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中的客僧

2021-06-15陈大为

敦煌研究 2021年2期

内容摘要：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中的客僧有的来源于敦煌当地僧团，有的来源于敦煌以外地区。前者体现了敦煌佛教僧团是一个整体，僧团内部人员可自由流动。后者体现了敦煌与其他地区的政治往来和佛教交流。敦煌寺院安排外来客僧的住宿、饭食，同时也要统计主客僧人数并上报僧团，以便佛教僧团统一管理。

关键词：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僧团;客僧

中图分类号：B949;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2-0041-09

The Itinerant Monks in the Buddhist Monasteries of

Dunhuang during the Late Tang， Five Dynasties and Early Song

CHEN Dawei

（Department of Histor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Among the ranks of monks that constituted the local sangha （Buddhist community） of Dunhuang during the Tang， Five Dynasties and early Song periods there were some itinerant monks， or“guest” monks， that were not attached to any particular monastery. Some of these mobile monks were members of the local sangha， which reflects that the Dunhuang Buddhist community remained a united group even while allowing its members to move freely. The presence of monks who had travelled from other areas shows that longer distance travel was not uncommon for the monks of the time， and that there was a great amount of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exchange between Dunhuang and other regions. Dunhuang's monastic community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accommodation of the itinerant monks. At the same time， the number of local and guest monks would have been counted independently when being reported to the monastic community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sangha of Dunhuang could be kept under unified management.

Keywords：Late Tang， Five Dynasties and Early Song; Dunhuang; Buddhist monasteries; sangha; itinerant monks

客僧，指寄居在某寺的外来僧人，是客人。僧人外出习学传道常常寄居于别寺，于是寺院中就出现了客僧。如《法显传》记载于阗国“彼国人民星居，家家门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许。作四方僧房，供给客僧及余所须。”[1]同书在记述中天竺的摩头罗国时也提到“客僧往到，旧僧迎送”。《大唐西域记》卷9“王舍城”载：“宫城西南隅有二小伽蓝，诸国客僧往来此止，是佛昔日說法之所。”[2]这些客僧都是游方僧人。敦煌文献中大量有关客僧的记载，尚未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对于客僧这一群体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敦煌僧人的社会生活方式、敦煌僧团与世俗政权之间的关系以及敦煌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文化交往等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拟厘清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中客僧的来源，并探讨佛教僧团对客僧的管理情况，以期对敦煌佛教社会史研究的深入有所助益。

一来自敦煌当地僧团的客僧

敦煌寺院中的客僧有的是来自于敦煌本地僧团的僧人。敦煌地区僧人之间相互往来，参访其他敦煌寺院是非常普遍的。如S.3011B背（3）《今朝到此寺诗并题名》云：“今朝到此寺，壁上亭壹字。戊寅年十月十七日僧马永隆撰。”此诗又见于Дх.04568。马永隆名还见于此件正面文书《论语集解（子路、宪问）》、P.2250 背《儭状》、S.4687《诸寺僧众纳粟油饼菜历》以及BD2823 背（调023背）《杂写（金光明寺戒卷等）》文书，他是金光明寺的僧人，僧官级别为法律。上引题诗是马永隆到敦煌其他寺院作客时所作，可以称之为称为客僧。

我们还注意到一些僧人在寺院中只是“住”“居”。P.4660（32）《炫阇梨赞》云：

1 前任沙州释门都教授毗尼大德炫阇梨赞并序

2 阇梨童年落发，学就三冬。先住居金光明伽蓝，

3 依法秀律师受业，门弟数广，独得升堂。戒行

4 细微，蛾（鹅）珠谨护。上下慕德，请住乾元寺，共阴和上（尚）

5 同居。阐扬禅业，开化道俗，数十余年。阴和尚终，

6 传灯不绝。为千僧轨模，柄一方教主。慈母丧目，向

7 经数年;方术医治，意（竟）不痊退。感子至孝，双目

8 却明;复经数年，方尽其寿。幽两寺同院，此寺同

9 飡，如同弟兄。

（后略）[3]

