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曾在桂林从事文化活动的林焕平，在为《桂林文化城大全》所作的“总序”中提出：“在中国抗战文化史上，可以说抗战时期，北有延安，南有桂林。要研究抗战时期的中国，一要研究延安，或者说，要研究国统区，首先要研究桂林，桂林有着很强的典型性。”①在序言开篇，林焕平便指出战争环境下出现了“北有延安，南有桂林”这两种典型的文化现象，虽然这仅仅是个人陈述性的话语表达，但实际上还是构成了对战时中国文化形态进行的一种整体解读，即延安和桂林是具有不同特点的两个文化中心。

已有研究者多次提及林焕平的这一观点②，并以此作为理论依据来阐述抗战桂林文化城具有的独特的现象体系。实际上，“北有延安，南有桂林”的判断可以作为一种介入抗战文学研究的方法，以关联性角度能够打破战争语境下南北两地不同意识形态带来的隔阻，有助于审视桂林抗战文艺运动的细节构成，更有助于去辨析抗战文学的总体性内涵。魏华龄等学者借此观点，进一步阐明解放区的文化时政理论及时传播到桂林加强了南北之间的交流，和延安经验产生的关联性为桂林现象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但事实上，研究重心不应仅限定在政治文化带来的影响上。桂林文化空间的建构和党的领导、左翼文化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文化以及民间团体的爱国文化融合在一起，由此酝酿而成的革命文化是主导桂林现象“典型性”生成的根本力量，这是文化政治的认知角度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