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名花百咏》为清女性诗人王素襟所作诗集，详细描写了各花形态、习性、花期、生长环境等，堪称是清代百花“纪录片”。相较历代闺秀咏物诗词，此作可谓上乘之作。本文以服饰、妆奁、女红和宗教等意象为切入点，分析《名花百咏》中独特的创作特色及审美意蕴。

关键词：《名花百咏》;王素襟;审美意蕴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7-0-02

《名花百咏》[1]，作者王素襟，清代中期女诗人，为曾任汉江知府的高云（1759-1813）之妻，彼此唱和，伉俪情深。封建社会时期，一直都是排斥女性接受正规教育的，女性没有受教育的权利[2]，女性的地位也远不如男性，王素襟所处的年代也不例外。父权理想在私人领域对女性从肉体到灵魂进行着规训和塑造，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中提出的，女人之所以成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后天建构的;我们无法在男权文化的天空下另辟苍穹[3]。但随着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女性在不同的领域展现出了优势和风采[4]，王素襟正是在自主意识觉醒和丈夫的支持下创作出了《名花百咏》。《名花百咏》与《云笈山房合集》合刻，有嘉庆十三年刊本，今人许红霞据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对其加以整理，收录到胡文楷主编的《历代妇女著作考》中[5]。自古以来，咏花之诗众多，而王素襟《名花百咏》的独到之处在于，她在创作中深切地融入了自身的体悟，将女性审美以及素日的宗教体验与所歌咏的对象进行了高度结合。本文将从这两大方面选择典型意象入手，分析《名花百咏》的创作特色及审美意蕴。

1 服饰、妆奁及女红等女性审美意象

在《名花百咏》中，王素襟大量使用女性服装、饰品、妆奁和女红等意象，构成了一个女性审美气息浓郁的艺术世界。首先是服饰意象。“衣着服饰往往成为女性表达自我认知的重要途径，女性的审美意识总是能在服饰上得到很好的体现[6]”，《名花百咏》中仅有一两处为男子服饰，其余均为女性服饰。这仅有的一两处为“霜点楚臣衣”（《菱花》）、“息雨红缨重，动风绛帻轻”（《鸡冠花》），前者是用屈原典故，后者则是因鸡冠花植株形象挺拔，带着昂扬的气质，故云，其余均为女性服饰。

以服饰之美写女性之美，在中国诗歌史上源起甚早，自汉魏六朝乐府诗至唐五代花间词，均历历可见。《名花百咏》的作者王素襟则更进一步，先将花之形色韵味融入服饰意象中，再以服饰意象写出种种女性之美，再从女性之美中见出花之美，由此构成一个和谐的循环。如此一来，花之美便更加有情、有味，格外灵动。

《名花百咏》中十分重视花的姿态、生长环境、开放季节、气质和给人的观感，运用了众多相关的文化典故，使诗歌更为鲜活。如“乍整朱衣薄，亭亭意若何。黄冠欹浥露，翠袜回凌波”（《水仙》），结合水仙的状貌及生于水的特点，引用曹植《洛神赋》的典故，描绘出了水仙翩然凌波的亭亭仙女之姿;再如“粉淡窺奁镜，香清透绮襦”（《梅花》），以淡粉、清香写梅花冷韵幽香的高洁之美，既与自古文人赋予梅花的品质吻合，又与前代诗人特别是男性诗人的吟咏有所区别——前代诗人多将梅花写作逸人高士，作者则将其人格化为淡雅女子;再如“淡雅息夫人，霜绡换锦文”（《碧桃》），使用了春秋女子息夫人（又称“桃花夫人”）的典故，同时用“霜绡”形容碧桃花不同于一般灼灼桃花的淡雅;“香麝眠昏昼，罗衣绣浅深”（《石竹》）则根据石竹花紫里而白边、浓色与浅色相衬、昼开夜合的特点，将其形容成罗衣美艳、香氛共眠的女子。其余如“脱却红衫子，蔫然更耐看”（《白秋海棠》），则是一种脱却铅华，素淡自然之美;“芳草拖裙钗，岚烟染髻鬟”（《绿萼梅》），则是清野雅绝尘的风姿;“仙姿成佛面，玉质试宫妆”（《腊梅》），寓仙姿玉质之美于雅洁庄重之中;“纤纤真弱态，薄薄可怜妆”（《秋海棠》），写出纤弱含愁的女子情态。咏物诗贵在在不离于所咏之物的同时，又不拘束于所咏之物本身，而能从中见人之情貌、品格、气质。从这层意义来说，王素襟通过吟咏百花，描摹出了种种服饰、簪钗、粉黛映衬下的女性之美，既状其形色，又摄其神韵，与花自身的情貌风味之美构成了既可离析为二，又可相融为一的双层次美感。