文中炫阇梨在敦煌文献中以不同称谓多次出现：S.2729背《辰年（788）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净辩牒》乾元寺名下有张金炫，莫高窟第155窟西壁龛下中央供养人题名“……前沙州释门都教授乾元寺沙门金炫就此窟内一心供养”，P.2912背（4）《某年四月八日康秀华写经疏》第4行有炫和尚。P.2912背（5）《炫和尚货卖胡粉历》第1、2、3行有“炫”字签押。经郑炳林教授考证，张金炫、炫和尚、炫阇梨、沙门金炫是同一个人，乾元寺僧，僧官至都教授[4]。此件赞文中炫阇梨“先住居金光明伽蓝”，后“请住乾元寺”。虽然“两寺同院”{1}，但炫阇梨起先在乾元寺的身份当为客僧，后改变隶寺，最终成为都教授。

Дх.01376《沙州住莲台寺律僧应宝状》载：

1 右应保伏睹当州

2 藏内部帙中遗失经本，实无得处。

3 沙州住莲台寺律僧应保，

4 遂发微愿，意欲上

5 都求于信之坛那，添三乘

6 之欠教。倘或成就，传授后来。且有利于凡夫，亦不无

7 于因果，虑恐之关津口铺不勒之行化，乡人所到，不

8 拣于行由，请详凭印而放过。伏听处分。[5]

此件是归义军政权发给敦煌僧人出行的“凭印”稿。一般情况下如果是隶属某寺的僧人，文书就用某寺某僧的表达方式，而不会写住某寺某僧，如S.4504背《三界寺僧福员上仆射牒稿》中的“三界僧福员”和S.515背（2）《敕归义军节度使牒稿》中的“开元寺律师沙门神秀”，寺院前面都没有“住”字。此件另一抄本又见于Дх.01438，文中也称“沙州住莲台寺律僧应保”而不是“沙州莲台寺律僧应保”，故应保应是寄住在敦煌莲台寺的客僧。

又如P.2691背《沙州城土镜》第24行有“前代王和尚住金光明寺。”P.2187（1）《破魔变一卷》云：“天福九年（944）甲辰祀黄钟之月蓂生十业（叶）冷凝呵笔而记，居净土寺释门法律沙门愿荣写。”“住”“居”只说明这些僧人曾经在某个寺院中生活过，但其身份并不一定属于所居住的寺院。有的是其他寺院中的僧人在该寺暂时寄居，也有的是敦煌僧团中的僧官驻锡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身份是属于寺院中的客僧。

来自敦煌当地僧团中的客僧是可以向地方执政者和僧团申请寺院中僧房居住的，一定时期以后，客僧改变寺籍，成为主僧。S.9227《某年六月永安寺僧绍进为所换舍被庆安所占上表并判》载：

1 永安寺僧绍进上表

2 右伏以绍进自小出家，配名与永安寺为僧

3 西院得堂一口，修饰为主。昨因开元寺僧

4 慈音移就永安寺居住，绍进遂将西院堂

5 一口回换东院绍智舍两口。其绍智还□□□

6 亦空闲。比至移来，内一口被同院僧庆安争

7 将，全不放绍进取近。其庆安旧有屋舍，亦

8 在同院。绍进将西院舍对徒众换得东院舍

9 两口，今绍进换舍，庆安争将，有何词理？伏望

10 微诚，特开明旨。辄将碎事干冒，

11 以闻。绍进诚恐诚惶，

13 年六月日永安寺僧绍进表。

14 割与绍智舍

15 通情。五日[6]

这是一件寺院房舍争讼文书，纠纷的核心是房舍的使用归属权，起因是永安寺僧人绍进原本在该寺西院分得一间房，开元寺的慈音要迁到永安寺居住，绍进打算将这间房让给慈音，又分给同寺僧人绍智东院的两间房舍目前闲置，故此绍进准备用西院的这间房和绍智东院的两间房舍交换。但等到搬家的时候，绍进所换东院的两间僧房中的一间却被同院僧人庆安强占，不允许绍进入住，而且庆安在东院先前已有房舍，于是绍进便向官府递表上诉。从此件名稱为“表”、涉及的僧人名字以及判文的字迹可知这件文书是上给金山国或敦煌国时期的统治者张承奉的，据郝春文教授考证此件的年代在910年至914年间的可能性最大[7]。此件中绍进和绍智分别是写于公元10世纪初的S.2614背《沙州诸寺僧尼名簿》永安寺名下的新、旧沙弥。慈音本为开元寺僧，S.2614背《沙州诸寺僧尼名簿》中开元寺名下有其法号。后来他移就永安寺居住，成为永安寺中的客僧。慈音还见于写于937年前不久的P.2250背《儭状》，此时的他早已改变寺籍正式成为永安寺的僧人，在永安寺名下领取儭利。庆安在S.2614背《沙州诸寺僧尼名簿》中系净土寺僧人，但S.9227《某年六月永安寺僧绍进为所换舍被庆安所占上表并判》中庆安却在永安寺东院居住，推测其是先于慈音移居永安寺的客僧，后改变寺籍正式成为永安寺僧人。莫高窟第405窟有庆安的题名，此时的他已成为永安寺寺主。僧人改变隶寺的情况在敦煌寺院是非常普遍的。Дх.01443《龙光寺僧智惠弁、常秘等状》是10世纪初曹氏归义军时期龙光寺僧智惠弁、常秘因碨轮损坏而向尚书呈报寺院苦难处境的报告草稿，第6行有“六人酒食柴薪等龙光、开元各祝十日”字，且S.2614背《沙州诸寺僧尼名簿》开元寺名下有智惠、常秘，智惠或即智惠弁，二人当是后来移居龙光寺的。

