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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同发展研究

2021-06-05余明明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 2021年2期
关键词:安徽省耦合旅游

李 慧,余明明

(合肥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9)

0 引 言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对解决新时期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等问题指明了方向,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关于具体实施路径的探讨.其中,乡村旅游因其综合性、产业联动性强,且具有生产、生活、生态、社会、文化多元功能,与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和总目标高度一致,因此,将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的主抓手和着眼点,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1-3]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侧重于从顶层设计角度为乡村的发展指明方向;而乡村旅游侧重于微观政策及实施,实践发展中可以将二者有效衔接起来.乡村旅游的发展为乡村的全面振兴补齐短板、打下坚实基础;乡村振兴也将为乡村旅游的提质增效提供保障,乡村振兴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深化、保障和终极目标.关于二者关联性的研究也不断深入.银元等(2018)、程瑞芳等(2019)分别根据“驱动力D—状态R—响应S”模型,构建和解析了乡村旅游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作用机理和路径选择.[4][5]宋慧娟等(2018)梳理出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发展的内在逻辑,并提出多元化、主体化、本土化、生态化、社区化的五化发展路径.[6]但总体而言,研究方法上以定性研究和单向研究为主,定量研究和双向研究有限.

耦合协同发展是指系统或要素之间在配合得当、 互惠互利基础上由简单到复杂、 由无序到有序、由低级协调优化到高级和谐共生的总体演化过程,[7]是定量研究系统之间双向影响的有效工具,也是目前学术界研究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关联性的新尝试.课题组以“乡村振兴”、“乡村旅游、“耦合”为并列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检索,截至2020年5月1日,仅有文献14篇,且日期较新.如马小琴(2019)、聂学东(2019)、庞艳华(2019)、李志龙(2019)、董文静等(2020)基于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分别对山西、河北、河南、湖南凤凰县、山东的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同度进行了测算和分析.[8-12]在以上基础上,文章通过构建安徽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系统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和分析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对安徽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协同发展提出建议.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安徽省位于中国中东部,总面积13.96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1.45%.地处暖温带与亚热带过渡地区,气候温润、四季分明,长江和淮河横贯全境,把全省分成南北三个自然区域,地理地貌融合中国南北差异,淮河以北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淮河以南为亚热带温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在14-17℃之间,平均日照1800-2500小时,平均降水量800-1800毫米.

安徽省是一个农业大省,也是旅游资源大省,有着发展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的良好条件及迫切性.截止2018年底,全省人口总数共7083万人,其中乡村人口数为5379.66万人.同时,据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测算,2019年全省乡村旅游接待突破3亿人次.全省共有优秀旅游乡镇260个,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333个、乡村旅游示范村496个、170多个A级旅游村、星级农家乐2344个、特色民宿3266家、乡村旅游带动脱贫人口31.7万人.此外,巢湖市三瓜公社、砀山县良梨村、凤阳小岗村等12个乡村旅游重点村进入国家首批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数量位居全国第三.

1.2 数据来源

课题组通过《中国统计年鉴》(2015-2019年)、《安徽统计年鉴》(2015-2019年)、《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5-2019年),以及通过向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和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咨询获取了相关指标2014至2018五年的数据.

2 研究方法

耦合度用来描述系统或要素彼此相互影响的程度.协调度用来描述系统或要素之间持续发展、和谐共生的程度.本文通过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度、耦合协调度等来测算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个系统耦合协调的类型、程度及动态变化过程,从而为探讨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良性耦合、协同推进的发展路径.

2.1 指标体系的构建与综合评价模型

首先,鉴于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之间复杂非线性的耦合关系,构建如下综合指标评价体系:(1)一级指标的确立,以乡村振兴的核心内容和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乡村振兴子系统的一级指标;同时,以基础条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作为乡村旅游子系统的一级指标.(2)二级指标的遴选,依据代表性、科学性、系统性、数据可得性的原则,参照《美丽乡村建设指南》(GB/T32000-2015)、《美丽乡村建设评价》(GB/T37072-2018)等国家标准和《乡村旅游服务质量要求与评定》(DB34/T 26613.1-2016)等安徽省地方标准,以及已有的评价指标体系选择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带动农户数、营业收入等11项乡村振兴子系统和8项乡村旅游子系统的二级指标.

其次,建立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相应的综合发展水平的评价函数F(x)和G(y).

