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为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120周年，敦煌研究院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于2020年11月6—10日在敦煌举办了“2020敦煌论坛：纪念藏经洞发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代表大会”。会议从敦煌藏经洞及其出土文物研究、丝绸之路宗教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丝绸之路艺术与考古研究、中外探险家在中国西北地区活动史事钩沉、流失海外敦煌藏经洞文物数字化回归模式研究等方面展开学术研讨，回顾和总结120年来敦煌学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交流总结经验，共商未来敦煌学发展的方向。会议期间还召开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和学会领导。

关键词：藏经洞;敦煌学;吐鲁番学;研讨会;综述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2-0063-09

Summary of the Academic Seminar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20th

Anniversary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Library Cave &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Dunhuang and Turfan Studies

QI Xiaoqing

（Information Center of Dunhuang Studies， Dunhuang Academy， Dunhuang， Gansu 736200）

Abstract：The Academic Seminar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20th Anniversary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Library Cave &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Dunhuang and Turfan Studies was held at Mogao， Dunhuang on November 6-10， 2020 and hosted by the Dunhuang Academy. The discussions and lectures of the seminar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following five topics： 1） study of the Library Cave and the culture relics contained within; 2） exchanges of religious culture along the Silk Road; 3） the study of Silk Road art and archeology; 4） Sino-foreign explorers activities in Northwest China; 5） research on the methods by which the cultural relics of the Library Cave that were scattered overseas are to be digitized and returned. The seminar also reviewed and summarized the achievements made in Dunhuang Studies since 1900 and discussed the future trajectory of development for the disciplin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academic seminar，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Dunhuang and Turfan Studies was also held to select a new board of directors and a new set of leaders for the academy.

Keywords：Library Cave; Dunhuang Studies; Turfan Studies; seminar; review

为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120周年，总结敦煌学百余年来的研究成果和历史经验，推动21世纪敦煌学的更大发展，敦煌研究院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于2020年11月6-10日在敦煌举办了“2020敦煌论坛：纪念藏经洞发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代表大會”。本次论坛是敦煌学史上承前启后的盛会，旨在纪念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这一中华民族和全人类重要文化遗产发现120周年，总结敦煌学百余年来的研究成果和历史经验，推动21世纪敦煌学的更大发展。会议邀請到了来自全国各大研究机构和高校的敦煌学专家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150余人共襄盛会。会议共收到论文摘要159篇，在敦煌研究院大报告厅和数字化研究所会议室两个会场分别举办了11场报告会，分大会发言和分会场报告两种形式，共有74位学者报告了个人的最新研究成果。学者们主要围绕中外探险家在中国西北地区活动史事钩沉、敦煌藏经洞及其出土文物研究、流失海外敦煌藏经洞文物数字化回归模式研究、丝绸之路多宗教多民族文明交融与文化互鉴研究、丝绸之路艺术与考古研究等展开讨论。

11月7日上午9时，在敦煌研究院大报告厅举行了大会开幕仪式。开幕仪式由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先堂主持，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国强、甘肃省文物局副局长陈于柱、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赵国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郝春文、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在会议开幕式的大会发言中，几位资深敦煌学专家对未来敦煌学发展的方向给予了很高期望。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教授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历史研究的新视野》为题，提出未来敦煌学研究应该重视以下几个方面文献的整理和研究：{1}东西方写本书籍史的研究，敦煌写本提供了从5世纪到10世纪不同时代的写本书籍全貌，而吐鲁番汉文之外有各种语文的写本书籍，特别是摩尼教、景教写本形态以及相关的粟特语、回鹘语文献，为东西方写本的交流影响提供了素材;{2}医疗社会史，敦煌吐鲁番文献中有大量“不知名方书”，提供了观察民间医疗社会的绝好资料;{3}丝绸之路的纵深探讨。浙江大学张涌泉教授发表《敦煌藏经洞之谜发覆》，对业已刊布的敦煌文献重新作了全面普查，提出藏经洞与道真和尚有关。从道真其人其事、藏经洞文书所记载的三界寺“经藏”与“故经处”等信息，认为藏经洞就是道真安放修补佛经材料的场所，藏经洞的封闭，则很可能与道真去世和他主持的修复工作结束有关。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郑炳林教授《机遇与挑战-新时期敦煌学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敦煌学今后发展将面临的新的机遇与挑战。敦煌吐鲁番学会前秘书长、中华书局编审柴剑虹教授借用季羡林先生的“行百里，半九十”之语，认为敦煌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然任重而道远;提出了今后敦煌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的具体建议，不仅需要继续补充和整理藏经洞出土文献，还应该重视对敦煌学史的研究和整理工作，包括“敦煌研究院院史”“敦煌学人”“敦煌吐鲁番学会的人和事”等，都可以纳入到敦煌学研究范畴中来，敦煌学研究还应该重视“旧材料、新问题”。敦煌研究院赵声良院长、罗华庆副院长分别以《光与色的旋律——敦煌隋代壁画装饰管窥》《数字敦煌：藏经洞文物数字化项目——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回归》为题做了大会主题发言。

