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梅， 梁嘉琦， 叶小卫， 林韬杰， 黄照

1.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东 广州 510405；2.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广东 广州 510405；3.华南理工大学，广东 广州 510641

全国肿瘤登记中心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新发恶性肿瘤392.9万例，肿瘤累积发病率已达到21.58%，累积死亡率为12%[1]。换而言之，我国平均每天超过1万人被确诊为癌症，肿瘤医疗服务市场面临巨大压力。恶性肿瘤的预防与治疗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公共卫生机构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肿瘤防治事业的发展有赖于精通肿瘤医学的专业人才队伍。《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0》显示，截止至2019年，中国共有肿瘤专科医院150家、98 401名肿瘤专科医疗机构卫生人员，其中仅24 789名执业医师[2]，肿瘤专科医生与服务市场的“供需矛盾”突出。

肿瘤学教育是医学教育的重要分支，承担着培养肿瘤学专业医学卫生人才的重任，与防治肿瘤的人民卫生健康事业息息相关。而我国医学教育机构在专科生和本科生的培养阶段并没有肿瘤学专业，仅在少部分单位作为选修课存在于本科教学的一个较短的阶段之中[3]，甚至散落于内、外、妇、儿的教学课程内。目前肿瘤学教育的整体研究远不够深入，对于我国肿瘤学教育研究热点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格局变化的演进探讨基本空白。了解和把握肿瘤医学教育研究发展状况，对于我国肿瘤医学教育的推进和肿瘤防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使用CiteSpace软件对2010～2020年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收录的肿瘤医学教育研究领域文献的发文数量、研究机构、研究方向、作者以及高频词汇等进行统计分析，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展示我国肿瘤医学教育研究发展脉络与研究热点，为我国肿瘤医学教育研究发展和学科建设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

1.2 研究工具

CiteSpace软件(5.7.R2版本）。

1.3 检索步骤

1.3.1 检索文献

检索条件：主题词=“肿瘤”OR“肿瘤学”OR“临床肿瘤学”AND主题=“教育”OR“教学”OR“学科教育”NOT主题=“健康教育”OR“患者”OR“病人”OR“居民”OR“群众”，在来源类别中勾选中文学术期刊。检索时间为201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9日，数据最后更新日期为2020年12月9日。

1.3.2 文献筛选

纳入标准：①中文文献；②与国内肿瘤学教育主题相关的文献。排除标准：①与国内肿瘤学教育主题无关的文献；②重复发表的文献；③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会议通知、新闻、报纸、稿约、成果、图书；④作者、年份等信息不全的文献。本研究文献筛选流程见图1。

图1 文献筛选流程Figure 1 Literature screening process

1.4 软件参数设置

在研究关键词及其聚类分析时参数设定：Time Slicing中，时间范围勾选为：From 2010 JAN to 2020 DEC，Slice=1；Text Processing中，Term Source 中 勾 选 Title、 Abstract、 Author Keywords(DE）、Keywords Plus(ID）；Node Types：勾选Keyword； Links 中 ， Strength： Cosine， Scope：Within Slices；Selection Criteria：Top N中选50，gindex：k=25； Thresholds(c，cc，ccv）：(2， 2，20），(4，3，20），(3，3，20）；Purning：none；Visualization： 勾 选 Cluster View-Static、 Show Merged Network。在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及机构合作网络时，Node Types：分别勾选Author、Institution；其余参数设置同前。聚类分析选用LLR算法。可视化图谱形成后，通过观察关键词聚类时间轴分析研究热点的动态演变，通过各个年轮的色彩、厚度判断被引时间分布、聚类的热度[4]。

2 结果

2.1 文献检索

根据检索式及检索范围限定条件，获得国内肿瘤学教育相关内容的结果共2081个。进而，按照预先设定的纳入排除标准对材料进行筛选，通过人工分析题录得到1039篇文献，再将得到的文献数据导入CiteSpace(5.7.R2版本），通过CiteSpace(5.7.R2版本）内置的数据转换软件进一步转换数据格式及筛选合格数据，最终得到731篇符合主题并可有效参与生成可视化图谱的文献。