为了指标间的可比性,消除指标的数量级差异的影响,首先利用离差标准化的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预处理(含非负化处理),Xi、Yi为预处理后的指标值,xi、yi为原始指标值,xmin、ymin为历年最小值,xmax、ymax为历年最大值.公式如下:

ai、bi分别为相应指标的权重,该权重在专家咨询的基础上,采用相对较客观的熵值赋权法确定,具体计算步骤为:

设xij表示样本i在第j个指标的数值(yij同理).

(1)对指标的非负化处理

(2)对指标作比重变换

(3)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

(4)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度 aj=1- hj

最后,构建出的“安徽省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

表1 安徽省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2.2 耦合协调度测度模型

根据物理学容量耦合系数模型,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基础,[13]构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评价模型为:

公式4中,C表示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度,f(x)、g(x)分别表示两个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协调度C能反映出两子系统间相互作用的强弱,但不能解释两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因此,利用目前最常用的离差最小化原理构造耦合协调度模型,如下:

T=α·F(x)+β·G(y) (6)

公式5中,D表示两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度,T表示两个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α、β为待定系数,且α+β=1,对于两个子系统,通常α=β=0.5.D的取值范围为[0,1],且根据D值的变化,将系统协调度进行等级划分,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调度等级划分如下:

3 安徽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耦合协同发展分析

3.1 安徽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发展水平分析

首先,根据公式1、2计算出2014-2018年五年的安徽省乡村振兴系统和乡村旅游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数F(x)和G(y),在此基础上根据公式4、6和5逐步计算出二者的耦合协调度D,并根据表2对其进行等级划分,得到表3和图1,如下所示.

表2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表3 2014-2018年安徽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度评价

图1 安徽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

由表3和图1可见,2014至2018年安徽省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除在2017年有所下降外,总体上处于平稳发展水平,分值保持在0.45至0.52之间.自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安徽省结合本省实际,编制了安徽省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安徽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等,并在实践中积极摸索,扎实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创造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脱贫攻坚深度融合的“金寨样板”等,乡村振兴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2018年第一产业生产总值2638.01亿元,占总生产总值8.79%.全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416元,比上年增长10.1%;农村常住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2.7%,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

再看乡村旅游综合发展水平,2014至2018年间除个别年份(2015年略有回落)外,一直处于快速提升状态.近年来安徽省通过启动“百景提升”行动(乡村旅游景区占比超过70%)、强化精品线路、给予资金奖补等政策支持,实施“四级联建”3231工程等一系列助推乡村旅游发展的举措,乡村旅游质量水平不断提升.

3.2 安徽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耦合协调度分析需要调整位置

从表3可见,除2015年外,安徽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度稳步提升.另外,通过二者综合发展水平指数的比较,可见2014至2016年,二者的关系属于乡村旅游滞后型,2017至2018年,属于乡村振兴滞后型.

一方面,从乡村旅游发展的角度看,近几年安徽省促进乡村旅游的相关政策全力推动,安徽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乡村旅游发展,先后出台了《关于将旅游业培育成为重要支柱产业的意见》(皖发〔2017〕9号)、《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全城旅游发展加快旅游强省建设的实施意见》(皖政〔2019〕41号)、《关于乡村旅游扶贫工程的实施意见》、《关于支持利用空闲农房发展乡村旅游的意见》等,安徽省旅游系统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深入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和乡村旅游扶贫工程,加大产品开发、市场开发、人才开发力度,再加上旅游市场对“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旅游需求空前高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指数报告》(2017年)统计:2012-2016年中国乡村旅游游客接待人次和营业收入年均增速分别达32.0%和26.2%.预计到2020年,全国乡村旅游年接待游客将超40亿人次,实现总收入2.3万亿元.另一方面,从乡村振兴的角度,相关政策和措施起步相对较晚,而且乡村振兴的目标更宏伟、内涵更丰富、覆盖面更广、要求更高,其综合发展水平指标值的提升任重道远.

因此,要继续加强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更要找到目前乡村振兴的短板,尤其是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共同的短板并加以完善,实现二者更好的共赢和更高程度的良性耦合.根据乡村振兴的目标,结合安徽省的实际情况,对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的共同短板做如下探讨:

(1)乡村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是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的重要根基和依托,但同时也是二者协同推进的难点和重点之一.随着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浪潮带来的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乡村传统文化正日益衰落和遗失,乡村文化景观日益消减、形式低俗、主体空心、传承艰难.结合目前农村土地制度调整及安徽省很多乡村良好的资源优势和市场空间,可以积极寻找和利用共享农庄、乡村民宿、[14]乡村节事活动、乡村文创产品等乡村新业态作为乡村文化传承的有形载体.