又如S.4622背《尼僧菩提心菩提严请亡僧舍地状稿》载：

1 尼僧菩提心菩提严状

2 右菩提心等在先来邻寺为客，并无居住处。今圣光寺内有亡僧口舍

3 地两口，元（无）人居住，虽（？）似空闲。今拟修治居住，恐后僧人

4 □□□□□。伏请

5 大夫即行笔命□□。

6 牒，件状如前，谨牒。[7]374

此件是菩提心、菩提严向归义军执政者申请修治居住亡僧口舍的状稿。从内容可知，二人先前是邻寺的客尼{1}，由于寺内没有居住的地方，又向归义军执政者申请修治并居住圣光尼寺中亡僧的房舍。如果申请通过，她们又会成为圣光寺的客尼。同时也可以看出，作为尼寺的圣光寺中也有僧人居住，当为客僧。绝户僧人死亡后不动产由官府支配，没有房舍的僧尼可申请居住。

尼僧也可作为客尼在僧寺居住，P.2165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疏释》题记云：“开元十二年（724）二月十日沙州寂法师下听，大云寺尼妙相抄。”[8]大云寺是武周时期敕建寺院，沙州大云寺系敦煌著名僧寺，妙相署名此寺名下，其身份当为客尼。无独有偶，P.3730（3）《吐蕃时期沙州尼海觉牒》载：

1 牒：海觉不幸薄福，二亲俱亡，孤介累年，兢兢刻剔（惕）。

2 特沐教授和尚重德，余光照临。姊妹相依，炊

3 □不别，登修房际，花严射地，施功明空。文帖见存，

4 先约未朽。从妹尼无边花，比日来伴，多在俗家，居

5 经月旬，实未久处。今缘姊师迁化，燋爨皆约。

6 妹尼海觉，僧寺潜居。只房未有厨舍，恃此先功，

7 是以不取进止，辄住妹尼，积过尤深，甘心伏罪，伏

8 望仁意哀矜，庶得存济。请处分，谨牒。

9 □年□月日僧海觉牒。[7]88

牒文中的海觉与从妹尼无边花住在寺内，由于“姊师迁化”而失去生活来源，只得“潜居僧寺”，成为客尼。但因寺内“只房未有厨舍”，不能单独开伙做饭，所以才请求僧团接济。此牒是呈给教授和尚的，可见女尼潜居僧寺是敦煌僧团许可的。

二来自其他地区的客僧

除本地僧团的僧人外，也有来自其他地区的客僧。BD15354（新1554）《金刚般若经旨赞卷下》尾题后题记：“广德二年六月十九日客僧法澄于沙州龙兴寺写。”广德二年即公元764年，时年吐蕃攻占凉州，沙州尚未陷落。法澄应是在此之前寄居在敦煌龙兴寺的客僧，并在寺院中抄写佛经。又如P.3967《周卿泰法师诗钞》七首诗中有三首与金光明寺有关，其中一首明确署名为泰法师：

题金光[明]寺钟楼

泰法师作

独立悲乡思，登临望远天。

树浓春色媚，山净野花鲜。

檐下三光满，窗中万象悬。

鸿钟吟掌内，楼观耸祇园。

溪水流□□，孤峰戴夕烟。

罕陪高此□，□□□□□。[9]

诗中“独立悲乡思，登临望远天”句，并联系其他几首诗可以判定此诗作于吐蕃占领敦煌初期，此为河西陷蕃后滞居敦煌的客僧泰法师游览金光明寺时的即景之作，既描写了金光明寺的宜人美景，又抒发了思乡之情。

