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期有两套丛书：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和新文学选集。前者主要选自解放区的文艺创作，后者主要选自五四新文学的创作。某种程度上，这两套丛书的编选呈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文艺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历史的整体判断。丁玲、艾青、赵树理分别同时入选这两套丛书，丁玲和艾青30年代就已成名，在解放区也有有影响的创作，故入选理所当然;而赵树理的主要创作都是在1942年之后，他入选“新文学选集”的原因颇堪玩味①。考虑到赵树理是当时最热门的代表着人民文艺的作家，入选“新文学选集”或许有拉抬“新文学”正面效应。周扬曾说过赵树理是“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的作家”②，而在解放区，赵树理又被称为“方向”，故而在展示“新文学”从“批判现实主义”向“革命现实主义”发展成果的“新文学选集”③中似乎应当占据一个位置。

在这样的文学史叙述的脉络中，赵树理就像是“新文学”向“人民文艺”发展的一个关键枢纽。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周扬所说的成名前已经相当成熟，那么，这个“成熟”应该不是从普通的文学创作论意义上谈论一个作家的成熟，而是特指赵树理从“新文学”转向“人民文艺”的成熟。不过周扬又的确说过赵树理是“一个新人”，那么，该如何理解这样一个新人，突然间成为“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④呢？或许，我们要把笔触伸向赵树理的30年代，并进而重新解读他40年代的创作。

一、赵树理的3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