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赏樱　温桥　❘　摄

上野大佛，亦称“合格大佛”温桥　❘　摄

★曾经，上野是明治政府为了否定江户幕府统治，并展示自身近代化意愿而倾力打造的一处舞台；后来，上野成了日本民众乃至有志于艺术创作的中国青年接触、了解西方艺术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场所。

在东京都美术馆当志愿者

2018年初春，我有幸参加东京都美术馆与东京艺术大学联合举办的一个志愿者项目“Tobira Project”，由此开启了我在东京为期三年的艺术学习与实践活动。该项目始于2012年，每年面向社会招收约40名18岁以上的志愿者，并以东京都美术馆为主要据点，通过策划、协助开展各式艺术活动来增进展览与参观者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提升志愿者团队的知识储备和协调能力，我们还需要定期参加东京都美术馆或东京艺术大学举办的各类学习讲座与研讨会。

在日语中，东京都美术馆的简称“东美”的发音为“Tobi”。因此，“Tobira”即意味着“东美人”。此外，日文里的“扉”恰巧也读作“Tobira”，所以，把志愿者称为“Tobira”也蕴含着“我们将在美术馆与参观者之间打开一扇崭新的交流之门”的寓意。

长期以来，东京都美术馆一直将“成为人们走进艺术世界的入口”作为自己的立馆使命。而志愿者的所有活动也都紧紧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譬如，在常规闭馆的星期一，东美会专门面向平时不方便坐着轮椅前来观展的残障人士、未曾来过美术馆的小学生或旅居时间尚浅的外国家庭推出包场参观活动。作为志愿者团队里“唯二”的一个中国人，我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在包场期间，为前来参观的中国同胞提供口译服务。

2018年夏天，东京都美术馆举办了为期两个多月的“便当展”。当时，我被派去陪同一个中国家庭共同观展。这是一个常见的中国三口之家。为了寻找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教育环境，父母毅然决定带着刚刚小学毕业的孩子来到异国他乡重新开始。我们从便当在日本饮食文化中的重要性聊起，又谈到日本小升初的现状，如何结交日本友人以及怎样融入当地社会。随着谈话的推进，一幅“中国人在东京”的家庭画卷便在我面前次第展开——疲于加班的父亲，不谙日文的母亲，没有玩伴的孩子，层层加码的新生活，憧憬与压力并肩而至。对他们而言，来到一座美术馆，参观一个并不是那么熟悉的主题展览，其目的不单是找寻一处触碰日本文化的入口，更是为了获得一个能够暂时逃离日常高压的出口。

在我看来，不只是东京都美术馆，其实它所在的整个上野公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一个让人得以摆脱琐碎日常、转身走进历史与艺术广阔天地的入口。此处汇集了东京国立博物馆、国立西洋美术馆、国立科学博物馆等知名文化设施，为大众呈现视听盛宴的文化会馆和东京艺术大学奏乐堂，以及能够看到大熊猫的日本最古老的动物园——上野动物园。

高僧天海、宽永寺与上野

位于东京都台东区的上野公园（全名：上野恩赐公园）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公园。因地处台地的缘故，此处又被称为“上野山”。每逢初春时节，赏樱客便会蜂拥而至，比肩继踵，一树树的春樱“望去确也象绯红的轻云”（鲁迅），园内处处洋溢着一派沸反盈天的春日好景象。然而，在约近400年前的江户宽永初年，上野还是一处人烟罕至的荒凉之所，更不用妄谈什么赏樱胜地了。那么，上野是如何演变成当下人们所熟识的这幅模样的呢？在此，不得不先提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天台宗僧侣天海。

天海曾侍奉德川家康、秀忠、家光三代将军，有“黑衣宰相”之名，并多次在政治、宗教及城建改革方面向幕府出言献策。自德川家康1603年在江户（现在的东京）建立幕府之后，整个江户城及周边地区才正式开启了大规模的改造工事。到了德川家光掌权之时，天海基于阴阳风水学理论，于1625年（宽永二年）在忍冈（如今上野公园一带的旧称）效仿京都的比叡山延历寺，创建了宽永寺以镇护江户城。待宽永寺落成之后，它便替代浅草寺，成了德川一脉新的替生者祈福的祈祷寺（后又发展成为亡者祈愿的菩提寺）。之后，伴随着一系列的增地扩建，宽永寺最终成了江户时期日本国内名副其实的第一大寺院。

在宽永寺建成之后，天海便开始对其周遭环境进行改头换面。当时，以京都为首的关西地区在建筑礼乐方面皆胜于江户。江户百姓即使对关西景物的美名略有耳闻，也鲜有可以目睹的机会。于是，天海便计划将山城（京都府）和近江（滋贺县）的部分美景“搬”至上野。1631年，天海自掏腰包，仿效京都清水寺在如今上野公园内的不忍池畔搭建清水观音堂，其本尊千手观音像便来自千里之外的清水寺。而不忍池中弁天岛（又称“中之岛”）上的弁财天像则是天海从近江琵琶湖的竹生岛上请来的。