会议期间，还召开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理事会全体会议，选举并产生了新一届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

一 敦煌藏经洞及其出土文物研究

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敦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贯穿敦煌学研究的始终。自敦煌藏经洞文献发现120年来，有关藏经洞文献的研究涉及范围非常广泛，成果也异常丰硕，从此次纪念会议发表的论文数量和涉及的领域就可见一斑。

1. 敦煌藏经洞出土社会经济文书研究

河北省社科院孙继民《俄藏黑水城西夏汉文材植文书的分类整理——西夏乾祐年间材植文书再研究之三》收录了几组有关材植、胶泥、漫土等建筑材料的文书，从外在形态入手对西夏汉文文书进行分类研究。南京师范大学陆离《关于吐蕃沙州乞立本、节儿问题的辨析》根据S.6829V《戌年氾元光施舍房舍入乾元寺牒》及P.3613《申年正月令狐子余牒及判词》、国图藏BD09335《申年十月右一将索□等牒》中书写判词者的名字，推断可能是一个通晓汉语、汉文的来自本部的吐蕃官员，认为沙州吐蕃官职乞立本、节儿为同一官职，同时探讨了吐蕃在沙州设立官职的情况。敦煌研究院杨秀清《七—十一世纪敦煌大众的道德价值观念》对敦煌藏经洞文书和壁画所反映道德观念内容进行了系统梳理，总结出了“七—十一世纪敦煌文化的特质”“大众文化背景下的道德价值观念”“敦煌大众的道德价值观念的特点及意义”等，指出唐宋敦煌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直指民生，始终以“孝”作为大众思想的核心。敦煌研究院王东《骰卜与吐蕃民众社会生活研究——以英藏敦煌古藏文IOL Tib J740（Ch.9.II.19）号文本为中心》从具体的一件文书资料入手，探讨吐蕃民众生活中用骰卜方式占卜财运、婚姻、权势、军功、诉讼等，展现了吐蕃民众对美好生活愿望的追求和表达，是吐蕃社会各阶层努力拓展自我以及家族生存空间权利的追求，特别是表达了普通民众对追求更高层次生存状态或者跻身于统治阶层的基本诉求。中国人民大学黄维忠《关于吐蕃大事纪年的再讨论》对敦煌藏文文献中的几件大事纪年文书的文本格式、字体风格、装帧情况及内容等进行分析，认为《吐蕃大事纪年》不仅是重大事件的记录本，也是吐蕃政府官员行为的官方记录册。推测不仅卫藏当局持有类似的纪年体记事，而且像吐谷浑这样的地方政府也同樣有纪年体记事。甚至，吐蕃边区的众多军镇（khrom）、德论辖区（Bde blon kham chen po）、接邻中原政权的东北广大行政区以及吐蕃北疆新扩张地域也拥有类似的编年体记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宝玉《P.2537〈略出籯金〉及张球删定该书诸问题试析》从敦煌藏“籯金”类文书中最为著名和特殊的P.2537号卷子入手分析其特殊性。作者在整理这个卷子的基础上，与其它相关文本进行对比，探讨了该文书作者张球删定该书的具体做法，并推测其部分删改的考虑与初衷，最后分析了张球删定该书的原因及其相关教学活动，兼及当时敦煌地区社会文化发展状况等问题。兰州财经大学王祥伟《敦煌灵图寺文书残卷考释数则及其相关经济问题》对4件出自敦煌灵图寺的文书进行考释后，发现灵图寺的经济收入来源主要有硙课收入、借贷收入、厨田收入和布施收入等，其中硙课收入是最大宗的经济来源。

