自己在东辰国际学校就读期间，曾受到吴建峰包括摸胸、贴脸、接触下体等多次性骚扰。视频里周贝蕾的面部没有遮挡，声音未做处理，更没有化名，尽管有好心人提醒她应该这么做。

有网红博主参与，事件热度发生了质的飞跃，“四川绵阳东辰国际学校校长性骚扰女学生”的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榜。此后连续几天，周贝蕾不断收到受害同学发来的私信，她把这些都整理起来，生怕错过任何新证据，她一天只睡四个小时。统计的情况令人吃惊，有两百多人被拉进受害者微信群，他们遭受侵害的时间，几乎横跨吴建峰在东辰国际学校的整个执教生涯。

然而，与蜂拥而来的受害者同至的，却是各种各样的质疑声浪。“你们现在这些小孩是不是都想当网红？”女儿实名出镜举报吴建峰，母亲反认为周贝蕾是想借机炒作，她让女儿做事多为两个外孙女考虑。和十三年前一样，亲近的家人依然不相信吴建峰对周贝蕾做过那些事。

网络上来自陌生人的敌意，比起母亲的质疑，要更为露骨伤人，“对学校心怀恶意的差生”“不自爱”“ 苍蝇不叮无缝蛋”“活该被吃豆腐”……周贝蕾的微博信箱里，塞满了这样的私信。严格来说，周贝蕾算不上是该类事件中的所谓“完美受害者”，入时的性感装扮、刺满文身的左臂、未婚先孕的经历…… 这一个个标签，最终都成为舆论攻击周贝蕾时，瞄中的靶心，甚至有人言语恶毒地造谣她是“东莞的性工作者”。

“ 那么多女性遭受了痛苦和创伤， 她们被淹没了， 甚至不被淹没的人还要被抓出来当做荡妇被羞辱，被批评， 这非常不公平。”

向我提起这些时周贝蕾表情平静，她觉得自己有着作为一名网红的修养，这些诋毁不足以压垮她。“我的承受能力更强，脸皮也蛮厚，比一般人厚。”

感谢中国有你这样美好的男性——这是一位女性给张书越的留言。“我是最先站出来的人，周同学是影响力最大的人。”张书越知道，周贝蕾是最先受到冲击的人。

会觉得不公平吗？我问周贝蕾，她对迎头而来的指责做何观感，这个在谈到过去受到的侵犯和伤害时，言辞锋利的年轻女人，只平静地回答道：“男女从来没有平等过。”

多年前，周贝蕾曾向亲近的家人描述过吴建峰的行为，但当时，几乎没有人肯相信她这个学习不好的“坏孩子”说的话。

风浪

我与周贝蕾约在上海市中心一家咖啡馆见面，她专程从郊区驱车一个多小时赶来。她真人比照片上更瘦，化了淡妆，头发随意地披着，与我想象中的百万粉丝级别的网红博主不同，她打扮简单，身上的吊带裙和衬衫加起来，甚至不超过一百五十元钱。

在张书越出现之前，周贝蕾曾有过两次失败的举报经历。第一次是汶川大地震后，周贝蕾和外公外婆搬离了四川，回到上海读书。远离了吴建峰，周贝蕾萌动了举报的想法。“我们班的女生不敢站出来，说不定还有其他年级的学姐学妹呢。”周贝蕾开始在“东辰国际学校吧”发帖指控吴建峰，但她还没来得及给那几个留言的同学回复，帖子就被管理员删除。

第二次举报，是几年前她去美国生孩子时，无意中看到东辰国际学校的一条活动微博，配图里有吴建峰，初中的噩梦又回来了，周贝蕾气不过，一边转发一边指控。她的想法简单直接，在孩子出生以前，要把这个老师送进监狱。

当时周贝蕾的粉丝有二十万左右，她的发言并未引发过多关注。后来学校删除了原活动微博，她转发的微博，就变成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自说自话”，正在孕期的周贝蕾本就情绪不佳，评论里的骂声让她难以平静，最终，她没顶住压力删了微博。

