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刘三姐系列文本的研究大体遵循两种思路，一是通过从文本中寻找民族性、地方性元素阐述其民俗审美风格，二是通过分析文本话语层面的压迫与转化关系考察其对于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的建构。这两种研究多少都忽视了文本生长过程中所面临的更多复杂的历史性因素，比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刘三姐》所处的群众文艺运动高潮和新歌剧的“民族化”探索的背景，以及它作为群众文艺经典的性质。对此，本文尝试重新回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彩调、歌舞剧《刘三姐》的创编过程，考察群众文艺运动吸收利用口头传统，并将其转化生成为经典性的政治文化符码的内在过程。

一、山歌入戏的尝试：《刘三姐》经典性的基座

一般认为，《刘三姐》的经典地位应归功于对独具风格的民间传说的时代改编。但回顾《刘三姐》的创编和批评传播发现，用山歌写戏的创意才是其从地方文艺中脱颖而出，逐渐获得经典性的关键。而山歌入戏这一方向的确立，既有戏剧专家的“发现”之功，也与具体的文学、文化语境密切相关。

最早尝试将山歌融入戏剧的，是缘起于1958年国庆十周年献礼计划的彩调剧《刘三姐》。这出戏一开始并不甚突出。当时在由柳州选送至南宁参加省级汇报演出的剧目中，有两部《刘三姐》。除了这部由曾昭文编导的彩调剧《刘三姐》，还有一部由宜山桂剧团采用“搭桥戏”的方式而作的桂剧《刘三姐》。在柳州地市会演大会的评委看来，这两部《刘三姐》“主题各异”，有“文野之分”“风格之别”①，并没有将彩调《刘三姐》当作最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