2. 敦煌藏经洞出土文学类文书的研究

敦煌研究院杨富学《回鹘语头韵诗及其影响》一文对发现于敦煌藏经洞的两首9—11世纪的回鹘文诗歌的创作和格律特征进行分析，发现裕固族民歌中押头韵的现象比较少见，但却见于古代回鹘文写本中，可见二者之关系密切。进而分析了回鹘头韵诗与阿尔泰诸族之关系，认为蒙古族的头韵诗有可能是受到回鹘文头韵诗的影响，回鹘与蒙古头韵诗的交互影响，促成了裕固族头韵诗的形成，蒙古族头韵诗进而还影响到满族的头韵诗。敦煌研究院王志鹏《敦煌〈韩擒虎话本〉的小说史意义略论》认为敦煌文书《韩擒虎话本》在整体结构上前后呼应，与佛教因果报应观念有一定关系，这种思想观念在故事情节发展中也有一定的体现，此类话本的许多特点其实在后代小说中得到了广泛继承和充分发挥。首都师范大学金滢坤《论敦煌蒙书与家训、类书的关系》对敦煌藏经洞所出蒙书、家训和类书概念不清的问题，重新分析了敦煌蒙书概念的起源与演变、敦煌蒙书与家训和类书的关系。兰州大学刘全波《论赋体类书的产生与流变——以敦煌文献为中心》从赋体类书与赋的关系、中古时期类书的发展与编纂体例的多样、以敦煌文献为中心论赋体类书的产生、中古时期的赋体类书编纂史、发展史等四个方面论述了赋体类书的产生与流变。

3. 敦煌藏经洞出土宗教类文书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陈大为《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中的客僧》通过敦煌文书中记载的僧人和寺院等，对敦煌寺院中客僧的来源、敦煌佛教僧团对客僧的管理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中的客僧有的来源于敦煌当地寺院，有的来源于敦煌以外地区，后者体现了敦煌与其它地区的佛教交往。西北民族大学才让《寿命延续法：敦煌藏文〈圣净治一切恶趣顶髻尊胜陀罗尼咒〉的不同译本与流传》对敦煌藏吐蕃时代《圣净治一切恶趣顶髻尊胜陀罗尼咒》抄本进行仔细比对，可知P.T.54即吐蕃译师益西德译本，后世得到流传，收入《甘珠尔》。而P.T.368不见于《甘珠尔》，仅见于敦煌文献，且藏译敦煌本《尊胜陀罗尼》既针对了信徒当下现世面临的困境，又满足了信徒对“永生”等终极理想的追求，故《尊胜陀罗尼》是吐蕃社会流行较广的密教经典，获得信徒信仰和实践。中国国家图书馆萨仁高娃《藏文〈诸星母陀罗尼经〉版本流变》认为敦煌藏经洞所出汉文本《诸星母陀罗尼经》其实译自藏文本，作者对该经藏文本进行整理，根据藏文早期目录、敦煌藏文本、藏文各版《甘珠尔》收本和单行本，探讨该经在敦煌本之后流传过程中，在结构与内容方面发生的变化。北京大学湛如《唐代长安西明寺大乘沙门与莫高窟题记中的大乘禅者》对唐都长安佛教研究中心西明寺的大乘经典进行梳理，认为西明寺的皇家官藏与目录曾流通到了敦煌，对敦煌当地的藏经入藏有示范作用。尤其择出西明寺被冠以“大乘名号”的沙门，对比8—10世纪敦煌文献中的“顿悟大乘”沙门，发现二者亦有关联之处。

甘肃省文物局陈于柱《敦煌汉、藏文〈宅经〉的比较历史学研究》对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藏文本宅经资料进行释读、定名和研究。宁夏大学段玉泉《新见法藏敦煌出土西夏文献考释》对1908年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随藏经洞敦煌文献一同带走的北区石窟出土的西夏文献，但是却被《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漏刊的一些残片进行缀合，发现这些残片属于藏传佛教文献，涉及到了西夏藏传佛教史的一批关键性人物，价值较大，应当引起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黄正建《唐代契约中“官有政法，人从私契”用语再析》采用统计学的方法对敦煌吐鲁番出土契约文书中“官有政（正）法，人从私契”的说法进行重新考量。武汉大学刘安志《公文程式、文案处理与吐鲁番出土文书再整理 》指出了过去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出版的问题和不足，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吐鲁番出土文书再整理与研究”将有机会弥补这些不足，作者还从公文程式、文案处理等方面对吐鲁番文书的再整理与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