S.6178《太平兴国四年（979）七月皇太子广济大师请僧政为男太子中祥追念疏》云：

1 僧正、索法师、开大阎法律、阴法律、大周僧正、

2 贰人，莲台李僧正、法律拾人、显翟僧正、法律七人、汉大师二人。

3 右今月十八日，就宅奉為男太子中祥追念，伏乞

4 慈悲，依时早赴，谨疏。巾钵

5 太平兴国四年七月日皇太子广济大师谨疏。[10]

此件为敦煌曹氏归义军时期的《请僧疏》，内容是把僧人请到家中追念设供。据沙武田、赵晓星先生研究，“皇太子广济大师”和已去世的“男太子”是曹氏太子[11]。其中所请的“汉大师二人”，当指来自中原地区寄居在敦煌寺院中的客僧。又如S.8649《某寺作道场面油破历》是曹氏归义军时期某寺举行道场的面油支出账目，供应饭食的人员当中也包括四位来自中原地区的汉大师。S.10542《六七请僧追念疏》是请僧为某人六七追念设供疏，汉大师也在被邀请名单中。类似的记载很多，此不赘述。

唐宋时期中原僧人西天求法大多途经敦煌地区，并在敦煌寺院中寄住。敦煌藏文写本Ch.83.xi背面的五封藏文信札提到吐蕃时期一位汉地和尚经行的最后一个地名是沙州，藏文书信间夹杂的汉字中，有“龙兴寺”字样，应是和尚在沙州寄住的寺院[12]。S.5981《同光二年（924）智严五台山巡礼圣迹后记》载鄜州（今陕西富县）开元寺观音院主临坛持律大德智严往西天取经，归途经过沙州，巡礼当地佛教圣迹。智严又见于上博48（41379）28.《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题记：“时当同光二载（924）三月廿三日，东方汉国鄜州观音院僧智严，俗姓张氏，往西天求法，行至沙州，依龙光〈立〉寺憩歇一雨月说法，将此十二时来留教众，后归西天去展转写取流传者也。”{1}龙光寺又见于前引Дх.01443《龙光寺僧智惠弁常秘等状》，为五代时期沙州寺院，客僧智严在敦煌停留期间寄宿于此寺并开展了说法活动。

道猷也是西行求法僧中的一员，敦煌文书BD1904背（收004背）《奉宣往西天取经僧道猷等牒稿》记载：

1 奉宣往西天取经僧道猷等

2 右道猷等谨旨

3 衙，祗侯

4 起居

5 贺，伏听处分。

6 牒，件狀如前，谨牒。

7 至道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灵图寺寄住。[13]

此件为道猷等人西行途中上给当地官员的牒稿。类似的还有S.529（1）《同光二年（924）定州开元寺僧归文状、牒、启稿》。僧人道猷等奉宣往西天取经，羁留敦煌的时间是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当时他们作为客僧寄居在敦煌灵图寺，并与敦煌地方官员有诗作交流，《寄孔目五言二十韵并序》落款为“寄灵图寺沙门道猷上”，说明此诗是写给当地孔目官的。在此期间道猷还曾上状于曹氏归义军节度使为被贬斥的金光明寺令狐僧正求情。此事详见于北大D185《灵图寺寄住僧道猷状牒》：

1 灵图寺寄住僧道猷

2 右道猷辄有卑事上告

3 大王，事属僭谀，不避罪责。窃以扶

4 危拔苦，佛佛皆传，舍罪放愆，

5 官官皆有，释门之事，道猷合言。今因

6 斋日，特且诉陈。昨于有金光明寺令狐

7 僧正，因于小事而相诤，致犯条

8令而尤重。既触

9 严科，理当过咎。盖为自损，岂是于他

10 不慎行藏，冒渎

11 严驾。蒙

12 迁流归于窟谷受恕，免却返城隍，近

13 及一周，曾未参请。朝朝而忧愁似醉，

14 日日而惊怖如痴，具审三思，傍惶无

15 地。

16 王臣即莫觑其面，师长即永不闻名。欲

17 往东西，恐

18 大王怪责。但道猷特呈卑状，冒渎

19 台颜，不避愆尤，敢施荒拙，谨于千僧之

20 会，望恕一人之殃。况有杀人在地，尚

21 犹放免残生，今告

22 大王，看诸佛之面放舍，却依旧位，

23 或则别赐条式。准将看

24 读之功，上答

25 遐龄之算，冒犯

26 威严，伏听处分。谨录状上。

27 牒，件状如前，谨牒。[14]

