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容

大唐邕州烈女五千里复仇记（下）

风餐露宿   徒步上京

亲人被活活闷死棺中，程氏怎不大骇、大悲？大恨董昌龄这杀夫仇人。但程氏深知董昌龄毕竟是邕管最高军政长官，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邕管衙门中谁敢出来为冤死的衡方厚主持正义？再想深一层，心毒手狠的董昌龄，下一步很有可能杀人灭口、斩草除根，以绝后患。程氏只能忍痛将仇恨深深埋藏，对外宣称夫君衡方厚因急症身故。董昌龄闻报，得意忘形，对衡家的孤儿寡母放松了警惕。后晋刘昫、赵莹等主修的《旧唐书·列传·衡方厚妻程氏》载：“程氏力不能免，乃抑其哀，如非冤者。昌龄雅不疑虑，听其归葬。”为了表示对下属的“体恤之情”，董昌龄还假惺惺地下令按官礼予以厚葬。北宋宋祁、欧阳修主修的《新唐书·列传·衡方厚妻程》记：“程惧并死，不敢哭。昌龄恬不疑，厚遣其丧。”

衡家遇到这样的惨事，旧友故交都怕惹祸上身，程氏只能强忍泪水，一切靠自己。在邕管之地，想告状伸冤是绝对不可能了，而程氏尽管知道天下乌鸦一般黑，但拼死也要只身进京，走告御状这条路。忍得一段时日，程氏便将小儿托付亲人，悄悄离开邕州，风餐露宿，徒步前往长安告状伸冤。

再说董昌龄，继续在邕管之地实行暴政。大和八年（834年）二月，唐文宗大病初愈，敬谢神佑，复感念天下苍生，乃下旨大赦，还特地提醒董昌龄息兵止战，对少数民族以安抚为上，不可虐民。北宋王钦若等编的《册府元龟》卷九十一记载：“自太和八年二月九日昧爽已前，天下应犯死罪降流，流已下罪递减一等，唯官典犯赃及诸色所繇破用官物故杀人十恶等罪，不在此限……董昌龄自邕州累平溪洞，兵威所向，首恶皆擒……”此诏原文见于宋宋敏求编集的《唐大诏令集》卷十，诏名《大和八年疾愈德音》。

割耳鸣冤   开棺验尸

就在唐文宗下诏夸耀“盛世德音”之际，程氏经历千辛万苦，终于来到长安，状告董昌龄枉杀夫君衡方厚。

程氏毕竟是武官家属，深谙告状个中三昧。她来到长安后径直闯到大明宫西面的右银台门外，因为门内左边是翰林院，右边即是皇帝上朝的金銮殿。不惊动圣驾，还叫什么告御状？宋敏求所撰《长安志·东内大明宫章》记载：“大明宮，在禁苑之东南……贞观八年置，为永安宫，明年改曰大明宫……金銮殿，在环周西北……西面右银台门，内侍省，右藏库，次北翰林门，内翰林院、学士院。”其时，程氏长跪鸣冤，伏地恸哭，声闻阙内。程氏见众侍卫张牙舞爪上来拉人，乃惨叫一声，一咬银牙，拔出一把防身的利刃，割下自己的耳朵，弃于门前。

众侍卫眼见程氏血溅当场，手中还高高举起状纸，目瞪口呆，驻足不前。当时还有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围观，见此惨状，无不鼓噪。当值主管闻声赶来，为平息事态，只好接下状纸，进呈宫中。唐文宗闻听武官家属竟然横遭迫害，悲惨若此，亦感惊诧，急命御史台彻查此案。御史一看此案惊动了皇上，连忙把之前状告董昌龄的其他状纸也抖了出来：“皇上，我早就知道董昌龄这小子不地道。”

《旧唐书》载程氏“截耳”，《新唐书》作“自刵”，不料日后越传越惨，把“自刵”误传为“自刖”。南宋谢维新编集的《古今合璧事类备要·自刖陈冤》载：“程徒行至阙下，叩右银台门，自刖陈冤，下御史鞫治。”明夏树芳采辑的《女镜·衡方厚妻》载：“程氏步行诣阙，自刖其足，为夫陈冤。”元无名氏编《氏族大全》卷十竟记为：“程氏步行诣阙，自刎为夫陈冤。”清张英、王士禛等编集的《渊鉴类函》卷一百二十一记载：“方厚妻程氏徒行诣阙，截耳于右银台门，告夫被杀之冤。”为程氏正本清源。