4. 其它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物的整理与研究

西北师范大学李并成《塔里木盆地达玛沟下游古绿洲沙漠化考》对位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策勒达玛沟下游地区从古至今的沙漠化情况进行了研究。这一地区早已完全干涸，但是根据其地表遗存和出土物的情况，作者推断这块古绿洲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沙漠化过程：一是魏晋时期，沙漠化的结果造成了绿洲北部斯皮尔古城及周围一带古绿洲的毁灭;二是唐代后期于阗被吐蕃占领以后，作为唐代砍城守捉的喀拉沁古城一带荒芜废弃，对绿洲农田水利的毁坏不言而喻。浙江大学刘进宝《地方政府与驻地单位：合作、支持与矛盾——关于“莫高窟六字真言碣”的保管权之争》对敦煌研究院与当时的敦煌县政府之间就“莫高窟六字真言碣”的保管权问题所发生的事件进行了历史的还原，作者对敦煌研究院史料的查询非常详细，这件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事情，其相关信息鲜为人知，而且时隔久远，当时两个机构之间对话的“代电”文件也极难查询，能够如实还原这段历史，弥补了敦煌研究院院史资料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藏经洞出土丝织品的研究。复旦大学余欣《物质性·仪式性·艺术表现：经巾在中古佛道二教中的信仰实践》从敦煌藏经洞所出经济类文书中的《施物疏/牒》入手，探讨经巾等作为具有收装和藉承宗教经典功能的器物的材质和形制、功能与使用方式，进而考察了施入疏、愿文、配借幢傘经巾等帖中所反映的深刻政治文化背景。中国丝绸博物馆赵丰、王淑娟《敦煌莫高窟北区B121窟元代织绣品研究》对莫高窟北区B121窟出土元代织绣品的材质和织绣工艺进行了科学检测和分析，认为B121窟中埋葬的年轻女性应该是身穿元代丝绸服装，品质较高，图案时尚，死者应该有着一定的身份背景。同时这也说明，元代的敦煌还是一处丝绸贸易兴盛和时尚流行的重要场所。北京服装学院刘元风《敦煌服饰文化传承与创新》介绍了敦煌服饰文化研究的历史渊源、北京服装学院“敦煌服饰文化研究暨创新设计中心的成立”和中心成立以来相关的设计成果。东华大学王乐《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载丝绸图案》从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梳理出了树叶、合蠡文、石柱、提婆、阳树、饮水马等丝绸图案类型，通过文献记载还得以了解那个时期丝织品的工艺、品种、色彩、图案、当地居民对丝绸纹样的称呼，进而探析丝绸之路沿线不同区域和不同民族纺织品使用和生产情况。敦煌研究院张春佳《敦煌莫高窟唐前期装饰研究》将敦煌莫高窟唐前期的装饰纹样分为线性纹样、团形纹样、混合型纹样等三类，并对每种装饰纹样的装饰部位，如藻井井心纹样构成的格局等进行分类研究和分析;通过分类对比，认为从初唐到盛唐无论从题材、造型、格局或色彩方面都是由单纯向复合、简单向复杂、疏朗向繁密方向演变的，整体呈现出愈加浓郁、繁复华丽的态势，与唐代艺术、文学乃至社会生活的走向都是一致的。

敦煌藏经洞出土医药文献的研究。河西学院田永衍《敦煌出土医药文献总体特点探析》总结了敦煌出土医药文献的实用性、地域性特点，并认为这些文献都属于杂抄，抄写人员文化与医学素养参差不齐，规范性相对较弱。

敦煌吐鲁番写本书法研究。苏州大学毛秋瑾《敦煌吐鲁番写本与章草书法》将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唐代章草写本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俄藏《月仪帖》为代表的与历代收录的魏晋时期皇象、索靖等书家书体相似的类型，一类是章草意味浓厚的佛经论疏小草书，通过对这些文书书法的具体分析，认为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章草写本反映了章草在唐代的发展与传承，可补书法史研究缺环。

二 丝绸之路宗教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導致其文化必然受到来自东西方各地文化的影响，不断深入挖掘和研究丝绸之路宗教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敦煌与河西地区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敦煌与吐鲁番地区出土文物所反映的中西文化交流情况等，都是丝绸之路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四川博物院侯世新《印度佛教传播中原线路再考证》从考古发现的古代巴蜀地区的艺术品，如化生童子、汉代法华经变浮雕中的佛教题材，推测巴蜀佛教艺术品都早于北方地区，而且北魏造像中的褒衣博带为巴蜀独创，因此认为佛教在东汉时期是分别沿西域和西南丝绸之路同时传入我国，甚至可以说巴蜀更早接触到佛教思想的浸染。中国人民大学孟宪实《中国与南亚之间的丝绸之路》认为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就深远地影响到了中国与南亚的关系，后来佛教传入中国，使得中国与南亚的关系更加不同寻常，印度、中亚与中国佛教僧人的相互往来代有其人，凸显了中国与印度交往的特殊性。