状文记载了金光明寺令狐僧正因为一些小事相诤而触犯条令，被撤销僧职并发放到莫高窟窟谷，不得返回城隍，致使他终日忧愁、恐惧、彷徨。灵图寺寄住僧人道猷上状“大王”求情，希望看在“诸佛之面”恢复其原职或“别赐条式”。前引BD1904背（收004背）《奉宣往西天取经僧道猷等牒稿》落款时间是至道元年（995），敦煌正处于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执政时期{1}，这里的“大王”当指曹延禄。状文言辞谦恭，但道猷作为客僧所以敢上状节度使为之求情，当与其“奉宣往西天取经僧”的身份有关。这也反映了敦煌曹氏归义军政权与北宋朝廷之间的政治往来和宗教交流。

还有来自凉州、甘州、肃州、伊州、西州、于阗甚至印度、波斯等地的客僧。S.1366《庚辰（980）至壬午年（982）归义军衙内面油破历》载：“于阗罗阇梨身故助葬细供十分，胡〔饼〕五十枚，用面四斗四升，油八合。……甘州来波斯僧月面七斗、油一升。牒蜜骨示月面七斗。廿六日支纳药波斯僧面一石，油三升。……汉僧三人，于阗僧一人，波（婆）罗门僧一人，凉州僧一人，共面二斗、油一升。”[15]P.4705《供甘州来于阗大德二人帐》记载了敦煌寺院供给从甘州来于阗大德二人的支出账目。莫高窟第231窟西壁也“甘州报林寺上座兼法师□□悟因一心供养”的供养人题记。这些东来西往的僧人或西行求法，或东行去中原地区巡礼五台山，也有到敦煌或其他地区研习、传播佛教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以僧人身份与使者一同前来。这些僧人受官方委派，带着一定的使命而来，我们称之为僧使。敦煌归义军时期，僧使往来十分频繁[16]。这些僧使为敦煌地区特殊的客僧。单敦煌净土寺就曾接待过于阗、西州、凉州、肃州、伊州以及中原等地区的僧使[17]。如P.2032背《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第405至406行有“面贰斗，油两抄，粟六斗，纳龙兴寺屈肃州僧用”;第423行有“面叁斗伍胜，油胜半，屈客僧及使客送路等用”;第823至824行有“面伍升，伊州客僧来时看用”。客僧与使客一同被招待，但分开表述，说明客僧与使客一同充使，角色上又不同于一般使客。由于客僧身份的特殊性，他们为周边政权与归义军的政治交往和佛教交流均做出重要贡献。

三敦煌佛教僧团对客僧的管理

禅宗寺院分为子孙寺和十方寺，子孙寺由本寺僧侣居住，不接待外来僧众，衣钵戒牒齐全的僧人可在十方丛林居住，称为挂单或挂搭。《百丈丛林清规证义记》卷七下云：“挂单，即古之挂搭，盖僧行脚，唯带衣钵，故名挂搭，即挂所搭之衣也。今之参学，兼带行李。改名挂单。”“单”是指僧人的行李，“挂单”便是表明云游的僧人准备将行李安放起来，暂时不往别处去。丛林组织规定接待外来宾客应由客堂负责。客堂有知众、知客、照客等职。僧人进住寺院，一般先住在旦过寮。旦过寮，取“夕来宿，过旦去之义也。”又名云水堂，形容僧人如行云流水，过而不留。陆游有诗曰：“心如泽国春归雁，身是云堂旦过僧。”如挂单已久，知其行履确可共住者，即送入禅堂，此即称为安单。此后该僧即正式成为丛林清众之一员。从敦煌文献的记载以及藏经洞出土的行脚僧图可知，许多东来西往的僧人都在敦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而敦煌寺院就是他们主要挂单的地方，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敦煌寺院应属于十方寺。

