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眉

墨绿色拉链翻领针织上衣Ami Alexandre Mattiussi

在那被翻译成三十几种语言的作家介绍里，阎连科的生日是村里大队会计胡写的，母亲只记得是一个大热天，地里来不及抢收红薯的时候生的他。童年里没有学习压力，跟着学校的同学到村街上庆贺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快乐，和永不间断的饥饿、劳动、寂寞混缠在一起。

高中时他偶然读了长篇小说《分界线》，有人告诉他作者张抗抗由于出版了这部小说，从插队的北大荒去了省会哈尔滨。他明白了人是可以通过写作逃离土地的。白天的现实是高中读了一年就得辍学打工，负担着家里维生的重担，在新乡给水泥厂挖料石，然后装运到火车上，每天干十多个小时，发育中的身体不久就变得一边高一边低。而夜晚是属于自己的、创造性的时空，在油灯下写阶级斗争小说，梦想着逃脱当下逼仄的、没有出口的生活。

从村庄到部队：通过写作，逃离土地

1977年的一天，阎连科接到电报：家有急事，速回。他立刻想到自己久病的父亲，慌忙回家，才知道原来是高考恢复了。他并不知道高考的意义，按别人说的报了名，找了书本，不到一个礼拜，就上了考场。

考场在村子附近的一间老庙里。监考老师发了两页方格纸，讲了作文题。阎连科很快就写满了，举手要更多的考纸，老师非常惊讶地走来看：“同学们，注意啊，这个同学的作文纸都不够用了，他是一定会考上学校的！”

“所有考生在那一瞬间都把目光集中到了我的身上，像一个时代都把目光集中到了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一样。”阎连科在《我与父辈》中回忆道。“在那篇作文里，我写了我站在自己亲手修的大寨梯田上，眼望着北京天安门，心里想着毛主席生前的伟大和光荣。”

填志愿的时候，指导填表的老师说，比如你想去北京就写个北京大学，你想去省会郑州，你就写河南大学。“那老师特别懂。”阎连科说，“但其实河南大学不在郑州，而是在开封。”

人人都排着队填报了北京大学。“心向北京天安门，有谁不想去北京呢？北京大学是干嘛的，其实谁都不知道。偏野乡村的孩子，就都这么填了。填完该种地就继续种地去，结果那年我们县没有一个录取的，也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

黑色皮革风衣外套 Bally

比起陌生又遙远的大学，参军对想要改变命运的少年阎连科来说更直接。“我们村有一户人家，专管收购生猪和买卖猪肉，是国家干部。那个时候自家养的猪不能随便杀，必须卖给国家。因为他当过兵，在部队提了干，后来转业就管这个。他告诉我说，你到部队要好好干，万一提干，就可以像我现在这样了，可以领工资，当国家干部了。”

阎连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父母，他记得那一刻整个屋子静极了，仿佛要使家里“即刻间房倒屋塌”，然后他的父亲说：“当兵去吧，总在家里能有啥奔头。”

幸运似乎从他一入伍就在跟着他。因为字写得漂亮，又读过高中，就被指派了去出黑板报。“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彩色粉笔，有红的、黄的、绿的和蓝的，这就过瘾了。不仅写写画画，还写诗歌，其实是顺口溜，一句一句押韵就完了。就是这次出黑板报，遇到了我们营里的教导员，叫张英培，他擅长书法和古体诗，到这儿一看说：‘你还会写诗呀，你这散文也写得不错。于是就问了我的情况，我说我在家里写过小说，他非常吃惊，说你把小说寄过来给我看看。我急忙给哥哥写信让他把家里我写的稿子寄过来，哥哥过了一个礼拜打电话到连队说，冬天烤火，那些稿子都给母亲当火引子烧了。”

“两个月的新兵训练还没完，1979年2月就是边境防御战了。那一年我们县来了一百多个新兵，有几个去了前线，还有人牺牲在了战场上。我所在的部队过几个月也要准备去前线。这时教导员跟我说军区有个文学创作培训班，给你争取了一个名额。还说我们部队可能会去打仗，学习班培训是两个月，两个月以后你回来，如果部队上前线了，不要追部队，就把营里的猪养好、菜种好。说真的，我的人生是一个一路相遇好人的过程。我今天的一切，都是那些善良好人的相赠。”