“你千万不要删掉！不论是别人给你钱或是别的什么。”看到张书越微博的评论里有东辰校友为吴建峰辩护，周贝蕾第一时间给张书越发私信：“只要你不删，我一直支持你 。”

早年在东辰读书时，张书越与周贝蕾不是同级，两人也并不相识，是因为共同举报吴建峰建立了联系。张书越最终没有删掉微博，哪怕作为最先站出来的人，在那段时间他经历了全方位的撕扯——处理工作，听受害同学讲述，和媒体沟通，还要安慰父母的情绪。

在朋友圈发声那晚，张书越照例给母亲去电，他以为母亲会骂他多管闲事，“她说，你替所有人把不敢说的话都说出来了，哪怕今后吴说你诽谤或找你打官司我们也不怕，这是成为一个正直的人的代价。但妈妈为你骄傲，非常骄傲。”

官司持续两年多以来，邹思聪从香港回到了深圳，他休过学，也不再做记者和编辑，这段经历对他来说影响巨大，他觉得，“这件事关乎女性权利，既是女权主义的，也是超越女权主义的，是一个更广阔的人性测试”。

不过事情接下来的发展，超出了大多数当事者的意料，四川绵阳副校长性骚扰女学生的报道频频出现在新闻媒体，风浪起了，张书越父母的担心也来了。彼时案子尚未进入司法流程，没人知道最终结果会走向何方。

站在台前时，张书越用的是化名，但在绵阳老家，一个假名起不到任何隐蔽作用，熟悉的人都知道他是谁家的儿子。在绵阳事业单位工作的父母害怕吴建峰可能遭遇的报复，也忧虑周围人的议论。“他们是相对默默无闻的人，突然之间被放在盒子之外，成为亲朋好友议论的对象。”

因为担心现有的指控，事發年代久远，可能让案件不了了之，张书越写了一封倡议信，希望当下正受到性骚扰、殴打、辱骂的同学能站出来，一起完成指控，这封信由在东辰就读的学生帮忙发在了他们的QQ空间、微博上。而此时，张书越的母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她觉得我又要把事情推向新的高潮”。曾经支持儿子的母亲大哭着在凌晨给他打去电话，说自己无法站稳、呼吸加快、头晕目眩，劝他不要再继续参与该事。

“我的焦虑，和对这件事的恐惧没有他们那么强烈，说出真相，我不怕受到压迫和打击。”那晚，张书越和母亲的谈话进行了近三个小时，一直持续到凌晨3点，他还是决定，要把事情继续下去。

2020年4月29日，张书越从北京回到家乡绵阳，一下飞机就先去做了笔录。当天晚些时候，他还特地去了趟东辰国际学校，站在近十五年没回去过的学校门口拍了张照片，发上微博，说：“我回来了。”

进入5月后，事件处理开始加速。5月1日，绵阳市涪城区警方通报，已对吴建峰刑事拘留，并向社会征集吴建峰的犯罪线索。

2020年9月18日，涪城区人民检察院以绵涪检五部刑诉（2020）4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吴建峰犯强制猥亵罪、猥亵儿童罪，向涪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因涉及被害人个人隐私，涪城区人民法院在11月4日不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

抗争开始后的第九个月，2021年1月13日，张书越终于等到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对吴建峰猥亵学生一案的一审判决结果——判决书显示，被告人吴建峰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总和刑期有期徒刑十五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同时禁止被告人吴建峰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五年内从事教育及相关职业。

同盟

社交媒体上，常有人误以为最先发声的张书越是位女性。“遇到类似的话题，类似的场景，一般都是由女性来发言，对于男性的缺位，大家觉得理所当然。”张书越明白这种误解从何而来，但在他的认知中，误解形成的缘由并不合理，“不只姐姐会来，哥哥也会来”。