2.2 国内肿瘤学教育相关文献与时间的分析

2010-2020年国内肿瘤学教育研究文献发表年度趋势见图2。从图中可以看出，近十年来国内关于肿瘤学教育研究的总体发文量呈上升趋势，并在2013年和2019年分别形成小高峰，其中2013年总发文量达213篇，2019年发文量达273篇，十年来总体发文量呈上升趋势。

图2 2010-2020年国内肿瘤学教育研究文献发表年度趋势Figure 2 Annual trend of domestic oncology education research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20

2.3 热点分析

2.3.1 近十年我国肿瘤学教育研究热点关键词

在肿瘤学教育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中(见图3），N(节点数）=310，E(连接数）=947，Density(密度）=0.0198，说明肿瘤学教育领域的关键词有310个，关键词之间相互联系有947次。高频的关键词主要集中在肿瘤学教育的方法、教学内容和受教育对象上，如，在方法上，高频词主要为基于问题的教学法(Problem based learning，PBL）、案例教学法(Case Study Based Learning，CBL）、多学科综合治疗(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翻转课堂；在教学内容上，高频词主要集中在肿瘤内科、临床肿瘤学、循证医学、肿瘤放射治疗、中医肿瘤学、肿瘤外科、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指南；在受教育对象上，高频词主要为规范化培训、研究生教育、临床实习、医学生。此外，重视教学效果并建立起对教学效果客观化的评价标准、临床带教、临床见习等也是不可忽视的研究热点。高频关键词对应的排序、具体频次和中介中心性见表1。

表1 2010-2020年肿瘤学教育CNKI文献排名前20的关键词Table 1 Top 20 keywords of oncology education CNKI literature from 2010 to 2020

图3 2010-2020年肿瘤学教育CNKI文献高频（频次≥15）关键词共现图谱Figure 3 High frequency（frequency ≥ 15）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of oncology education CNKI literature from 2010 to 2020

2.3.2 近十年我国肿瘤学教育的研究方向

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反映出肿瘤学教育各领域的研究方向。聚类图谱结果见图4。关键词聚类可反映该领域的研究方向，本研究采用LLR算法对关键词聚类后共得到#1-#10共11个类别。一般而言，Q(模块聚类值）＞0.3意味着划分出的模块结构是显著的，S(聚类平均轮廓值）＞0.5聚类一般认为是合理的，S值在0.7时，聚类是高效率令人信服的。此聚类分析图谱Q=0.4088，S=0.7284，说明此次聚类结构合理。由关键词聚类图谱可见，由于Q值仅为0.4088，虽然聚类合理，但各模块重合的部分较多，各聚类模块界限不是很显著，说明在肿瘤学教育领域里，学者们关注的研究方向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具有较大相似性，显示出肿瘤学教育主流研究方向的互通性和交叉性较好，研究主题内容集中，联系紧密。由表2可知，11个聚类内容囊括4大方向：教育对象(#0规范化培训医师、#2临床见习、#6研究生、#9实习教学）、教学模式或方法(#3PBL教学模式、#10雨课堂、#5教学改革）、教学内容(#4肿瘤学、#7肿瘤放射治疗教学）、教学效果评价(#1教学效果、#8应用效果）。由此可知，我国肿瘤学教育主要囊括四大方向：即教育对象、教学模式或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效果评价。而“教育”、“教育培养体系”、“教学改革”几乎在每一聚类中都占有一席之地，说明国内学者研究目的集中在通过教学改革解决当前肿瘤学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力图形成更加完备的肿瘤学教育培养体系。

图4 2010-2020年肿瘤学教育CNKI文献关键词聚类图谱Figure 4 Clustering network of keywords in oncology education CNKI literature from 2010 to 2020