“我们部队在商丘，这个创作班在河南信阳的柳林。到了创作班，我才知道小说是分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的。”培训结束回到部队后，阎连科写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天麻的故事》。“写一个战士要入党，给指导员送礼，送了中药天麻。当然，指导员又还给了他，和他谈心说，你想入党应该怎么去表现，而不应该用送礼这方式。这篇小说非常正能量。那时候我开始阅读国外小说了。屠格涅夫《猎人笔记》中《白净草原》的每一句，恨不得都能背下来。《猎人笔记》对大自然的描写，一下就和自己的乡村感受接通了。《天麻的故事》在报上登了四千多字，写得好的正是那种自然描写。刚当兵就可以在报上登整版的文章，这还了得啊——纯粹是文学帮了你。中国作家里面我是最应该感谢文学的人，每一步的人生都是文学在改变我。第一年当兵就立功，第二、第三年还立功，这些皆因为写作。”

“如果你是城市人，你得过三等功，回去必然优先就业。如果是二等功，不光优先就业，可能有好几个工种在等着你挑选。我们是农村人，参军的目的就是想逃离土地，想提干，想到城里去。1981年前后，从前线回来了很多立功的人，他们最后都提干了。而部队实际的基层军官位置没有那么多，有许多连队都是双连长，排里是双排长。这个时候部队规定今后提干必须要有学历，只有上军校的才可以提干。而考学上军校，又规定年龄不能超过20岁。提干是没戏了，那就只能离开军营回家了。”

“当时的退伍费是一百二十多块钱，两个月的全国粮票。我用这钱买了很多东西，回家要送人的烟和糖，还给父母买了衣服，这就退伍上了火车。在火车就要开时，我们团长突然开着辆吉普车来到了火车站，到处喊阎连科在哪儿，到了我坐的这一节车厢，吉普车猛地停了下来，团长跳下来就往火车上跑，见了我就说，你现在可以提干了，赶快给我下车。”

“为什么可以提干？因为武汉军区那一年在北京参加全军汇演，有一个独幕话剧是我写的。那年武汉军区的文工团在北京汇演拿了第一名，总政治部主任当场拍板说，给你们军区二十个提干指标，把你们最好的战士文化骨干留下来。”

回到部队后，阎连科写了一篇中篇小说叫《小村小河》。故事写的是一个前线士兵太想家，做了逃兵，穿越河流从越南往中国走，在河中遇到一个越南士兵，在从中国往越南走。两个人目光凝望，两杆枪彼此瞄准对方。最后中国士兵把枪往边上挪了挪，越南的士兵也挪了挪，彼此点了个头，各自回了自己的祖国。

阎连科写得痛哭流涕，完稿后给其中一页粘了一点点胶水作为标记，寄给《昆仑》杂志社。一个月后稿子被退回来，他看到那两页纸还粘在一起，知道小说根本没人翻开看过。过了不久，《昆仑》的编辑海波因为工作来了阎连科所在的师部。“（海波）拿过全国小说奖——和现在不一样，拿个鲁迅文学奖没人理你——那时候就名扬天下。”作为文化干事陪同接待的阎连科这时又拿出了自己的小说，希望海波帮忙看一看。他记得海波接过稿子，拉开轿车的后备厢，往里一扔就上路了。“像扔掉一卷草纸一样”。

“很快海波就打来了电话，他说你的小说我在路上看了一半，我问你：你打过仗没有？那时我满肚子的火气，反问道：没打过仗就不能写打仗的小说吗？海波说你们河南人说话怎么这样横。接着他告訴我，他在去兰考的路上把小说拿出来看了看，看掉泪了。还说如果需要修改结尾，会请我到北京——当时你写的小说有价值，杂志社都会请你去改小说。会给你出钱出路费，让你住在宾馆或者招待所——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现在哪有这样的好事情！”

