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叫李沛霖，祖籍河南荥阳李克寨村。因为自幼家贫，父亲7岁时就给城中一家康姓大户的少爷当书童。平日里，东家少爷在私塾读书，父亲就在窗外偷听。不过，那少爷在学堂读书不用功，描红（传统的习字法）都是父亲替他的。三年下来，少爷没识多少字，父亲却识了不少。11岁那年，时常吃不饱饭的父亲因不愿替少爷挨私塾先生的打，愤然逃离了家乡，结果在途中迷失方向，沿路向东乞讨走到了开封。在开封恰巧遇上一个在粮库拉车的老乡，父亲就为他推车拉脚，每天能吃上两个烧饼，勉强糊口。

一个烧饼，让父亲走上革命道路

当年夏天的一个傍晚，父亲揣着烧饼走在路上，天突然下起大雨。父亲急忙躲在临街一栋带宽檐的大房子墙根儿避雨。此时，一个微弱的乞求的声音从墙根一个小小的砖洞中传出来：“帮帮我，给点吃的吧！”父亲吓了一跳，趴下身子从砖洞朝里瞅去，隐隐约约能看出那是个人，瘦骨嶙峋，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胡子很长很乱。那人被锁在黑暗的地下室里，正向砖洞外看什么。那人接着对父亲说，自己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很饿。父亲听了，甚是同情，他知道吃不饱的滋味，毫不犹豫地从怀里掏出一个烧饼从洞口塞了进去。从此，父亲经常从那个地方经过，把饼、馍、水塞进砖洞里，给那个挨饿的人吃。两个人还不断地隔着墙洞说说话。久之两人就成了朋友。

中秋节后的一天，父亲正在给老乡推车，忽见一个穿长衫戴礼帽的人向他走来，并冲着他说：“小兄弟，你愿不愿给我拿行李？”父亲听着声音很熟悉，却不认识眼前的这个人，就回道：“你要不急，等我推完这一趟就帮你去拿。”打这时起，父亲认识了这个名叫张少卿的人，他就是被关在临街大房子地下室里的大胡子，是个中共地下党员。他被放出来后，就找到父亲——这个曾经救过他性命的好心少年。

张少卿引荐父亲来到他朋友“老李”开的白铁铺子里当学徒。因为父亲认得字，手脚又麻利，手艺学得很快。铺子里李师傅很喜欢父亲，手把手地教他怎样下料，怎样锡焊，父亲很快就掌握了焊壶、修盆、裹烟筒等手艺。入冬后的一天，李师傅外出办事，就把铺子交给父亲打理，此后再也没回来过，父亲从此独自支撑起了这个小白铁铺。张少卿还是经常来铺子里和父亲说说话，慢慢地，父亲知道了不干活的富人为啥富，成天累死累活的穷人为啥常年吃不饱穿不暖的道理。打那时起，父亲就知道张先生不是一般的人，是个懂得大道理的先生，心里很是信服他。

押送俘虏，父亲立功入党

1932年初夏，张少卿让父亲跟他出趟远门，父亲二话没说就收了铺子，挑起白铁活挑子随张先生奔河北蠡县去了。一个月后，他们到了蠡县城东。张少卿在一所学校当教书先生，父亲在那里安置了白铁铺子继续收活干。

刚到夏天，蠡县發生反抗军阀欺压百姓的革命暴动。（1932年8月，河北保定地区高阳、蠡县一带的广大农民在中共河北省委和保定特委的直接领导下掀起的一场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斗争，史称“高蠡暴动”）张少卿让父亲跟着他用白铁挑子作掩护来回送东西，运送的是什么东西父亲也不知晓。暴动后已是冬天，天气冷得水面结了薄冰。张少卿带领暴动队伍到了滹沱河边，大声说：“军阀跑了，他们把枪扔到了河里，如果能捞出来，队伍的枪弹就多了！”父亲听了，二话没说，把棉袄一脱就跳下了水。他摸出来的有机枪、刺刀和成箱的子弹，从此父亲就成了暴动队伍里的“基础”战士，他所在的部队被称为“高蠡红军”，转战冀中一带，打军阀护百姓。父亲仍然挑着白铁挑子作掩护，传递消息，送信件。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少卿要到东北去，临行前，把父亲托付给一位杨姓的队长，从此父亲就不再干白铁活了，成为队伍里的一名战士。此后，父亲与把他引上革命道路的张少卿失去了联系。父亲后来跟我说张少卿可能就是个化名，因为革命的需要，自己也没有多问。当年秋天，父亲所在的红军队伍被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归属八路军冀中军区。由于父亲在“高蠡红军”时当过侦察交通员，于是被分配到锄奸部。