兰州财经大学高启安《玉米传入“西来说”发微——以〈肃镇华夷志〉的一条材料为线索》讨论了玉米传入中国的源头和路径，认为玉米乃是明代“西夷”——中亚贡使、商人进贡的“土产”“方物”，以贡品方式带到中国来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于志勇《于阗与“于阗玉”二三题》通过对考古新发现材料的梳理，研究探讨了汉晋时期于阗玉的产地、名物、功用等。暨南大学张小贵《从vayu到wy？觢prkr：中古祆教风神的印度风》系统梳理了阿维斯陀经所见风神、贵霜的风神、粟特风神维斯帕卡（wy？觢prkr）、中土祆教所见风神的形象，通过比较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中的风神形象，发现祆教风神受到印度风格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总《〈十王图〉中的“图像志”陷井——宁波舶日等作品为主线》认为敦煌发现的十王经图、十王壁画等是十王图的起始阶段，到了南宋时期，这类图像传播到了日本，成为十王图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日本十王图的一大特点是，研究者很难确定日本十王图仿制作品中十王的具体名称与次序。作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图像志研究者的研究方法问题，今人研究者也应具备与古代工匠所采用的多样化的图绘方法相对应的图像志研究方法才行。敦煌研究院祁晓庆《5—8世纪粟特与中国佛教艺术之关系——以乌兹别克斯坦卡拉贴佩佛寺壁画为例》以绘制于卡拉贴佩佛寺墙壁上的两幅壁画“火焰佛”和“不净观壁画”为例，与犍陀罗佛教艺术和中国新疆地区佛寺壁画做对比，发现5—6世纪位于阿姆河沿岸的佛教艺术既受到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影响，也与同时期中国的佛教艺术有关，极有可能受到中国新疆禅观壁画图像模式的影响。

南京艺术学院费泳《建康佛教造像东传路径考》以建康地区为中心的六朝造像为例，与海东地区的百济、新罗和日本的同时期佛教造像进行对比，发现这些地区的佛教均为由中国南方直接或者间接传入的。佛教正式传至海东地区，大约在4世纪中后期至6世纪中期。朝鲜半岛三国时期（313—668年）及日本飞鸟时代（538—645年）造像的主体风格，呈建康样式，如佛像的双髻、褒衣博带式佛衣、背屏式三尊像、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伸二指等因素，都可以在百济、新罗和日本找到类似的造像，佛教造像东传的路径与“新罗道”和“吴唐之路”航线的开通有关。浙江大学冯培红《粟特人与张掖》搜集传世史籍、文集与墓葬、石窟的出土文物等各种资料，对张掖粟特人进行系统梳理，以阐明粟特人移居张掖，特别是西魏、北周时期张掖粟特势力的崛起，隋代以张掖为基地对以粟特为主的西域商胡的招徕，以及唐至五代、宋初甘州回鹘时代的张掖粟特人的地位和作用等。

三 佛教艺术与考古研究

1. 敦煌石窟考古与艺术研究

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丝绸之路艺术与考古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敦煌研究院赵声良《光与色的旋律——敦煌隋代壁画装饰管窥》从考古学角度追溯了古代文明中光的三种表现方式，而在印度、犍陀罗和中国的佛教艺术中，用不同的形式来表现光芒，其中敦煌早期壁画中的佛光大多以火焰纹来表现，隋代的佛光表现具有三个特征：火焰纹的大面积表现，忍冬纹及植物纹样的运用，通过色彩的变化来表现佛光造成的神秘光彩效果。在佛光的表现中，隋代画家对外来佛教艺术兼收并蓄，在色彩的运用上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上海大学陈菊霞《莫高窟第454窟营建年代与窟主申论》在以往有关莫高窟第454窟营建年代和功德主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认为该窟是曹元深为庆贺他荣任节度使而兴建，为曹元深功德窟。敦煌研究院王惠民《关于敦煌莫高窟未完成窟的五个问题》针对沙武田2002年发表的《莫高窟盛唐未完工中唐补绘洞窟之初探》所做整理的基础上的进一步补充，认为除了盛唐晚期有未完成窟外，在初唐、盛唐早期，以及北朝隋代也有一些未完成窟，同时分析了中唐洞窟的一些特点。兰州大学张善庆《敦煌莫高窟第395窟研究》首先介绍了莫高窟第395窟的内容及特色，认为绘于甬道南壁的五代时期的宝志大师是莫高窟唯一一铺宝志大师的画像，且与北壁毗沙门天王构成一个新的图像组合，此图像组合有内在联系，且与《妙法莲华经》内容有关。此窟重修活动也是经过了精心设计，在内容上保持了统一性。