但并非所有站出来的男性，都能获得同张书越一样的对待。青年媒体人邹思聪也是一桩广为公众所知的性骚扰事件的男性参与者——他同样扮演了“吹哨人”的角色，但属于他的故事，进行得却远不如张书越顺利。直到今天，原本的性骚扰事件陷入胶着，他却反被缠绕在这一事件衍生出的名誉侵权诉讼案内。

起诉自己名誉侵权的立案通知书，邹思聪是在2018年11月收到的——三个月前，2018年8月1日，他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替女性好友何谦发出了一篇指控文章。文章里，化名为“女生C”的何谦叙述了2009年时，一位媒体前辈曾对其性侵未遂的经历。

两位知名媒体人当天在自己的个人公众号发布该文，以表支持。一时间，这位被实名指控性侵未遂的媒体人，成了媒体圈和公众视野里的热门人物。而邹思聪和何谦接下来的境遇，却与张书越的故事背道而驰。邹思聪发布何谦文章一个月后，曾通过个人公众号实名支持何谦的前辈发了一篇新文章，称自己只是为了“不辜负信任”才发文支持何谦，当晚即感到“焦灼不安”，觉得将这位“视自己为兄长”的人“判处了死刑”。何谦和这位前辈的聊天记录最终也被截取后作为原告方证据出现在法庭上。

在这场曾经声势浩大的指控里，邹思聪成为最后坚守下来的那一小部分人。“你陷得太深了”“别人都退了”“你应该淡出这件事”“是不是被别人利用了”……在另外两人删除文章后，也有媒体界的前辈前来说和，希望邹思聪能删掉文章，但被他一一谢绝。

“如果所有人都删掉了文章，这对她（何谦）来说无异于毁灭性的打击。”为了在历史中留下痕迹、避免这场鼓起勇气的公开控诉成为一次造谣，也是出于对好友的信任，邹思聪决定继续声援何谦，支撑着让她讲出更多事实，但很快，这一事件中的被指控方，将态度强硬的邹思聪告上了法庭。

2020年底，常远以播客“不合时宜”主播身份，参加了三联生活方式大会播客专场，他常会在这档播客上探讨一些女性话题。（受访者供图）

那一段时间里，工作、学业、官司从几面拉扯着邹思聪。替何谦发文前，他曾设想过自己可能面临诉讼的风险，但亲自参与一场司法诉讼，远比他想象中的漫长且更费心力。他强迫让自己按着日程计划的节奏走，上午做编辑工作，下午处理那起名誉侵权官司的相关事务，晚上写英文研究作业。日复一日，神经紧绷，过了两个月，“整个人神志空了。”他去看过心理医生，也按医嘱吃药，医生给出建议，有些事情可以往后推推再做。

看着何谦拒绝法官休息的提议，表示自己可以继续， 邹思聪还有身边的律师跟着她一起流泪，“ 她怕自己没机会再说了”。

然而，有些事推不开。2019年7月17日，案件召开庭前会议，邹思聪终于有机會与原告的媒体人当庭辩论，何谦从美国回来为邹思聪作证，另一位删掉何谦文章的朋友也出庭作证，和他们站在一起。但也是在这场庭前会议上，何谦被原告追加为第二被告。

2020年12月，杭州互联网法院宣判邹思聪、何谦败诉，要求邹思聪、何谦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使用微信公众号公开对原告赔礼道歉，为原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一审判决书的第19页，法院认定——“何谦虽尽其所能以‘亲历者视角向法庭回溯文中封闭空间的事件，但除何谦本人对这一近十年前事件的描述之外，二被告未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证据证明‘性侵（未遂）/性骚扰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二被告提供的其他间接证据亦不足以令人毫无迟疑地确信其所述情况真实存在。”

“令人毫无迟疑的确信……这个标准定太高了。”邹思聪和何谦手里没有最直接的证据，比如当天酒店的录像，当时的报警视频，报警的记录，“我也说了如果有这些，原、被告位置需要对调的。”