表2 2010-2020年肿瘤学教育CNKI文献关键词聚类表Table 2 Keywords clustering table of oncology education CNKI literature from 2010 to 2020

四大研究方向的聚类整合分析发现，肿瘤学教育研究已初成规模，涵盖教育对象、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效果评价等多个方面。如教育受众对象涉及规范化培训医师、住院医师、见习医师、本科生、研究生；教学模式包括以团队为基础的教学模式、三轨教学模式、导师制、主角式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丰富，包括CBL、PBL、跨学科协同教学、Seminar教学法、Sandwich教学法、双语教学、线上教学、三课整合、教学做一体化、MDT、思维导图、行动导向教学法、三联教学法等，并涉及互联网——云教学：MOOC理念、雨课堂、翻转课堂；教学内容包含中、西多个学科领域，如肿瘤放疗、中西医结合肿瘤学、肿瘤内科、肿瘤免疫、肿瘤心理学、中医诊疗、基础医学、介入治疗、人文素质、影像教学、精准医疗；教学效果评价包括临床思维能力、临床实践能力、操作技能直接观察评估、教学满意度、应用评价、教育质量评估、科研能力等。

2.3.3 近十年我国肿瘤学教育的时间热度

关键词突现分析(见图5）显示，从2010到2014年五年间，对于抗肿瘤中药的研究以及对开展抗肿瘤中药教育的教学模式探讨是新兴的研究热点。自2014-2017年，几乎每一年都有新的突现词出现，但大多数突现强度只维持在1年。如2014年教学方法关键词激增，表明在先前教育模式的提出后，如何开发和灵活运用多样的教学方法成为当时的研究热点；2015-2016年，转化医学呈现高突现强度，转化医学指将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成为实际患者提供的真正治疗手段，强调从实验室到病床旁的联接，这与肿瘤学诊疗过程联系密切，表明肿瘤学教育与临床专科发展息息相关[5]。突现热度大于1年的有3个关键词，分别是医患沟通、研究生教学、NCCN指南，提示我国目前肿瘤学教育对象侧重于临床医师及研究生，规范化临床治疗方案是重要的教学内容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有2个突现关键词从2018年至今仍维持着一定的突现强度，分别是微课和翻转课堂，尤其是微课的突现强度最高，显示肿瘤学教育领域正运用新兴的信息技术，革新传统的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以适应教育改革的信息化浪潮。

图5 2010-2020年肿瘤学教育CNKI文献突现关键词图谱Figure 5 Analysis on the emergence of keywords in oncology education CNKI literature from 2010 to 2020

2.4 合作分析

2.4.1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发文频次≥3的作者合作图谱见图6。在作者合作网络图谱中，N=177，E=258，Density=0.016 6，E值较高说明作者之间的团队合作较紧密。其中，在合作网络内部，作者发文频次≥4，且团队成员人数在5人以上的合作网络有6个，按作者发文频次降序排列依次是巩平团队、宫晨团队、袁振超团队、温珍平—雷建灵团队、马小斌—惠文涛团队、黄露露团队(见表3）。其中位列前3的巩平团队、宫晨团队及袁振超团队均来自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肿瘤或肿瘤相关科室，主要研究内容均涉及PBL教学，侧重MDT，并涉及新型教学模式——微课、Seminar教学法等。

表3 2010-2020年肿瘤学教育CNKI文献主要研究团队综合信息表Table 3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of main research teams in oncology education CNKI literature from 2010 to 2020

图6 2010-2020年肿瘤学教育CNKI文献高频作者（频次≥3）合作图谱Figure 6 Collaboration network of authors who published more than three literatures on oncology education in CNKI from 2010 to 2020