此次会议有多篇论文关注敦煌西夏石窟分期问题。敦煌研究院赵晓星《关于敦煌莫高窟西夏前期洞窟的讨论》首先将10世纪末至11世纪出现的“绿壁画”分成四种类型。以往的研究一般将这种绿壁画定为西夏时期，但是作者从绘有绿壁画的莫高窟第256、437窟题记内容推断应该属于曹氏归义军晚期和沙州回鹘时期的重修工程。宁夏文史馆岳剑《西夏皇族石窟的修建与敦煌藏经洞的封闭》首先将有争议的归义军晚期、回鹘、西夏、元代的洞窟全部纳入梳理范围，通过量化分析和具体图像类型的比对筛选，认为垂幔纹可以作为敦煌晚期石窟艺术界定的标准，在此基础上比定出了116个西夏时期开凿和重修过的洞窟，并推断出一些关键洞窟的窟主，认为敦煌西夏洞窟中存在着大量的西夏皇家洞窟。陕西师范大学沙武田《新型统治阶层功德主对善变新图样的追求——西夏瓜州佛教洞窟营建的时代特性》专注对西夏时期瓜州石窟营建问题的探讨。这一时期榆林窟和东千佛洞主要以新建洞窟为主，与莫高窟在这一时期以重修重绘洞窟为主的情况不同。而且西夏时期瓜州的佛教洞窟营建是以高级和中下级武官家族为主体，洞窟壁画内容的选择也自成一体，究其原因，是因为西夏时期瓜州的功德主、洞窟营建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思想不同。

敦煌研究院郭俊叶《莫高窟第161窟中心佛坛上塑像及相关問题考》对莫高窟第161窟中心佛坛上的塑像身份及特征进行辨识，认为佛坛上的胁侍菩萨和弟子为着童子装的善恶童子，并进而认为坛上的主尊应为两臂或多臂观音。关于该窟的窟主，作者推断窟主为张议潮，开凿时间应与第156窟同期，窟内塑像和壁画内容具有护国及窟主为其父母荐亡祈福的性质。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孙晓峰《敦煌莫高窟北朝窟龛模制造像初探》对敦煌莫高窟北魏、西魏、北周时期中心柱式窟四面及部分窟内壁面粘贴的模制佛、菩萨、飞天进行研究，认为其塑作技法与金塔寺、麦积山等出现的模制造像一致，与中国秦汉以来出现的模印画像砖和陪葬陶俑等都有内在联系。敦煌研究院党燕妮《吉美博物馆藏EO.1135〈弥勒净土图〉研究》认为此绢画图像配置特殊，反映的是与弥勒相关的信仰，但是从供养人题记内容可知民众对西方净土、弥勒净土等的配置和认识并不清楚。

敦煌研究院张小刚《甘肃中小石窟亟待加强保护与研究—以肃南马蹄寺石窟群为例》介绍了近年来敦煌研究院主持参与的马蹄寺石窟群调查情况。通过现状调查与旧图片的对比，发现马蹄寺石窟群保存现状很不好，自然风化，人为盗掘、重修重妆造成的损坏比较严重，亟待采取保护措施。敦煌研究院张元林《从敦煌“李氏三碑”碑文看唐代世家大族的法华信仰》梳理了莫高窟所存《李克让修莫高佛龛碑》、《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碑》三块碑文中与法华信仰有关的内容，进而分析“李氏三碑”碑文与莫高窟第331、332和148窟的关系，认为“李氏三碑”碑文反映了唐代世家大族重视开窟造像，重视对“法华佛性”的阐释，并将《法华经》的“三乘归一”与“三教为一”的思想融合。

