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韩少功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开始思考中国国民性和人性的問题，也是前一个创作阶段出现转折的临界点。韩少功说1980年是他文学观念转变的契机，在此之前他所有的文学活动多少都带有政治活动和改革宣传的意识，1980年以后的创作在故事、时代主题之外都有人性挖掘的意图，比如《癌》《西望茅草地》《飞过蓝天》《远方的树》《爸爸爸》《女女女》《蓝盖子》等，现实经历和在写作中不断唤起的“文革”、知青时代记忆拓展和逾越了早期写作的社会和人性图景。

新的感知需要新的形式。1980年7月韩少功写了一篇反思语言形式的文章《学生腔》①，参考比照的对象是阅读和翻译的英语文学，形成了对于汉语言节奏、句式、词汇等表达方式的观照和重新认识：通常人们“一句话”只能说10个字左右，至多也超不过15个字。中国古代有四言、五言、七言诗，即使形式自由的“古风”，长句也很少有超越10个字的。这就是受语言习惯限制的一例。外语的情况当然有所不同。

韩少功此时已经开始思考中国本土的语言习惯、表达方式对呈现生活的差异和优越性，他参照了中国古代语言表达方式和本土的表达习惯。认识首先来自文学中欧式长句表达的对比。1980年代参与过大量文学活动和组稿的《人民文学》编辑朱伟回忆，这一时期韩少功到北京经常由他陪着到外文书店买原版书，当时韩少功已经有意识地去眺望他国的文学世界，并开始少量的文学翻译，《学生腔》对当时文学界语言的关注和反思应该跟这一阶段阅读外国文学和文学态势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