敦煌寺院的组织形式是禅律同居的[18]，在客僧事务的管理上与传统禅宗寺院又有所不同。一般禅宗寺院由知客负责客僧事务，《敕修百丈清规》卷4记载知客的职能是“职典宾客”。敦煌文献中“知客”一职的记载颇多{1}。这些知客皆为归义军官府所设之客司中的官员，并非寺院中的知客僧。据前引S.9227《某年六月永安寺僧绍进为所换舍被庆安所占上表并判》、S.4622背《尼僧菩提心菩提严请亡僧舍地状稿》以及P.3730（3）《吐蕃时期沙州尼海觉牒》可知对于敦煌本地僧团中的客僧，无处居住的可向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申请住房，生活无着的客僧，僧团给予救济。但住在寺内的客僧，平时是自己开伙，寺院不提供饭食。

敦煌寺院对于外来客僧住宿的安排，采取比较灵活的措施。禅院、佛殿等皆可安置客僧居住，S.4711背《为于阗云游僧法因求住三界寺禅院状》记载于阗僧人法因在敦煌游历而借宿三界寺禅院的事情，“伏睹三界寺内禅院极宽，今若安置客人，后乃必有重答”。敦煌文书中其他地区寺院安排住宿的地点也可作为参考，P.3931《书启公文——印度普化大师游五台山日记和回鹘上后梁表等》第26至27行有“昨四月十九日平達华严寺，寻礼真容，果谐夙愿。瞻虔至夜，宿在殿中”。P.4648《巡行记》记载这名僧人住宿的地点有泽州开元寺主院、潞府延唐寺常住院、太原城内大安寺内常住库等。Дх.06875《残卷》云：“在讲堂中不共住止”，经笔者考证，此为《妙法莲华经》的一部分，原文是“若于房中、若经行处、若在讲堂中，不共住止”，即这些地方不与恶人共处，体现了讲堂的神圣不可侵犯。但特殊情况下讲堂亦可作为客房之用，《高僧传·释道安》载：“后至秦建元二十一年（385）正月二十七日，忽有异僧，形甚庸陋，来寺寄宿。寺房既迮，处之讲堂。”[19]

对于外来客僧，寺院除了安排住宿以外，当然也要提供饭食。BD9323（周044）《吐蕃时期某寺香积厨手帖》记录了8至9世纪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某寺逐日供应僧人饭食的情况，其中就包括“东来僧二人”。这些东来僧可能是来自肃州、甘州等敦煌以东地区，P.5579《吐蕃占领时期具僧法惠等状残片》记录了某寺僧人姓名、剃度或受戒时间以及到沙州日期，其中就有东来的僧人：

（前缺）

1 □□，俗名阴荣子，上乞心儿印。己年□/□酉年六月至沙州。

2 □彻，俗名宋盈金，上仡结罗印。未年十二月廿一日对，□僧统仡□赞度，□年二月廿□月上。

3 □已，俗名索文奴，宰相论纥颊藏给印。申年正月对，□州都僧统仓孙罗度，酉年六月至沙州上。

4 法惠，俗名□佛奴，宰相尚乞心儿印。酉年二月廿五日对，甘州僧统遍执度，酉年七月至沙州上。

5 智秀，俗名樊和和，上乞心儿印。廓州僧统度行。化□，俗名董彦奴，尚乞心儿印。未年十月对，□州僧统度行，申年正月一日至次。

6 □□，俗名侯苟子，宰相论勃颊藏印。未年十一月对，肃州僧统□，申年正月一日至次。

7 法高，俗名张太平，上乞心儿印。未年十一月对，肃州教授度下，申年正月一日至沙州。

（后缺）[20]

上引文书说明吐蕃统治时期在廓州、甘州、肃州等河陇诸州皆设有僧统或教授一职，主管僧人剃度等事务。其中法惠在甘州僧统的主持下举行剃度仪式，酉年七月来到沙州，智秀由廓州僧统剃度，法高等人由肃州教授、僧统负责剃度，申年正月至沙州。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他们都是东来僧人。