古代女子自幼多熟习女红，如裁衣、刺绣、抽丝、纺锦、纺纱以及制作帛花、锦花等技艺。《名花百咏》中，王素襟怀着由这样的积习养成的独特眼光写景状物，巧妙、妥帖地运用女红意象营造情境，使许多诗句具有独特的女性化美感，是一般男性诗人的眼光、笔触不及之处。如：“梭织莺流彩，针穿日透光”（《金丝桃》）、“天女机输巧，鲛人织未工”（《剪秋纱》）、“香风吹绣懒，花月卸妆迟”（《木香》）、“辛苦丁娘子，机鸣白苎村”（《棉花》）、“笼搭香衣绣，庭悬火齐花”（《石榴花》）、“一帘晴霜雪，绣残日添长”（《梅花》）等。

喻花为女性形象，以女性的各种情态风姿写花之美，写女子之服饰、妆奁、女红等，在男性诗人的作品中都有过类似表达，而王素襟超出男性诗人的地方主要在于两点。

一是男性作者在写这些时，皆是出于异性旁观者的眼光加以品鉴，难免有性欲意识的掺杂;而王素襟作为女性，有源自自身体验的深切感知。因创作主体观照眼光的不同，两者诗歌呈现了不同的审美风貌，后者更真切、更细腻也更纯净。二是王素襟作为女性对服饰尤其是女性服饰更加熟悉，妆奁、女红等也是女性作者更为熟知的内容。因此，当借助这些意向咏花时，女性运用起来会更加自如、多样化，这均是源自女性诗人的特殊审美视角。依仗以上种种优势，王素襟营造出了一个服饰、妆奁、女红流光生辉的艺术世界。显然，女性诗人更长于“语言的锤炼，尤其是具有表象能力的语词的选择。她们不仅描绘出生动丰盈的物象，还显现出细腻充沛的情感[7]”。

2 集名、别号、道教典故及月等宗教审美意象

《名花百咏》中还涉及一些宗教意象。在作者所处的时代，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俨然已经成为每个文人士大夫的思想组成部分，王素襟也不能免俗外。整体看来，作者受道教思想影响更深。她与其夫高云合著的诗文集名为《云笈山房合集》，“云笈”就是道教藏书所用之书箱;此外，作者别号为“莲光居士”，这也应为修道之名号，是道家居士而非佛家居士[8]。因此，在宗教意象上，作者更偏于选择道教意象。例如，作者两次用到《庄子》中出现的，被后世道教津津乐道的“藐姑射山之神人”的形象，分别是“姑射神仙侣，全身入画图”（《梨花》）、“绰约邈姑射，娇娆阴丽华”（《罂粟》）。

这一形象出自《庄子·逍遥游》，原文为：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9]。

比起其他道家、道教人物形象，藐姑射山之神人有着高洁净美的外貌风姿，成玄英疏云：“冰雪取其洁净，绰约喻其柔和。”作者借这一形象形容花之洁净柔美。《名花百咏》中两用此典，既可见其形象对作者审美情趣的浸染之深，又可见作者对道家经典文本之熟习。

当然，读《庄子》者未必倾向道教，因此本文再从《名花百咏》所用的其他道教典故意象加以探讨。如“罗浮玉蝴蝶，来自葛仙家”（《红梅花》）中，罗浮山为道教十大洞天之“第七洞天”，七十二福地之“第三十四福地”，见于道教典籍《云笈七签》[10];葛仙则指汉末道士葛玄，其事迹见于葛洪《抱朴子》[11]。作者以道教典故意象写红梅花，无疑是有意为之。再如“朦胧迷绛帐，狡狯变丹砂”“何处石门路，仙人别有家”（《石榴花》）、“香凝檀炷火，秋染道家衣”（《蜀葵》）等，都带着浓郁的道教风味。

《名花百咏》写花，并非单纯描摹花本身，而是将花置于日月风雨阴晴晦明的自然环境之中，以造境的方式，写花的神韵之美，又赋予花以人之情味，写它们在特定环境中的情态。其中，作者最为偏爱的是月下之境。《名花百咏》全部诗篇中，以月光、月色、月意写花的，共有19处之多，远远超过其他自然环境物象。

在传统文化中，日属阳，月属阴，道家提倡“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也就是说做事要阴柔而不阴谋、顺势而不强势，月有柔顺之德;且月阴晴圆缺，周而复始往返，其反复之性，正是道家“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写照。由此可见，月是道教核心的文化符号意象。