(2)乡村人才的匮乏,可以依托“互联网+”技术和政策引导,构筑多元化的人才输入模式,协同推进乡村人才振兴.一方面,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并从建立制度落手,在经费支持、措施配套、责任落实等方面构建起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制机制;另一方面,鼓励和动员全社会力量投入乡村振兴,打造一支多元化的人才力量.如拓宽农民工、大学生等返乡创业的机会和机制,尤其是大学生乡村创业,不仅是另辟蹊径,帮助大学生就业,也是解决农村人才问题的重要途径;利用各种社交媒体及自媒体的特点,创造“异地乡村创业”或助推乡村发展的机会.

(3)乡村智慧化信息化程度偏低,目前安徽省绝大多数乡村没有自己的官网、微信公众号、APP等,信息严重不对称,在“互联网+”和全域旅游的新时代环境下,可运用互联网思维和技术整合资源.如采用互联网智慧营销模式,打造安徽省乡村宣传平台,把乡村具有吸引力的要素,如民风民俗、特色手工艺品、农产品等,通过网络终端、移动客户端等多种渠道宣传出去;利用互联网整合全省乡村资源,创新和完善乡村产品和服务,打造全省乡村中心呼叫系统,为游客提供一站式信息咨询服务,利用智能识别和信息传感技术,为游客提供智能导航、导购等服务.

(4)乡村经营模式普遍单一,以“小农模式”为主,组织化程度不高.对此,积极引入大企业、大集团进入乡村,探究政府主导、政府+公司+农村旅游协会、公司+社区+农户、公司+农户、股份制、乡村集资、农户个体、众筹等各种经营模式的适宜性.积极探索、推广南陵县霭里村(景区带村模式)、霍山县陡沙河温泉小镇(“能人带户”模式)、岳西县黄尾镇(“合作社+农户”模式)、休宁县祖源村(“企业+农户”模式)等新做法、新路径.

(5)乡村产业融合协同推进.产业融合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创新形式和必然趋势,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但目前安徽省很多乡村旅游地存在内部旅游产业链不完整,缺少融合发展的基础条件;外部被动融合、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等问题,总体融合度不高.以省会合肥着力打造的乡村旅游产业集聚区——环巢湖乡村旅游圈为例,圈内中垾镇作为“锚链产业集群地”、槐林镇作为“中国渔网之乡”,具备“乡村旅游+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基础,同大镇作为“安徽省汽配产业集群专业镇”,具有“乡村旅游+汽车工业”融合的基础;黄麓镇因大学城的进驻,也拥有了“乡村旅游+科教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环境,但目前都还处在自发摸索的初级阶段,被动融合、片面融合、融合度较低.对此,可立足并创新突破资源共享、市场共拓、技术渗透、功能附属等产业融合的一般路径,探讨乡村旅游产业融合的新模式、新路径,促进乡村旅游产业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从而带动整个乡村产业的发展,推进整体产业脱贫与优势、特色产业的振兴.

4 结果与讨论

通过以上基于综合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测度模型对安徽省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在服务的主体和发展的目标上高度契合,乡村振兴是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发展的基础,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二者具有耦合协同发展的良好基础.

(2)近两年(2017-2018)安徽省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乡村旅游后来者居上,说明乡村旅游的综合发展水平相对较好,对乡村振兴的助推作用较明显.

(3)近五年(2014-2018)安徽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度小幅波动、稳步提升,但尚未演化成耦合发展的良好协调阶段(最高值为2018年的0.7342,而良好协调阶段的指标值是0.80-0.89),说明二者的协同发展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下一步需要寻找和完善二者的共同短板,以促进二者的耦合协同发展,本文结合安徽省的实际情况,从乡村的文化传承、人才供给、信息化和经营模式等角度展开讨论.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囿于数据获取的限制,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有待完善,指标的选取需要进一步研究和优化;另外,由于时间跨度相对较小,不能描绘出安徽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的长期趋势,从而不能对未来二者发展做出较好的预测和判断.本文以期抛砖引玉,希望理论和实践中对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协同发展路径有更多的关注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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