“如此自然是开心得不得了。过一段时间后，海波又说结尾也很好，不用改。到了1985年，红军长征60周年，他说这一期要有好的、特别正的稿子，就把你这份稿子夹到中间，你这篇小说调子有点低。后来据说昆明军区的司令员到前线去视察，看到很多人都在‘猫耳洞里看杂志。这一期的《昆仑》杂志都被翻烂了。大家读的就是这篇小说。后来司令员对他们军队创作社的作家说：‘你们是专业作家，每一次让你们到前线体验生活，后面得跟两个士兵保护着，可阎连科这个人，他没打过仗，才二十八九岁，我们前线的士兵都爱看他的小说，你们的小说在哪里呢？”

1989年，阎连科都是白天飞快地写宣传材料，晚上写小说，本来可以到师部当文化科和宣传科的科长，但他还是选择了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1991年毕业后来到北京，成为了第二炮兵电视艺术中心的编剧。电视剧本的稿费可以满足生活开销，而且他两三天就可以写一集。剧集有在中央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的，也有“纯粹为了挣钱写了不署名的商业烂俗的”。从此生活开支有了基本保障，也有更多时间去写小说了。“相对稳定的日子也就开始了”。

“1994年，本来计划去济南的一家医院做腰椎手术，前一天突然接到电话，说要我回去一下，有急事。原来我的小说被点名批评了。那年被点名的作家有五六个。莫言的《丰乳肥臀》是最典型的，那之后莫言转业离开部队了。我没有那么严重，反正就是写检讨。因为腰病不能走路，就趴在床上写。写了通不过，就三遍五遍反复地改。被批评直接的起因是香港《争鸣》杂志介绍我，说我是专门写‘军队灵魂堕落的，是‘第四次军事文学浪潮的领军人物。这个介绍大多断章取义。”

“那时我一家人都睡在办公室，生活虽然艰辛，但还是充满希望。在那之后半年，有一天政治部主任提着一大兜子水果来到我家里，说不知道你住得这么糟糕，明天赶快找木工来把你的墙隔开。然后又说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了，没问题了，你就安心写作吧。第二天木工就来了，把办公室隔断，一间大办公室变成两间房屋了，外面做饭，里面住人，孩子也能独自写作业了。二三十平米的样子，在清河。”

“后面的写作就顺了”。阎连科也获得了“八一”奖和“鲁迅文学奖”，但从此以后不再写军事题材小说，改写自己的故乡。“你笔下写什么形象的农民都没问题，恰恰因为这样，就写了《日光流年》《年月日》《受活》等，让自己的小说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墨绿色拉链翻领针织上衣Ami Alexandre Mattiussi

“我们部队领导说，你看阎连科，得了那么多奖，从来没跟组织要过任何晋升和奖励。我想没有人管我就行。其实部队对我非常好，一路都是因为写作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好处。我一直命运很好，不管大环境如何，一路走来，所在的单位没有任何人伤害我。我的人生多是由好人构成的，是由温暖的环境构成的。说心里话，我回忆自己的命运是充满感激的。”

“我是那种命运中发生什么都无所谓的人，只要我还可以写作就行了。只要能留给我一双鞋，能让我穿着到处走;留给我一支笔，让我每天写作，那就什么都无所谓。能出书最好，不能出了拉倒。”

阎连科写作很少有写不下去的时候，最新长篇小说《中原》，“构思用了三秒，写出来用了三个月”。代表作《年月日》，走在路上，“两秒钟来了个故事，一周也就写完了”。他的肚子里总是装着三五个故事，等到想好讲故事的方法，故事本身也就瓜熟蒂落了。

“一个作家一旦对人和世界有个人独有的看法，故事也会来得容易点。一个人对人和对世界有一定认知了，即便是个茶杯放在那，这个茶杯也会和世界发生联系，和人发生联系，故事就产生了。”

北京香港双城生活：身在都市，创作的本心回到村庄

阎连科最终以正师级的大校身份离开部队，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中国文化客座教授。从小渴望进城的他如今每年的生活都切换在北京和香港两座超级城市之间。

在主体以英文授课的港科大，他的文学课是少有的中文授课，预备给三四十个学生的课，常常会坐着近百人听。他在学生中能感到一些陆港差异。他觉得香港学生更天真，对文学的热爱里不太有功利心，反而是他会阻拦学生们因为听了他的课，就要从理科转到文科，他说，“文学是不能生活的，尤其你们在香港。”大陆学生更实际，要考虑留学欧美和就业，每个学期末都有学生请求他能不能把分数往上提一提。