作者以月写花的手法和呈现出的艺术效果，主要有4种。第一，以和月相关的神话传说赋予所写之花超凡脱俗的韵味，使其不再是单纯的尘世之花，而更加绝尘脱俗。如“种非天竺树，名借玉蟾宫。”（《月桂花》）、“群玉山头见，瑶台月下看”（《白牡丹》）等。其中“群玉”一联虽化用了李白诗句，但意境和情调却截然不同。第二，月光空明净，作者借之营造空明高洁的情境之美，使所咏之花愈显高洁。如“深殿月光入，高龛露气闻”（《楠花》）等。第三，皓月清辉，有“表里俱澄澈”高洁之感，作者借此映衬花的品格，主要用于自古便被赋予高人逸士品格的花，如梅、菊等。如“月应分皓魄，雪亦逊清颜”（《绿萼梅》）、“山对一篱月，人归三径松”（《菊》）等。第四，月夜清寂，月魄孤寒，月下之花往往也带着凄凉哀伤的色调。作者既是在描绘此情境下的花，更是以人格化的方式赋予了花感伤、幽怨之情。如“香梦惊残月，芳魂怨落晖”（《杜鹃花》）等。除以上4种效果之外，与月相关的其他佳句如“最爱菱歌晚，双双棹月明”（《莲》）、“可解云和曲，留吹月照扉”（《蜀葵》）等也都各具韵味，以月写花，花月交映，更增意境美感。

除道教意象外，《名花百詠》中也使用了一些佛教意象，如“西方堪作供，仿佛碧台攀”（《西番莲》）、“菊常开佛顶，种别号僧鞋。”（《僧鞋菊》）等。这些佛教意象，都出现在与佛教有密切关联的花中。它们或是形状与佛教物品相似，如僧鞋菊;或是因用途被打上了佛教的烙印，如西番莲。这些花长久以来一直与佛教关联，已经难以摆脱佛教色彩，故作者不得不联系佛落笔。反观前面提及的道教意象、典故，所吟咏之花和道教并非紧密相关，并未成为宗教符号或普遍的文化认同。吟咏这些花时作者将其与道教联系起来，是王素襟本人出自平素意趣的选择。另外，像“莲”这种佛教尤其是禅宗常用来借喻的花，作者在加以歌咏时，却没有一笔涉及佛禅，只在另一首咏“白莲”的诗中用了陶渊明和高僧慧远交往的典故——“当年陶靖节，曾入远公房”。此句中陶渊明形象显然更为突出，而陶渊明的思想无疑更接近道教而非佛教。综上可知，王素襟有一定的道教倾向，而对于佛禅，则不甚入心。

宗教典故、意象尤其是道教典故、意象的引入，为《名花百咏》中的相关诗作增添了几分出尘的仙境之美以及道教修行的意境，这一点也是《名花百咏》作为吟咏花卉的诗篇，与其他同类作品不同的审美特质之一。

3 结语

《名花百咏》作者王素襟既有善于状物摹情的高妙诗笔，又具有女诗人特有的观物视角和情怀，这使得她善于以女性视角、心态去观物、绘情，体现在《名花百咏》的意象选取和意境营造中，便体现为诗中琳琅满目的女性服饰、妆奁和女红意象，其细致性和多样化为男性诗人所不曾道。同时，道教思想的熏陶又使她笔下的咏花诗常见道教风味，无论是在选取了道教典故、意象的诗篇中，还是在其他带着出世、离尘的情韵的篇章里，均可见出这一点。此外，作者还尤其喜欢以月光、月色之境写花，赋予其或朦胧、或清寒、或高洁、或感伤的情境，这一点或许也和作者品读道书、修行道教有关。以上几点，共同构成了《名花百咏》独特的创作特色及审美意蕴。

参考文献：

[1] 胡晓明，彭国忠.江南女性别集四编上册[M].安徽：黄山书社出版社，2011：479-522.

[2] 凌欣怡.论中国女性受教育的权利[J].汉字文化，2019（16）：167.

[3]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186.

[4] 赵阳.美国电影《毒液》中女性边缘化塑造及文化反思[J].戏剧之家，2019（36）：66-67.

[5]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3.

[6] 侯婷.服饰变迁下现代女性审美观念探究[J].大众文艺，2019（08）：218.

[7] 赵阳.清代扬州女性文学社团“曲江亭诗社”考论[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20（02）：57.

[8] 江庆柏.清人别集作者生卒年考订[J].国学钩沉，2001（5）：128.

[9] 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28.

[10] 张君房.云笈七签[M].北京：中华书局，2003：27.

[11]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1.

作者简介：赵雪（2000—），女，贵州赤水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指导老师：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