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克·哈特曼-伍尔夫 连雨辰/编译

曼弗雷德·拉姆感觉自己的人生就像在游乐场坐转盘，他长年都在悠闲转圈，直到一股巨大的力量将他甩了出去，只将他的伴侣一人留下。因此离婚两次的拉姆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如今，拉姆意识到自己的亲密关系问题源自童年，那时父母总是告诉幼小的他“你没什么特别的”。他们对他表现得十分冷漠和轻视，很难无条件地接受他或充满爱意地关怀他。

痛苦的压力让步入中年的拉姆开始审视自己的精神生活。他阅读书籍，咨询教练，询问朋友，开始反思，长时间被他压抑的记忆逐渐浮上水面。他的父母都是工人。他小的时候，父亲没有时间陪他，母亲也在他出生后不久就重回工厂工作了。他总是很乖、很勤奋，却很少得到认可。这个备受忽视的孩子长大后成了一名拼命努力的企业家，但光鲜亮丽的职场生活也无法给他带来持久的满足感，他所达成的一切成就都无法填补他灵魂深处的情感空洞。

后来，拉姆开始接受心理治疗，主动区分“内在小孩”和理智的“内在成年人”，前者象征一切储存在我们记忆中的童年感受、经验和事件。通过审视童年经历，拉姆理解并逐渐改变了亲密关系模式。他感受到了内心深处的信念，成立了一家公益基金会，建起一栋可多代居住的房子，成为演说家和教练，传播“在友爱互助中共同生活”的理念。拉姆说：“我成功摆脱了童年给我设置的限制。”

内在小孩

专家表示，“内在小孩”代表了我们的本质，会对成年后的我们能否正常生活、胜任工作、建立关系和感到满足产生影响。如果我们总是卷入冲突，不断爱上不合适的人，无法实现自己设定的任何目标，就很有必要审视一下自己的童年。通过给过去一个具体的形象，我们可以更好地认知它，借助成年人的理智理解那个情緒化、幼稚的自己，进而修正我们的精神编码。

那么，这种“内在小孩”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简单来说，人是生理因素、童年影响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的“硬件”在出生的那一刻便确定了。基因带给摇篮中的我们一系列个性特征，比如智商、脾性、责任心、诚实程度或人际容忍度。我们的“软件”则由生活书写，作者是父母或其他亲密关系者。如果父母能关心孩子，与孩子共情，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孩子们就会认为“我值得被人关心”，内心就有原始的信任感，这是其他所有信任关系的基础。如果在孩子生命前六年的脆弱阶段，这一点出了问题，就会出现负面影响。

理想状态下，父母不仅应该成为孩子可以信任的依赖，还要懂得放手，陪伴他们一步一步走向独立。如果能达成家庭归属感和独立意识之间的平衡，就能形成健康的自我价值感，它会成为孩子未来人生道路上宝贵的装备。

与此同时，孩子们还会感受到监护人的目光，由此形成他们的很大一部分自我认知。如果父母接受他们的孩子，哪怕他们和自己的理想有差距，这个孩子也会长成一个阳光的“内在小孩”。当孩子被拒绝，明显无法达成父母的愿望或期待时，黑暗的“内在小孩”就会诞生。比如，如果父母表现出对孩子成绩的不满，孩子可能就会认为“我不符合要求”;如果一个孩子让喜静的父母感到头疼，他就会觉得活泼是错误的。

除了自我形象，儿童和青少年对世界运转规律的设想也会受到父母影响。我们从父母安排生活的方式以及与他人的交往方式中得出结论。如果父母辛勤工作，我们就会认为，只有努力的人才能受到尊敬。如果父母比较谨慎胆小，担心安全，我们也会认为最好不要冒险。如果父母做很多福利工作，不愿太过自私，我们也会变得富有同情心，慷慨无私。所有这些经验都被我们视为不可推翻的真理，形成了我们的精神编码，即使并没有人将它们说出口。