邹思聪和何谦均不认可一审判决结果，已经提起上诉，但有些他们想保留下来的痕迹，还是消失了——如今查看微信公众号“思聪的南方纪事”，已经找不到邹思聪最初发声的那篇文章。一审判决尚未生效时，文章即被微信以“存在涉嫌侵犯名誉/商誉/隐私/肖像行为”的名义删除。

“我没有删文章……（那时）法院的结果都还没生效，我们已经提起了上诉。”邹思聪整理了资料，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申诉，想找回原文，却得到对方文章并未删除的回复。他感到荒谬，同时也模糊地明白，即使他与何谦二审胜诉，“可能这篇文章也不太能够回来了”。

水面之下

今天的张书越，对女性议题保有着浓厚兴趣，他读过《厌女》《第二性》，也读过《房思琪的失恋乐园》，最近正在看的是被称为“女性命运史诗”的“那不勒斯四部曲”。

在张书越的记忆里，初中时面对的吴建峰像个刽子手，“他在你面前把别的头颅砍下来，你会觉得恐惧，觉得下一个就轮到你了”。这种恐惧压得当年那个矮小的男孩发不出自己声音，他会和同学背地里叫吴建峰“老色狼”，但这更像是一种对恐惧的宣泄，那时他并不知道，吴建峰的那些行为是性骚扰，将会对那些女同学们，带来怎样的伤害。

对于另一个性别的理解和共情，并不是与生俱来。几年前，张书越还不明白为什么有的女生会怕黑、怕老鼠、怕蟑螂，他的性别观直到在英国读大学时才慢慢建立。大二的《文化研究》课上，老师用了一节课的时间，来讨论什么是女性主义，课堂上，他才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生理性别，什么是社会性别。他觉得那一刻，自己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他开始读书，开始了解到这个世界上，有一半数量的女性正在遭受的暴力、压力和不平等。

张书越对性骚扰的认知轮廓，从几年前爆发的Me too运动起，开始变得清晰。这场运动中，受害的女性时隔多年向外界坦诚说出了心底的巨兽，却被公共舆论攻击。“她们当时没有站出来，不代表她们说假话。无论在什么时候说出来，都是表达自己对之前受到性骚扰和性侵害的抵抗。”看到、听到的故事越多，张书越才越明白，“性骚扰”三个字，对一名女性所代表的含义。

Me too运动在国内兴起后，邹思聪的几位女性朋友也曾向他讲述自己经历过的性骚扰事件，他惊讶地发现，“她们看起来都很健康，好像从来没受到过什么伤害，但在那个时候，像是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集体性爆发”。

在2019年7月的庭前会议上，邹思聪亲眼见证了出庭作证的何谦的崩溃和痛苦。时间、地点、声音、动作、方向、颜色，坐在证人席上的何谦被要求描述所经历的性骚扰和侵犯未遂的详细过程，她现场比划着记忆中的空间结构和方位。很快，她被允许暂停发言、整理情绪若干分钟，庭内法警为她递去了一盒纸巾。

“那个状态很震慑人”。看着何谦拒绝法官休息的提议，表示自己可以继续，邹思聪还有身边的律师跟着她一起流泪，“她怕自己没机会再说了”。

受害女性对于这一经历的恐惧记忆，仿佛永远不会褪色。有记者问过周贝蕾，她对一审吴建峰的判决结果是否满意，她毫不客气地回道：“我有什么好满意的？我对他的憎恨程度是不会减的。”但相较担心自己再无发言机会的何谦，吴建峰的判决结果，给周贝蕾带去了更多正向的影响。

此前，周贝蕾长时间进行心理咨询，她为生活中遇到的日常性骚扰感到困惑。一次打车时，周贝蕾坐在前排副驾驶，出租车司机趁机揩油，周贝蕾连忙让司机靠边停车，丢下20块钱逃走。当时的男朋友不能理解周贝蕾的做法：“这种事你还给钱？就应该直接踹他！”