2.4.2 机构合作网络分析

高频机构合作图谱见图7。在机构合作图谱中，N=68，E=10，Density=0.004 4，由于E值和Density值均较低，说明机构之间的合作比较少，大多是以独立发文为主。机构合作主要集中在各地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发文频次前5的机构依次为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医院、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从机构分析图谱可看出，研究机构大多数为西医院校及其附属医院，中医研究机构较少。发文较多的中医研究机构分别是广州中医药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河南中医药大学、广西中医药大学。其中，广州中医药大学位列中医院校发文量之首，主要表现为该机构诸多附属部门的活跃，如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第二附属医院(广东省中医院）均有单独发文。但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或中西医结合肿瘤学，其发文机构网络中各机构的中介中心性均偏低，说明各发文机构的协作性很弱。这也反映出当前我国肿瘤学教育研究的学术交流较少、合作力度不够的现状，这可能造成未来肿瘤医学教育研究扩大影响力、寻求突破的瓶颈，今后有待进一步改善与提升。

图7 2010-2020年肿瘤学教育CNKI文献高频机构（频次≥3）合作图谱Figure 7 Collaboration network of institutes publishing more than three literatures on oncology education in CNKI from 2010 to 2020

3 讨论

2011年我国启动“21世纪中国医学教育改革理念创新项目”，项目组专家联合撰文，提出中国医学教育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呼吁重视医学教育研究工作，以促进我国医学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6]，从此，我国医学教育研究进入相对繁荣活跃的历史时期。近十年来，关于肿瘤学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聚焦于教学模式或方法的改革创新，涵盖中西医、内外科、放射等多学科教学内容，教学对象从本科直至继续教育阶段。本研究利用CiteSpace5.7.R2软件对近十年来的肿瘤学教育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图形呈现，得出以下结论与启示。

(1）多学科协作模式的渗透。肿瘤学教育工作者在早期阶段开始成规模探讨各类创新教学法如PBL、CBL、Seminar等。随着肿瘤分支学科在临床应用中的发展和完善，这些教学方法和模式被尝试应用于肿瘤亚学科的教育中去，如放射治疗、中医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转化医学等。进入21世纪，分子生物学和组学研究的突破性成果为肿瘤学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肿瘤学科的迅速发展刺激了放化疗、手术、靶向、免疫、中医药等各种治疗手段对于综合治疗、规范化方案、临床指南的迫切需求。较之其它医学门类，肿瘤学融合内、外、放射影像等多学科交叉的特点更为突出[7]，多学科协作(MDT）已被国内外公认为肿瘤治疗的最佳模式[8]。MDT模式结合PBL、CBL、Seminar等新创新教学法，渗透于肿瘤学临床实习及继续教育阶段，可以系统化、层次化地将肿瘤内、外科、CT、MRI、放射科、放疗核医学科以及病理科等多学科中有关肿瘤学的知识进行重新整合，是串接医学生的“碎片化”知识，培养具有循证思维肿瘤医学人才的重要路径。无论是PBL、CBL、Seminar、Sandwich教学法还是教学做一体、三课整合，基于循证理念的诊疗指南或是中医名师传承教育都体现了以学为主，以患者为中心的肿瘤多学科协作核心内容。

(2）“云教育”的兴起。云教育是指互联网技术平台的开发及其在教育培训领域的应用。“云教育”打破了传统的教育信息化边界，推出了全新的教育信息化概念，集教学、管理、学习、分享、互动交流于一体。让教育部门、学校、教师、学生等不同身份的人群，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根据权限去完成不同的工作。基于我国肿瘤学教育现状，大多数医学院校中，在本科教育阶段并没有将肿瘤学课程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进行系统的授课[9]，造成本科生在毕业时对肿瘤学的整体认知来源于对其他多个学科知识的拼凑，例如，免疫学、病理学、药理学、流行病学、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等，无法对同一种肿瘤疾病从流行病学特征到基础发病机制再到临床诊治规范形成系统化的整体认知，使得刚入学的肿瘤学研究生和面临大量肿瘤患者的住院医师在时间和精力上表现得“力不从心”。由于“云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使教育资源的利用最大化，为具备学习兴趣和主动性的优秀学生提供从学习过程到效果评价的平台，也因此吸引了肿瘤学教育工作者的目光。值得关注的是，发生在近期一些频次不高但仍具有一定中介中心性的关键词，如3D打印模型、三维重建、微信、线上教学、雨课堂、翻转课堂、MOOC等等。当我国教师还在为学生讲解肿瘤学的基础知识时，MD Anderson等著名肿瘤中心的教授已经开始向学生传授如何应用各种数据库，建立肿瘤大数据平台，运用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用于肿瘤的疾病预防、诊断、治疗以及药物研发[10]。可以预见，随着肿瘤学的发展，挑战既有教学方法或模式，不断纳入或开发新的信息化教学平台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将成为未来的肿瘤学教育研究热点。