1938年春天，在饶阳打击皇协军战斗胜利后，父亲被派押送一小队战俘。当小队走过一个小沙丘时，有几个俘虏见只有父亲一个人，就相互递了递眼色，企图围上去夺枪。父亲见势不妙，大吼一声：“都给我站回去！”那几个俘虏不听，仍然一个劲儿地向父亲身边围拢。说时迟那时快，父亲端起枪扣响了扳机，为首的两个俘虏被“串了糖葫芦”，其余的人全被镇住了。事后，锄奸部的首长夸父亲机灵，有胆量，于是父亲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调入八路军冀中军区政治部，成为政治部主任舒同的警卫员。

延安路上，舍命救舒同

舒同（1905—1998）是江西东乡县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同时，舒同还是一位书法大师，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任主席。

那时，舒同常和父亲聊天，询问父亲怎样到的冀中，怎样参加了蠡县暴动，跟谁熟悉，参加过什么战斗。父亲就把自己挨打受气、逃离家乡、迷路在外、乞讨拉脚、遇到张先生的事说给了舒同听。舒同对父亲很关心，当他知道父亲还认识字后，就经常找些书给父亲读，并给他讲解书上的内容，还经常教父亲写毛笔字。舒同这是在有意识地提高父亲的文化水平。他还给父亲讲中央红军长征、讲北伐军、讲叶挺的故事等，父亲的眼界越来越宽了，革命自觉性更强了。

1938年夏天，舒同派父亲由饶阳县往安平县送信。途中遭遇日军，父亲急中生智，一头跳进老百姓家的茅池里，屏住了呼吸。日军用刺刀向茅池里戳了几下，臭烘烘的，没发现父亲，就离开了。等日军走远后，父亲从茅池里爬了出来，但他的膀子被刺刀刺破了，鲜血直流，只得翻墙到了一户百姓家中，在院子里用破缸里的水匆匆冲了下身上的粪污，就向安平方向跑去。

到达安平时正是傍晚，他找到中药铺，通过暗号交流，见到了接头人，赶快送上舒同的信件。他水也没喝一口，伤也顾不上包扎，拖着受伤的胳膊连夜赶回军区。一回到驻地，父亲就昏倒了。因为伤口感染，父亲的脸肿得像茄子一样，又黑又青，浑身也肿胀起来，病情很危险。舒同见此，赶忙找来医生诊疗，才保住了父亲的性命。

1939年春天，舒同要到延安参加党的会议。起初，部队没让父亲跟随首长去延安，而是分配他下部队带队伍。舒同问父亲愿不愿跟他到延安，父亲舍不得首长，就放弃带队伍，答应跟随首长到延安去。

3月初，赴延安的队伍走到冀西平山时遭遇日军，双方开了枪。当时日军人数不多，也不知道对方是一支什么队伍，究竟有多少人，要到哪里去。趁着日军乱放枪，没一定的目标，舒同就命令部队不出声，不搭话，等日军靠近再打，不靠近就赶快走。结果，部队刚跑出二里地，舒同骑的骡子突然惊了，撒蹄乱跑。父亲见状，猛地跳起来，死死拽住缰绳，骡子才停了下来。舒同翻身下来，紧贴在父亲身后追赶部队。这时有五六个日本兵压了过来，父亲以骡子作掩护举枪还击，保护首长舒同。打死两个日本兵后，骡子也被打死了，舒同和父亲都掉进深沟里。父亲额头和肩膀都受了伤，他不顾自己的伤痛，背起舒同沿着沟底就向南猛跑。后來，枪声逐渐稀了，父亲才背着舒同爬上沟来和部队会合。舒同一边为父亲擦伤口，一边说：“你比我高不了多少，还能背着我跑！”父亲说：“兔子急了还咬人呢！”首长夸奖说：“这回带你还真带值了！”从这之后，舒同对父亲更加喜爱，更加信任了。

到了延安后，舒同把父亲送进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父亲在那里学习了9个月。

在抗大学习时，父亲的教导员叫王学礼，是个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湖南怀化人。他知道父亲会写字，能读书，就对父亲很器重，让父亲教学员打枪，还让父亲当了学员班长。在教学员打枪时，父亲编了顺口溜：“老日枪，不用瞅，枪头照准就巴勾！”后来我问父亲这话是什么意思，父亲解释说：“日本人造的枪结构简单，容易掌握，也很好用，只要枪头照准目标，不用怎么瞄，就能打上。”

从此，父亲就留在了延安，在新的岗位继续着革命事业。

后来，父亲经常对我说，他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如果不是遇上革命的引路人，他可能一辈子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更别说为革命做贡献了。年轻时什么都不懂，党组织就像一道光指引着他不断前进，并给他无穷无尽的力量。他一辈子也忘不了人生道路上那些给他无私帮助的战友，哪怕至今也不知道“张少卿”“李师傅”的真名叫什么。

（责任编辑：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