御史领旨，于大和八年（834年）三月携程氏回到邕州。董昌龄一看这阵仗，心中暗叫大事不好，只得一边硬着头皮设宴迎接，一边后悔自己当初被程氏的“演技”骗过，错过了杀人灭口的时机。御史断然拒绝董氏父子的请吃请喝，立即命手下开棺验尸。只见衡方厚的尸骨，依然保持着被闷死的惨状，见者无不落泪。御史又在群众中展开调查，董昌龄的种种罪状很快大白于天下。

董昌龄虽心有不甘，但面对诸般人证、物证，只得低头认罪。其时，唐文宗大赦天下，不好对董昌龄这样战功卓著的封疆大吏加以刑罚，便下旨将其降级使用，以观后效。《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六记载：“前邕管经略使董昌龄枉杀录事参军衡方厚，坐贬溆州司户，俄徙峡州刺史。”董昌龄何时狼狈离邕，史无明载，但留下了一丝线索。《旧唐书》卷十七下记载：“（大和八年）四月……甲午，以宿州刺史吴季真为邕管经略使。”吴季真既已来邕州续任，则董昌龄当在此前被贬离。

程氏对皇帝这般“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所谓“严惩”大为不满，她要的是官府履行“杀人偿命”的裁决惯例，董昌龄应有此报。一命偿一命，才能让衡方厚瞑目于九泉之下。但事已至此，难道你还要胡搅蛮缠，再上京继续告御状？无奈之下，程氏只能接受现实，含泪谢恩。眼见董氏父子在众人唾骂中逃离邕州，程氏埋藏心中的杀夫之恨，多少也消减几分。

甘露之变   文宗落难

别看唐文宗一声令下，衡方厚便沉冤得雪，程氏也重获生机，显得文宗颇有明君威仪，其实这个皇帝在绝大多数时候过得很窝囊，几成宦官手中玩物。

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猖獗，唐德宗李适当政期间，委任宦官掌宫中禁军并立为定制，从此宦官便放胆把持朝政，干预立嫡，乃至弑主作乱，简直无恶不作。大唐统治江河日下直至衰亡，实有宦官的一份“功劳”。唐文宗不甘心充当宦官傀儡，又听说先帝唐宪宗乃宦官陈弘志所弑，害怕自己有朝一日也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乃与翰林侍讲学士李训、郑注等近臣连番密谋，欲铲除朝中宦官势力。

大和九年（835年）九月二十一日，唐文宗命山南东道监军陈弘志回京，半路杖杀;十月初九，命宦官李好古赐宦官大首领——骠骑大将军、充右军尉王守澄毒酒，又干掉一个。连番得手，唐文宗和李训等额手相庆，以为宦官都是纸老虎，于是又将追随王守澄的老宦官、大宦官、中宦官、小宦官也诛杀殆尽，剩下的就是与王守澄势力相当的另一个宦官大首领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

十一月二十一日，唐文宗动手了。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按约定，诈报左金吾衙门后院的石榴树上有甘露降临，此乃瑞世祥兆，值得举国欢庆。李训假意先往调查，回奏称非是，请唐文宗移驾亲往鉴定。唐文宗便命仇士良和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宦官鱼弘志率领众宦官再次前往调查。仇士良等至左金吾衙门后院，发现埋伏有甲兵，大惊而逃，急奔含元殿，欲劫持唐文宗回宫。李训拉住唐文宗的轿子，却被宦官郗志荣打倒在地。此时，金吾军已如约冲入含元殿，对宦官大开杀戒。仇士良等则乘乱拥裹唐文宗的轿子，逃入宣政門，并封上宫门，欢呼万岁。金吾军不敢攻打皇宫，只得作罢。唐文宗一看自己又落入宦官手里，暗暗叫苦。而仇士良知道唐文宗参与了此次“谋反”，大怒，指着唐文宗的鼻子破口大骂。唐文宗只好羞愧地低下了尊贵的脑袋，不敢作声。