每每回想起自己糟糕的处理方式，周贝蕾总是心有不甘，她憎恨过那一刻自己表现出来的软弱，但却无法在下一次碰到类似情况时，生出足够勇气。但现在，她似乎变得更有力量。前段时间，周贝蕾穿着吊带衫、超短裙在酒吧参加派对，一个男人偷偷捏了她的大腿，周贝蕾二话不说，一把拽住对方的衣领，大声质问。“我当时就想，还没喝酒呢，我也太猛了吧！”

夹缝

在不均衡的性别天平上，承受失重的，往往并不止于女性。在各种女权主义的书籍里，张书越能看到，男性同样无法逃脱父权社会的压迫，成为父权制规训的对象。

三五岁时，张书越常被妈妈带到公园，除了在公园里赏花、读书，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爬树训练。在母亲看来，会爬树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诸如力量、强壮等男性应有的特质。

童年时，张书越个子矮，一米来一次失败的爬树经历而停止，上小学后，张书越体育方面成绩不佳，母亲又执意为他报了篮球班。带球、走步……这些常规训练让对球类运动并不感兴趣的张书越备受折磨。直到三四年级，看到付出的努力毫无效果，张书越的母亲才终于放弃了培养儿子喜爱篮球的执念。

“我父母是传统的父母，他们没有更先进的性别教育。”直到现在，张书越的父母还是会对他唠叨，女生应该考虑早点结婚，而男性，还可以拼拼事业。“男主外女主内，是他们惯常的思考。”

直到大学刚毕业后那几年，邹思聪才在工作的香港媒体里经历了最初的一系列性别教育革新。日常业务中，邹思聪发现似乎男性编辑、记者的报道选题往往集中在更宏大的话题。当年昂山素季当选，选题会上，有女同事提议做做女性领导、缅甸女权主义发展的相关稿件，男同事则质疑：为什么不报道缅甸民主化？“我们当时觉得那些东西一点都不重要，为什么要报道这种小议题？”

“你们这些直男”“你们这些女权主义者”……在与年轻的同事们的争辩、学习中，邹思聪开始反思自己的成长。“为什么我知道爷爷、外公、伯伯、叔叔们年轻时的经历，而对女性长辈的故事似乎一无所知？”邹思聪这才发现，在那些过去的岁月里，女性长辈们多数时候，都是沉默的。

一名男性，从意识到女性的集体失语，到主动替对方发声，为她们在公共事件中，争取应有的权益。这样的转变，需要跨越漫长的时间，也需要经历持续不断的磕碰、打磨。直到今天，哪怕已经成为女性友人的“同盟者”，邹思聪仍旧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在批判中学习的女权主义者”。

“男性其实很难是一个完美的女权主义者。”邹思聪好友，媒体人、播客主播常远是中文互联网领域内少数宣称自己是男性女权主义者的人之一，这种宣告让他不断遭受到来自两个性别阵营的质疑。

“常老师好像很追求进步、很女权嘛。”在一些男性朋友的调侃里，常远是为讨好女性，甘当“妇女之友”。宣称是女权主义者，也并不能让常远天然获得女性群体的亲近和认同。“恰恰相反，被骂得更狠。比较女权的女性，会批评你不够女权，本身就反对女权的女性，批评你女权。”

2020年妇女节前夕，共青团中央推出的虚拟偶像江山娇和红旗漫引起了一股解构浪潮。常远在公众号“BIE的女孩”发出了一篇名为《红旗漫，你支持女权吗？》的文章，他尝试着从男性视角，给出当下女性一些自己的支持观点：

江山娇，你别问我喜欢女人穿什么，你喜欢穿什么就穿什么。

江山娇，你跟朋友出去喝酒蹦迪的话就玩尽兴一点，我也有自己的死党。

江山娇，你跟我讲逻辑、掉书袋的样子真的好迷人。

……

推文发出后，很快有人攻击常远是“温和男权”，“看到这四个字，我有点受伤，就赌气说，以后不再参与性别议题的讨论了。”但冷静下来反思，常远又承认自己的某些主張，确是“绅士主义的东西”，他转过身去提醒那些表示很感动的女性，“不要感动，这可能是包着糖纸的毒药，应该多看那些对我激烈批评的人”。