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同样要负责来自其他地区客僧的饭食，S.4642背《某寺诸色斛斗入破历算会牒》第99行有“麺肆硕参胜，造筵局看客僧用。”S.4782《乾元寺堂斋修造两司都师文谦诸色斛斗入破历算会牒》第31至32行有“白面伍升，充肃州僧粮用”。如果是外来的僧使，一般情况下用“官料”招待，如P.2049背《长兴二年（931）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愿达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第284至285行有“油壹抄，比得官料两日供汉大德用”;第346至347行有“面壹斗肆胜，比得官料两日供汉大德用”。P.3234背（9）《癸卯年（943）正月一日已后净土寺直岁沙弥广进面破》第28行也有“面贰斗伍胜，于阗僧来比得官料供助用”。从“比得官料”和所受殊遇可知他们为官方僧使，并非通常往来的行脚僧。因此，迎来送往非常周到，S.6452（1）《某年（981—982？）净土寺诸色斛斗破历》第18至19行有“十六日，于阗大师来，造饭面叁升。十七日，又造饭面壹斗。麸贰斗，于阗大师马吃用”。P.3234背（8）《年代不明（10世纪中期）净土寺西仓粟破》第1至2行有“粟叁斗，沽酒送路于阗僧用”。于阗国与归义军政权往来密切，佛教交流频繁。P.2899《须摩提长者经》卷端题“于阗开元寺一切经”，此经即是于阗僧人带到敦煌的佛经。他们在敦煌受到礼遇，即使是没有衣装亦可向归义军节度使上状请求发放。S.2528《于阗僧龙大德请公凭状》就是于阗僧龙大德上状归义军令公阿郎，请求发放衣装之公凭，时间应在曹氏归义军时期[21]。

为加强管理，佛教僧团对寺院主客僧人数的统计十分严格。S.545背（1）《戌年九月永安寺僧惠照上当寺应管主客僧数牒》是吐蕃时期沙州永安寺僧惠照向都司报告该寺主客僧人数的文牒：

1 永安寺状上

2 当寺应管主客僧数惣卅六人。

3利宽、法照、证因、光证、昙隐、惠哲、归信、远直、

4 凝然、文惠、智岩、法初、惠林、惠寂、惠因、法进、

5 解脱、戒朗、弘恩、法寂、惠琮、智光、惠照、贞顺、戒□、

6道空、法因、道成、法清、会恩、绍□、□□、

7 智捷、广济、志真。

8 右通当寺僧名具如前数，请处分。

9 牒，件状如前，谨牒。

10 戌年九月日僧惠照牒。[22]

牒文中的利宽、法照、光证、昙隐又见于S.2729背《辰年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净辩牒》永安寺名单中，辰年为公元788年，当时此寺仅有僧十一名，皆为主僧。戌年此寺有僧三十六人，戌年为公元806年，其中有一些为客僧，如惠因、法进、法清等分别列于S.2729背《辰年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净辩牒》中报恩寺、大云寺、灵图寺名下。惠因即报恩寺的李惠因，法进即大云寺的石法进，法清即灵图寺的翟法清。宋代沙门宗晓编《宝云振祖集》之“敕黄“与“使帖”两章，列举明州宝云禅院情况时，也统计了主客僧人数，“见在殿宇房廊一百余间，佛像七十事，主客僧五十八人，开宝元年置建”。可见对主客僧人数的统计并上报僧团是寺院的一项重要制度。

四结语

概言之，唐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中的客僧有的来源于敦煌当地僧团，有的来源于敦煌以外地区。前者体现了敦煌佛教僧团是一个整体，各寺在都司的统一组织下活动。在僧团内部，人员可自由流动，一些僧人在寺院中的状态只是“住”“居”，其身份并不一定属于所居住的寺院。有的是其他寺院中的僧人在该寺暂时性寄居，也有的是敦煌僧团中的僧官驻锡于此。女尼可以潜居僧寺，成为客尼;客僧也可以转换寺籍，成为主僧。敦煌本地无处居住的客僧可向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申请寺院中的僧房居住，生活无着的客僧，僧团给予救济。但住在寺内的本地客僧，平时是自己开伙，寺院不提供饭食。来自敦煌本地僧团中客僧的生活方式是敦煌佛教世俗化的表现。外来客僧体现了敦煌与其他地区的佛教交往。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招待来自中原、西域以及周边地区的僧人，这些东来西往的客僧或西行求法，或東行去中原地区巡礼五台山，也有的是到敦煌或其他地区研习、传播佛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以僧人身份与使者一同前来，与使客一同充使，角色又不同于一般使者。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他们为周边政权与归义军的政治交往和佛教交流均做出重要贡献。作为十方寺性质的敦煌寺院，在客僧事务的管理上与传统禅宗寺院又有所不同。对于客僧住宿的安排比较灵活，禅院、佛殿等皆可安置客僧居住。敦煌寺院还要负责来自其他地区客僧的饭食，尤其是外来的僧使，一般情况下用“官料”招待。同时，敦煌寺院需要依照规定统计主客僧人数并上报僧团，以便佛教僧团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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