仇士良命宦官率各路禁兵出宫，称奉旨讨贼，大杀群臣，朝中死者六百多人。仇士良又令禁军搜查各司衙门、官吏和士卒，路过的百姓一千多人全部被杀，官印、图册、文件、桌椅被毁掠一空。左、右神策军在京城各官宅大肆搜捕乱党，趁机打家劫舍，同时还出动骑兵，出城追击逃亡的大臣，长安大乱。

这桩史上最令人惋惜的皇帝夺权失败事件，即甘露之变。由于此事有损皇家威仪，《旧唐书》《新唐书》都含糊其辞，一笔带过。如《旧唐书》卷十七下只为：“十一月……时李训、郑注谋诛内官，诈言金吾仗舍石榴树有甘露，请上观之。内官先至金吾仗，见幕下伏甲，遽扶帝辇入内，故训等败，流血涂地。京师大骇，旬日稍安。”北宋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五中则记载甚详，后人重述“皇帝谋反”的惨事，皆以《资治通鉴》为参照。

下诏册封   旌表义烈

“甘露之变”后，仇士良等宦官气焰益盛，政事极少让唐文宗插手。唐文宗受制于家奴，日子更难熬了。大和十年（836年）正月初一，唐文宗经仇士良批准，强打起精神，上宣政殿受朝贺，并宣诏大赦天下，改元开成。这一赦，又赦出事情来了。

唐文宗想起大和八年（834年）被贬的董昌龄，于开成元年正月下旨将董昌龄提拔为硖州（今湖北宜昌市）刺史，不料遭到右拾遗魏谟强烈反对。魏谟可是大有来头，其祖即贞观名相魏徵，曾想效仿唐太宗的唐文宗，正是看在这个渊源上才对魏谟另眼相待，加以提拔的。《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六记载：“王者施涣汗之恩以赦有罪，唯故意杀人无赦。昌龄……无辜专杀……（衡）妻孥衔冤，万里披诉……以理疲人，则杀人者拔擢，而冤苦者何伸？交紊宪章，有乘至理。”要赦免谁都可以，只是董昌龄这样的故意杀人犯不可以，要不然如何对得起冤死的朝廷命官衡方厚？又如何对得起截耳上访的程氏？法理何在？天理难容。魏谟为程氏仗义执言，乃有其祖遗风。《旧唐书》赞扬魏谟：“谟仪容魁伟，言论切直。与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规讽，唯谟谠言，无所畏避。”

由于董昌龄不是仇士良派系的，而且官微位卑，所以难得仇士良不管此事，唐文宗可以全权处理。唐文宗抓住这个机会，便非要提拔董昌龄不可，以显“我说话还是有分量的”，所以尽管嘉奖魏谟忠直敢言，但还是把董昌龄改为洪州（今江西南昌市）别驾，算对董昌龄有个交代了。

唐文宗对魏谟的意见大打折扣，糊里糊涂提拔罪犯一事，居然被当成封建帝王勇于纳谏的典型事例，群臣无不纷纷上奏，大拍唐文宗马屁。《册府元龟》卷一百一记载：“开成元年正月……昌龄前在邕南以杀衡方厚待罪，无何复命。右拾遗魏谟上疏……疏奏数日，昌龄复改为洪州别驾。二月辛未，宰臣又奏：‘谏官所论，董昌龄不合为郡守，陛下遽即听从，臣下无不感说。”

唐文宗不愧“睿圣慈悯”之名，同情完杀人犯董昌龄，又同情起苦主程氏。同年二月，下旨册封程氏为武昌县君，食官禄;衡方厚之子亦蒙荫获赠九品正员官。《册府元龟》卷一百四十记载：“二月丙戌，诏曰：故邕州都督府录事参军卫方厚妻程氏，乃者吏为不道，虐杀尔夫。诣阙申冤，徒步万里，崎岖逼畏，滨于危亡。血诚既昭，幽愤果雪。虽古之烈妇，何以加焉？如闻孤孀无依，昼哭待尽，俾荣禄养，仍锡疏封。可武昌县君，仍赐一子九品正员官。”

此事在当时的邕管之地，掀起很大的波澜，因为程氏是第一个得到皇帝册封的邕州妇女。这是对她家破人亡种种惨况的抚慰，更是对她执着追求正义、五千里告御状的一种肯定。其义烈之风，震古烁今、流芳千年。

责任编辑   梁乐欣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