2. 其它地区佛教艺术的研究

中国书法家协会张永强《房山石经题记的“再整理”与新发现》介绍了新出版的《房山石经题记整理与研究》课题的完成情况。房山石经中保存的唐至明代的数千条题记按照考古学和文献学的方法进行了重新整理，分“题记”、“文丛”和“图录”三卷，并补充了大量新内容，在便于读者阅读、征引的同时，也将扩宽敦煌学研究的新领域。浙江大学孙英刚《犍陀罗的弥勒信仰》介绍了中古时期弥勒信仰在中土的兴起，并追溯了弥勒图像的犍陀罗源流，梳理了弥勒菩萨图像在贵霜、犍陀罗以及中国的不同表现形式。中国人民大学李肖《犍陀罗地区与塔里木盆地周缘佛教寺院形制布局的比较研究》通过对健陀罗、中亚、新疆塔里木盆地周缘佛教寺院建筑形制布局的比较研究，探讨佛教传播的路径和时代。作者以塔克西拉的达摩拉吉卡（Dharmarajika Stupa）塔寺、焦里安（Jaulian Stupa and Monastery）佛寺和位于马尔丹市西北约13公里处的塔赫特巴希（Takht-l-Bahi）寺院遗址为代表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了一些异同，说明当佛教从中亚越过帕米尔高原传入塔里木盆地后，当地的佛教建筑并不是完全照搬中亚的建筑传统，而是融合了当地风格后形成了不同于起源地和传入地的建筑形制。浙江大学王瑞雷《藏传佛教上乐金刚在西北地区的传播与影响——以甘肃武威博物馆藏金刚亥母洞出土上乐金刚曼荼罗唐卡为中心》探讨了武威博物馆藏上乐金刚曼荼罗唐卡残片残缺部分的内容，认为该唐卡的原产地为西藏而不是学界所认为的西夏，其图像体系应属藏传佛教噶举派，唐卡上的图像与宁夏、内蒙和敦煌莫高窟第465窟等都有关系。

西北大学李军《唐大中二年宣宗经略党项史事钩沉》以《张宁墓志》为考察的切入点，首先通过墓志内容确定了唐王朝征讨党项战役的时间为大中年间。但是由于征讨失败，被唐朝官方史书忽略不计，却在此次战役参与者的家属墓志中记载下来。接着讨论大中二年至四年间党项经略之变化，引申出征讨党项、收复三州七关、设置归义军之间的关系的探讨。上海古籍出版社府宪展《俄藏敦煌西域艺术品的整理出版》回顾了上海古籍出版社自1989年至今出版的敦煌学方面的书籍，其中《俄藏敦煌艺术品》的出版工作开始于1992年，先后出版了《俄藏黑水城艺术品》《俄藏（焉耆）锡克沁艺术品》《俄藏龟兹艺术品》等，但尚有很多工作未完成，有待今后学界的共同努力。

四川大学李翎《麦积山133窟〈罗睺罗授记〉像再辨》对麦积山北魏第133窟入口处的一组大小两尊佛像重新解读，认为这组像中原先被识别为“罗睺罗授记”是不恰当的，应该为一种瑞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龟兹研究院赵莉《克孜尔第199窟复原研究》针对德国柏林亚洲艺术馆保存的新疆壁画残片，根据格伦威德尔的线描稿，将其与克孜尔石窟第199窟中被揭取的壁画残存位置进行复原，发现第199窟出现的本生故事不仅表现形式与克孜尔其它洞窟不同，而且题材内容也较为罕见。云冈石窟研究院刘建军《云冈辽代石刻铭文的重新识读及其相关问题》就上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在云冈第13窟南壁西侧下层北魏造像龛的龛座上发现的一则石刻铭文重新识读，认为这则辽代铭文并非使用干支纪年，而是使用年号纪年，并推测第11、13窟两处的四尊补刻造像与第13窟辽重熙四年（1035）的修像铭文所记有关。

西北工业大学石建刚《陕西宜川县北宋贺家沟佛爷洞石窟调查与初步研究》对位于陕西省宜川县寿峰乡薛家坪新村西南3500米处的山崖上的一处石窟做了初步调查研究，通过对洞窟造像题材考释、造像工匠的分析、洞窟题记中记载的功德主的研究，分析了这些洞窟的造像思想与洞窟功能。大足石刻研究院米德昉《图像视阈下南宋川东地区的柳本尊信仰——民间佛教案例考察》对南宋川东地区的民间信仰的兴起至衰败的过程进行了仔细考察，认为柳本尊信仰对川东地区的既定信仰体系起到了干扰作用，并为当地社会和百姓生活带来了深远影响。

甘肃省博物馆李永平《甘肃、青海新发现三座武周时期唐墓及出土文物初识》通报了2019年末在甘肃、青海发现的三座武周时期的唐墓出土物情况，三座墓出土大量的金银器、纺织品、木器等，并有壁画、棺板画、墓志和书写古藏文的文物，这些文物具有明显的青藏高原地域特色，并受到中原文化、北方少数民族文化、西域风格的多重影响。吐谷浑和吐蕃的长期经营和重视，促进了北朝——隋唐时期“青海道”的繁荣。