(3）突出临床转化优势。在全球肿瘤治疗领域，以分子生物学引领的基础成果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迅速地进行临床转化，从而取得突破性疗效。如应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pidermalGrowth FactorReceptor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EGFR-TKIs）治疗EGFR突变非小细胞肺癌；应用利妥昔单抗治疗CD20阳性淋巴瘤以及CAR-T疗法和PD-L1疗法联合开展肿瘤免疫治疗等。肿瘤学临床发展趋势与学科教育改革导向关系密切[11]。从机构发文量来看，高产作者和团队均来自与医学院校附属医院的临床专科，提示未来肿瘤学授课教师的角色必将由来自各个亚学科领域的专家扮演，肿瘤学教师不仅需要拥有牢固的基础理论知识，更要掌握相关领域的最新动态，还需善于运用创新的信息化教学方法，在教学实践中强调肿瘤学的系统性、关联性及开放性，突出临床转化优势，使学生不仅掌握基础理论，并学会应用获取知识的工具，更逐步具备提出和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

自古以来，我国中医药学对肿瘤就有大量的记载和描述。时至今日，中医药在现代肿瘤治疗中仍然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12]，各大中医院校也对肿瘤学教育进行了具备中医学科特色的改革方案尝试。发文机构知识图谱分析显示，综合影响力较大的两所中医院校分别是广州中医药大学和天津中医药大学。如广州中医药大学早期开展中医肿瘤学的本科教学，在本科后期阶段设立肿瘤方向班，提出开展运用教学组合法模式[13]、名师传承教育模式等[14]；天津中医药大学分析高年级医学生学情，认为肿瘤学内容应在本科阶段成为必修课程[15]，同时提出了多云化教学模式，倡导教学做一体化，开展中医或中西医结合肿瘤学教育[16]。

应该看到的是，较之其它医学教育研究，肿瘤学教育研究仍然存在诸多有待改善和提升环节。如关键词的突显强度持续时间较短，说明研究方向的深度与持续性不足，研究团队可能尚未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人才梯队。文献分析发现，肿瘤学教育研究多为独立研究，跨机构的各团队之间基本无合作。对于学习效果评价的研究开展较少，肿瘤学线上课程资源仍较为缺乏，中医肿瘤学教育相对薄弱，高质量的定量研究不足等。

进入“十四五”历史时期，我国肿瘤学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在某些领域甚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肿瘤防治事业的队伍日益壮大，然而，与此同时，肿瘤学教育研究及相应的教育学科建设无论从人才素质到项目经费匹配都远远滞后于临床医疗发展。新时代激烈的全球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国肿瘤学教育承担着肿瘤专业人才培养的重任，急需基于肿瘤学医疗实践的特点，将多学科协作模式渗透于新型教学法，在“知识爆炸”环境中开拓“云教育”的互利资源，吸引各亚专科领域的专业人才投身教育，突出临床转化优势，吸取人类教育、心理、人文的最新成果，以更为包容、开放的姿态进行跨学科、跨机构、跨地域的广泛合作，从而提升肿瘤教育学的整体研究水平，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输送高质量的肿瘤专业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