成年后修正精神编码

30岁时，梅拉尼·格尔在一家汽车制造商领导市场部，有威望、收入高。为这样的一份成就，她甘愿付出代价：每周工作70小时，随时待命，不断出差，几乎毫无空闲。

这个年轻的女人越来越经常出现严重的偏头痛和心率过速。晚上，她躺在床上，一夜无眠。身体和精神都发出信号，告诉她承受不住了，但都被她忽略了。在一次出差回程途中，驾车的格尔突然在高速公路的紧急车道失去了意识，四肢麻木，无法回到家的恐惧让她全身颤抖。

医生给她的诊断是“职业倦怠”，让她去治疗变态心理学疾病的诊所。数周来，她一直在思考：“如果不能在工作上证明自己，我还是谁？”

“内在小孩”象征一切储存在我们记忆中的童年感受、经验和事件。

格尔接受了艺术治疗。通过画画，她和自己的内心世界建立起了联系。她理解了，为何她在生活中不得不夸张地努力。她来自一个为运动疯狂的家庭，三岁时就第一次站上了滑雪板，五岁时第一次参加了滑雪比赛。后来，格尔上了竞技体育精英学校。职业运动的梦想在青少年时期破碎了，留下的是经年累月训练出来的钢铁纪律。格尔说，从事竞技体育的人会被反复灌输“极限就是被用来超越的”。

治疗结束后，格尔开始了新生活，她搬回老家，接受了成为图像设计师的培训，开了一家小小的图像设计代理处。她说她一直都很有创造力，只是从没想过要以此为职业，而且以前她认为“一切容易做到的，都没有价值”。

如今，格尔过着极简主义的生活，将自己和丈夫的所有物和消费限制在必须范围内。她开始去附近爬山，和朋友见面，而不是24小时不停地工作。她说：“自从我不再在意别人的目光，就很少有工作压力了。我找到了内心的宁静。”

精神分析师茱莉亚·托木沙特有约20年从业经验。她的一位女客户在职场和私生活中都很自卑，渴望变得自信。在这位客户讲述自己的童年后，托木沙特得知客户的父亲重男轻女，更喜欢儿子，从不重视她。那时候，小女孩认为自己不聪明、无价值——一个内在的阴影小孩。

托木沙特展示了客户的优点，在她的观念中播下怀疑的种子，证明她可能非常聪明，而且鼓励她试着讲出观点完全相反的句子。即使说出“我很聪明”之类的话会让人感觉奇怪，但慢慢地这些话就可以替代原有的负面观念。托木沙特引导客户和“内在小孩”保持联系，比如看看当年的照片。新联系的建立不会一蹴而就，但效用持久。

总是无法实现自己设定目标的人，也需要想想自己的童年经历。马上要迎来一场重要的考试了，所有大学生都在埋头苦读，只有一个在考试前一天参加派对狂欢。这名学生最后没通过考试。对于这名学生的行为，心身医学科医生米夏埃拉·木西格分析道：考试失利，无法达到要求、无法赶上同学成绩的恐惧，威胁着我们的自我价值感，所以我们为自己设置了可以在失败时保护我们、避免承受痛苦的障碍。这名学生可以说，如果我没有去派对，就肯定能通过考试。这种行为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封锁自己，破坏自己设定的目标。”

我们可以解放自我，摆脱过去经历的束缚。

大学生、运动员和成瘾者自我破坏行为的损害效果已经得到了科学论证。米西格认为，这种破坏性行为背后大多隐藏着某种内心冲突。我们希望得到不被允许得到的东西，即使它和我们的自我认知、生活理念或价值观相悖。比如一个女人很想独立，想自己开公司，定了很多目标，却一再找借口拖延，实际上是因为她有很高的安全需求、物质要求和很强的生存恐惧，而这和几十年前她祖父的破产有关。

尽管我们的童年并非全是绝美的田园风光，但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纯粹放松和快乐的时刻。当我们探索森林，在蹦床上跳跃，笑着、唱着时出现的那些感觉，植根于我们身体记忆的深处。当我们重做这些事时，内心会重新散发光芒，我们的“阳光小孩”也会获得自由。

[编译自德国《焦点》]

编辑：周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