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方晨

我历来对知识分子非常敬仰。及至目前，我都不敢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

一九八六年，我从曲阜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金乡县实验小学当老师。为什么我会以为那一年是第一个教师节呢？只教了两年，我就离开讲台，再去上学，然后跳槽，不久评上作家系列的中级职称。当时单位领导对我说，从今以后，你就是知识分子啦。听上去知识分子好像有个标准。这么说，我以前还不是知识分子，但我以前是小学老师啊。

平心而论，当时我这知识分子当得不怎么潇洒，住不好，吃不好，穿不好。住的办公室，冬天窗玻璃上结的冰有一寸厚。吃最便宜的青菜，以致同事说我像吃草。买回的米掺有沙子，让我耿耿于怀，心疼了几十年。来了朋友，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买舍不得吃的火腿肠。吃完了觉得不对劲，火腿肠怎会有一层黄东西？应该是坏掉的。去北京学习，听外国老教授说，台下坐着的诗人脸色显示着营养不良，穿的衣服基本上都来自小集市的地摊。我到现在还记得，一个诗人同事，常常头顶着从羽绒服上钻出的鸭毛。为了去北京领奖，我买了件蓝色皮夹克。回来后才发现，皮夹克发出阵阵臭皮子味。

我没把自己当知识分子看待，生活窘困也没觉得不太正常。一次交谈中，有人哀叹“穷文人”，却让我心有不甘。在他眼中，文人是穷的，似乎就像落魄的孔乙己。实际上，我的情况虽不能跟权重部门的人比，但要强于身边大部分同龄人。写作多多少少会给我带来一些工资之外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