“ 你回不去了，因为知道以前是不对的。就像从野蛮进入文明以后，很难再退回野蛮。”

成为一名男性女权主义者，意味着要时常跟自己的身份作战，反思几乎要成为一种本能。在疫情期间，带着打破性别刻板印象的好奇，喜欢踢足球的常远尝试去上瑜伽课。第一次做瑜伽的动作，常远感觉像是在耍杂技，老师要求做的所有的伸展超出了他身体的极限，40分钟里，他汗如雨下。

最近，常远和女友郭荣非一起参与录制了几期有关亲密关系的播客，有听众给播客留言，“常老师携伴侣开启了全国巡回double dating”，常远回复：“‘携这个字用得很不女权……”

对于那些骂声，常远初时想得很开，被批评是公开发言者的宿命，也是说话的代价，如果连这个都接受不了，就不要做公共论述。但时间久了，自认为是女性盟友的常远依然会陷入一种伤心，“我说什么都被骂，因为我是男人”。

一场胜利

在播客《不合时宜》的一期节目中，常远与耶鲁大学在读博士林垚对话，共同讨论“一个中国男性要成为女权主义者有多难”。常远同意林垚的一段表述：男性女权主义者被骂，需要考察一下细节，是觉得他们说的有问题，还是本质上就是让他们闭嘴。如果只因为是男性，说什么都要被骂，这跟那些让女性闭嘴的男性和父权社会有什么区别？

即便提醒自己要少做关于性别议题的公开发言，常远仍会在播客中阐述自己的观点。前阵子，他和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斐合作录制了“在2021年聊性别”系列播客。在宣传海报里，常远和沈奕斐分别cos了画家达利和弗里达，为了好玩，也是为表达“性别意识是每个现代人精神自由的起点”。

早年在北欧读书、工作时，常远接受到了性别观念上的巨大冲击。和外国女生约会，即便不情愿，他也要抢着买单。“对方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是男性，她就会觉得不可理解。”搬家的时候，常远让一些交好的男性朋友来帮忙，因为多是重活，他会自觉体贴道：“女生就不用来了。”但后来发现，女孩们并非他原以为的那样，能认同和欣然接受这种绅士主义色彩的“体贴”。

在荷兰的公共媒体工作后，常远开始更频繁地接触性别议题。“所有人都应该有性别意识，当你习得或者熟悉了性别观念之后，性别意识会成为说话做事和看待问题的底色。”常远认为，男性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并不是一种道德的坚持和自觉，而是“你回不去了，因为知道以前是不对的。就像从野蛮进入文明以后，很难再退回野蛮”。

连续几年，张书越都会在国际妇女节这天写些什么，是为祝福鼓励女性，同时也在鞭策自己。如何把一个男性培养成有性别平权观念的人？张书越尝试思考过这个问题，但还没有找到答案。

今年5月之前，吴建峰的案件经过二审维持原判，刑期依旧是十四年。这次得知消息，张书越不像获知一审判决时那样，瘫在工位上回不过神，而是发出一声尘埃落定般的叹息。

这场得来不易的判决结果，并不仅仅意味着一次单纯的胜利，它给予了更多有类似经历的人以信心——不久前广东佛山女毕业生举报老师性骚扰事件中，举报发起人段卉不时会拿出张书越、周贝蕾举报吴建峰的例子，去说服那些退缩的受害女生。

张书越最初建立的受害者微信群，現在还置顶在他的微信聊天列表里。“我会很长一段时间都把它置顶，说不定哪天又会出现一些新事情，我希望作为群主，能尽快地回答同学们的疑问。”

这个逐渐沉寂下来的微信群，于张书越而言，像是一枚人生的纪念章，提醒着他自己所背负的期待，也让他“拥有看到女性的遭遇，理解女性的困境，并感受她们痛处的能力，也希望能具备挺身而出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