校园坐落海边，每个春天，海边都是白雾茫茫，五米之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他除了上课，几乎不社交，看自己的书，写自己的东西。他知道自己享受到的香港“完全是世外桃源”，和主流社会是割裂的，所以也完全没有想法去写香港的故事，而是继续将想象“拽回”到中原的耙耧山脉里。这位通过写作逃离土地的作家如今庆幸他有自己的故乡和方言可以滋养他的写作。

“城市跟你有什么瓜葛？”我问。

“没什么瓜葛。完全就是上班过日子。”他说：“无论多么荒诞的故事，放在那片土地上你都會得心应手，合情合理。放在城市里，那些东西你是控制不了的。”

他又说他的后半生就是精神逃离的状态，一边逃离世界，“恨不得逃到陶渊明的桃花源去”，一边又逃不开家乡的村庄。从家乡来的消息，让他感到社会确实是在变化。十多年前老乡托他，是为了当兵的事、上学的事，包个工程挣钱的事。现在村里人托他办事情，大多是因为打架斗殴了或者涉赌。他像自己小说里写的那一种面对礼崩乐坏的村庄老人，为自我施加的道德义务痛苦不安。“现在最害怕的是突然半夜电话响”，电话一响就想到老家发生了什么事。

他也意识得到，自己更理解的是自己的生活和少年期，他没有把握理解今天的年轻人，对于写作而言，“这特别被动”。譬如写一个00后的小姑娘，“怎么涂指甲你不会写，吃的东西你也不了解，他们爱喝的咖啡的名字你都叫不出来。”这些生活细节影响着他对一代人的理解。他说年轻人的精神空间在文学中看不到，即便知道那些东西应该被表达，“但是不属于我”，是有隔阂的。

他想作家也很少有年纪越大写得越好的，“你阎连科是普遍中的一个”。写作环境在变，文学本身在变，但是他的阅读速度越来越慢。别人三天能看完的书，他得用一个月，还要用笔不停勾勾画画，眼力像限量供应的电，得省着用在特别有价值的书上。他也能明显感到记忆力的衰退，给别人微信会忽然想不起人家的名字。他仍然习惯手写书稿，由学生们代为录入电脑，颈椎腰椎从年轻时候就因为劳动和伏案写作受损了，现在每写十天半个月，一定要找个理由暂停休息两三天。

“我们这代作家基本上是在淘汰的过程中。这一页无论如何已经掀过去了，或者正在被掀过去。”他坦然地说。“你最好的作品可能都已经写过了，你以为你现在还在写最好的作品，其实不如从前了。我想我也逃脱不了这个命运。”

“如果有一天不写的话，你的生活会怎么样？”我问。他想了一下，“那一定是病在床上快死掉了”。

“中国文学我们都以审美的名义逃避了一些特别尖锐、特别应该认真面对的问题。中国人总是把‘擦边球当成一种深刻和智慧。可所有文学的擦边球，也都只是幸运和聪明，它和正面强攻是两件事。真正厉害的是你打过去、扣过去他却接不上，那才是你的厉害和艺术。我擦边了他没接上，那不是好球，那是侥幸。文学的道理亦如此。”

“青年作家一定要有一部作品，艺术的尖锐性超过同代人，甚至让别人难以承受。我认为很少有人写出今天青年人的精神苦闷。每天你去咖啡馆也好，去商场购物也罢，不停地看手机也行，但这都是生活的表象，都不能掩盖一代人的精神现状。能面对生活的本质、困境是特别重要的。作家应该既能掉到生活里，也能把生活放到桌的对面去审视。你要能沉在生活最深处，你也要能把自己从生活的暗流深处拔出来，后退一步看生活。要知道人任何时候都是有困境的。困境一定不是简单地说，我今天买不起房，明天买不起车。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会被车子、房子改变我们的生活目标？这个改变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去面对这个改变。”

（感谢何焜在前期沟通中的无私帮助，最终促成了本次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