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豹

“由于大批的中产阶级白领们或受到管理人士的指使，或受到科层制度本身的支配，几乎人人都沦落成毫无生气和个性，失去了工作的价值感和创造性的‘赚钱机器。另外，一如异化过程使工作失去了意义，他们对地位升迁的过度向往，以及通过消费来抬高个人声望的惯用手法，也使得‘生存竞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一场维护体面的斗争（凡勃伦）。尽管通过个人的努力，尤其是通过教育这台个人地位和声望的‘提升机，白领或新中产阶级们人人似乎都具备攀爬到社会阶层体系中更上一层的可能，但无论是经理、领班、管理者、销售员、男女文员，还是医生、律师、教授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这些中产阶级的宵小之徒终生都充满了地位恐慌和挫折感。”

“异化”这样的学术大词让人眼晕，凡勃伦这样的西方社会学家人名让人摸不着头脑，那我们把这些黑话都去掉，之后就有些触目惊心了：简直就像在说今天我们中的一部分。

不是吗？“白领”性质的中产阶级，受雇于一家机构，面对电脑，做办公室工作，靠工资也拥有了资产，成为城市中的有产者。

不是吗？工作可并不全然愉快：有时烦人的是老板那转瞬即逝的浪荡心意（“受到管理人士的指使”），有时问题在于太卷了——公司太卷，加班太多，升迁的机会则少，向前看似乎暗无天日。一半人的工作，自己不喜欢。另一半人喜欢自己工作的性质，可是讨厌公司、讨厌老板、讨厌通勤、讨厌客户、讨厌PPT。两种人的共同点是在工作中找不到满足感。为薪水每天去上班，年过三十后，每次过生日都担心自己对公司而言太老了，未来会被“优化”掉，此地空余自己正在变老的身体（靠购物旅游与健身维持）、房贷、要交私立幼儿园保育费的小孩。而这几项加起来，正是凡勃伦所说的，生存中维护基本体面的长期斗争。

不是吗？富人把教育和孩子当作消费品，而穷人指望靠教育让孩子未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农村户口希望孩子至少嫁给“街上人”，体力劳动者希望孩子至少是“坐办公室的”，皮肤能不太黑，即使那些工作是富人眼里浪费人生的小职员，齿轮卷过的链条上无名的一小截。学校，是一台往往并无法令家长满意、又给孩子带来巨大压力的“提升机”。

不是吗？于是人们提着包去上班，无论前往信托基金管理办公室、律师事务所、出版社、大学、央企、基层政府部门，还是广告公司，无论是端坐在办公室隔间里想要换站立式办公桌，还是行走在路上的推销员，都是“白领”意义上的职员。而下班后的少量闲暇中，人们沉浸在往往自己并不觉得多么有趣的社交和娱乐中，获得一些“人味儿”。

1951年，美国学者C.赖特.米尔斯写下这本《白领》。在美国，早期的移民带着老欧洲的光荣，迁来姓氏颇长的欧洲贵族与大资产家，在这块新大陆拥有土地，逐渐拥有地产农庄、银行工厂，也就是我们说的可以牟利的“经营性资产”。

毕竟是新大陆，阶层并不稳固。20世纪后，新移民涌入，人口海量增加，工人的后代也逐渐由于大众教育的普及而获得了教育和社会地位，这块热土上出现了新的中产阶级类型——“白领”。白领过得舒服，却总有恐慌感;白领不是自足的自耕农或小店主，总是受雇于什么人，受老板与市场的左右。在自身的教育程度、身体和技能之外，白领没有什么依傍。白领随时可能被劳动分工所抛弃。白领更担心自己的孩子无法继承自己的社会地位，会在阶梯上下降一格。白领需要社交和文化产品，需要旅行和闲暇，但往往也因此捉襟见肘。

因此，白领生活得不苦，却往往很难。

前面所引的话来自于这本书的译者，社会学家周晓虹在前言中对这本书的评论（页6-7），写在2005年。那时的中国，“白领”还是个新词，一个好词，是矿工与家庭妇女的女儿向往的工作——成为白领意味着工作时是坐着的，在室内，“不用下地”，皮肤比自己的父母亲要白一些，衣领上或许有通勤带来的汗水，但不会有土灰。

改革年代的中国，人们向往城市化与工业化给自己的承诺，抓住这些机会把自己从流水线工人变成人力资源专员，从服务员变成收银，从保洁员变成大堂领班，从推销员变成理财顾问，这就是体力劳动者以及他们的后代，变成白领的过程。我们在《外来妹》这样的电视剧中一再看到这种洗净泥腿子、脱下工厂与服务员制服的城市梦——白领似乎意味着资产、体面与稳定。

到如今，当我们受过恐慌感的教育，读过《流感下的北京中年》这种“中产阶级一夜间剥离财富”的流行文章，当我们受过互联网大厂“35岁赶人”危机感的洗礼，“白领”这个词的含义不再那么令人安心。今天的人重新开始崇拜暴敛财富的贵族阶级——在今天的中国，互联网、地产与制造业新贵成为事实上的贵族阶级。在取消帝制的时代，群众将CEO的女儿称为“公主”并不是误会，倒恰恰用这个词表现出了对阶层之间巨大割裂的清晰认知。

也正因为此，白领不再是中产阶级的意思了。如今白领有了更谦卑的同义词——“打工人”。白领不再是蓝领做的梦，而慢慢变成一种打工人的自嘲，说出社会阶層渐渐锁紧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