四 中外探险家在中国西北地区

活动史事钩沉

兰州大学王冀青《伯希和为英藏斯坦因所获敦煌汉文文献编目始末》详细梳理了伯希和为斯坦因所获敦煌汉文文献编目工作的始末，还原了英藏敦煌文献早期整理过程。

河北师范大学崔红芬《俄科兹洛夫与黑水城佛教文献》详细介绍了俄国考古学家科兹洛夫考察黑水城、获取黑水城文献的过程，并指出科兹洛夫将两次发掘的文献混淆了，作者分析了造成混淆的主观和客观原因，并对俄藏黑水城佛教文献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是一次对俄藏黑水城文献发现史的详细梳理与研究。

北京大学朱玉麒《袁复礼对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文物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对1927—1935年中国学者第一次参与西北地区科学考察的考察活动以及考察回来后所做的采集品整理研究工作情况做了整理。参与考察活动的袁复礼是杰出的地理学家，他在西北连续考察的时间最长，获得的采集品也最多，由于历史原因，这些材料一直未能与读者见面。黄文弼特藏馆筹建的部分功能就是为了建立“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纪念馆”并开展西北学术史的研究。朱玉麒教授还展示了袁复礼数量庞大的手稿资料中的一部分，介绍了袁复礼对西北科学考察团文物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过程与成果等，并呼吁学界重视和研究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资料整理与研究工作。

五 流失海外敦煌藏经洞文物数字化

回归模式研究

流失海外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数字化回归模式研究是此次学术会的一大亮点。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罗华庆《数字敦煌：藏经洞文物数字化项目——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回归》介绍了敦煌研究院多年来在藏经洞文物数字化回归方面所做的工作，计划未来在“数字敦煌：敦煌壁画数据库”的基础上，拓展数字化资料领域，通过数字化、信息化等高科技手段，开展“数字敦煌：藏经洞文物数字化项目——流逝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回归”，推动流散海外的敦煌文物的数字化回归，引导支持各国学者更好地研究敦煌文物，讲好敦煌故事。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先堂向大会介绍了敦煌研究院与英国国家图书馆IDP（国际敦煌项目）和国家图书馆合作的敦煌藏经洞文物线上展示工作的情况。英国国家图书馆作为海外藏敦煌遗书最大的机构，在上个世纪就开始了国际敦煌项目，陆续在网上公开发布英藏敦煌文书的图片信息，成为最早公开敦煌文书信息的海外机构，为早期敦煌学的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后来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早期的数字化信息已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大英图书馆IDP项目部又陆续与敦煌研究院等世界各大敦煌文物收藏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共同探讨IDP网站的升级和敦煌文献信息的数字化工作，近几年的合作逐渐走向深入。

敦煌研究院马德《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回归的可行性》向大会介绍了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敦煌遗书数据库建设”目前的研究成果和进展，展示了课题成果之一的敦煌遗书数据库的运行情况。关于下一步的工作计划，他指出，要在本项目现有的基础上，增加除敦煌遗书外的敦煌文物，主要是艺术品，包括绢画（含麻布等织物画）、纸画、雕版印画和刺绣等工艺品四大类;增加其它民族文字文献以及相应的研究文献，在现有的数据库平台和数据的基础上建成完整的全球敦煌文物数据库。还应该对全球各地的敦煌类数据库进行统筹统编梳理，出版全球所有敦煌文物的彩色高清图录和相关的工具书、分类研究成果等。

敦煌研究院俞天秀《莫高窟藏经洞流失海外文物数字化技术问题探讨》介绍了敦煌研究院的文物数字化团队、文物数字化技术基础、藏经洞文物数字化的现状以及数字化技术等。目前已完成敦煌石窟221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完成149个洞窟的数字化图像后期处理，完成200个洞窟的全景漫游，完成113个洞窟的空间三位结构，完成45身彩塑的三维重建。此外还承担省部级、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省级科研项目20余项，建立了一套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及关键标准研究与示范，拥有多项系统研发关键技术。

学術会议期间，还召开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理事会全体会议”，选出了新一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会和学会领导。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当选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副会长有兰州大学郑炳林教授、浙江大学刘进宝教授、武汉大学刘安志教授、复旦大学张小艳教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于志勇馆长、首都师范大学刘屹教授、敦煌研究院张元林研究员，秘书长为首都师范大学游自勇教授。

收稿日期：2020-12-08

作者简介：祁晓庆（1981-  ），女，甘肃省敦煌市人，敦煌研究院敦煌学信息中心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敦煌石窟艺术与文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