此外，他还依照京都八坂祇园（现在的八坂神社）的模样，在现在的老牌法式餐厅“精养轩”附近建了祇园堂，并效仿京都东山的方广寺大佛，于精养轩前的小山上铸造了一尊大佛来祭祀在战国乱世中阵亡的将士。这尊大佛后来在数次地震、火灾与战乱之中不停地经历摧毁与重建。二战期间，根据日本政府颁布的《金属类回收令》的规定，佛身被强行上交给国家用以铸造兵器，而侥幸保留下来的佛头则在1972年被牢牢固定于上野公园的一面石壁之中，从此成了日本考生们心中“绝不落地（第）”的“合格大佛”。

除了上述的这些历史建筑之外，如今上野公园内满目的花草绿植的形成，也有天海不可磨灭的功劳。他将奈良吉野山的山樱树苗挪至此处，是第一个在上野种植樱花的人。此外，天海还在这里栽培了枫树、赤松、梅花、小叶山茶、红白莲花……上野也因此变身为“四季花常在”的江户名胜之地。时下，我们仍能通过被誉为日本“浮世绘三杰”之一的歌川广重的《名所江户百景》或松尾芭蕉、服部岚雪等人的俳句作品来一窥当年上野的那番美景盛事。

上野公园的诞生

到了1868年，江户幕府260余年的统治落下帷幕，明治政府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江户改名东京。是年，新政府军与旧幕府军之间爆发内战，史称“戊辰战争”。其间，德川幕府最后一任将军德川庆喜在鸟羽伏见之战中兵败之后仓皇东逃，退居上野宽永寺。五月，一支由德川幕府家臣组成的勤王小队（彰义队）与新政府军在上野展开对抗。为时不足一日的“上野战争”最终以新政府军的压倒性胜利而告终。不幸的是，宽永寺一带在这场战火中几乎被摧毁殆尽，不复往昔旧貌。

随后，文部省和兵部省（1872年，分设为陆军省和海军省）各自向当时的东京府（现在的东京都）提出上野的用地申请，前者想在此处设立医院和医科学校（如今的东京大学医学部），后者则计划建造士兵墓地和军队医院（后来的陆军医院）。对此，曾在长崎医学校任教的荷兰军医博杜恩（Dr.A.F.Bauduin）通过荷兰驻日公使向明治政府传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他认为，东京应该像西欧那些大城市一样，拥有可供市民休憩游玩的公园，而上野这块高地便十分适合用来造园。虽然医院建造计划因博杜恩的进言而暂时中止，但文部省和兵部省后来还是各自顺利取得了原先宽永寺大堂和住持居所的土地。

眼见着上野公园的规划即将化为泡影，所幸当时的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强势出面，扭转了局势。作为岩仓使节团副使，西游归来的大久保深感要想与欧美诸强并肩，日本需要推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其中就包括在尚无公园概念的日本打造属于自己的近代公园。而上野是原先宽永寺所在地，宽永寺又是六任幕府将军（家纲、纲吉、吉宗、家治、家齐、家定）的埋骨之所，是江户时代极具政治意义的一处地标。若能将此处改建成公园，便有助于明治政府向外国展示自己意欲实现近代化的坚定决心。

1873年，明治政府颁布《太政官通报十六号》，宣布地方政权可以把原来的名胜古迹所在地用来建造西式公园。通报甫出，东京府便即刻向大藏省提出申请，要将包括上野在内的五处场所（宽永寺、增上寺、浅草寺、富冈八幡宫、飞鸟山）定为公园用地。1874年，日本最高国家机构“太政官”命令文部省和陆军省归还业已入手的上野用地。对此，陆军省选择服从，而文部省则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于是，大久保利通率领的内务省也加入了这场上野争夺战。最终，原先宽永寺大堂和住持居所的土地都重归东京府所有。后来，因为受到财政不足的影响，东京府未能将上野公园改造成原定的西式庭院，而是仅仅在拆去了部分宽永寺的残留建筑之后便直接于1876年开园迎宾了。

上野公园与日本的近代化

对明治政府而言，上野公园是其向西方彰显自身即将跻身近代文明国家之列的绝佳场所。开园翌年，内务省便在此处主办了提倡增产兴业的首届“国内劝业博览会”。在同年内战的阴云笼罩之下，博览会入场参观人数竟高达四十余万人，足见当时日本上下对早日实现近代化的一致渴望。顺带一提，上野公园后来又承办了第二届（1881年）和第三届（1890年）国内劝业博览会。

除了兴办博览会之外，在上野建造西式博物馆和美术馆的计划亦开始提上日程。彼时，太政官中有一位名叫町田久成的官僚。他从英国留学归来之后，便想在日本打造类似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巴黎皇家植物园那样的公共文化娱乐设施。在陆军省和文部省归还上野用地后，町田便向当时掌管国有土地的内务省提出申请，希望将上野划归为博物馆用地。1882年，日本首家博物馆在上野开馆，町田成为第一任馆长。这家博物馆后来历经数次改名及关东大地震（1923年）的洗礼，最终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藏品总数全国居首的东京国立博物馆。

而到了昭和时期，上野公园内又相继出现了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设计的国立西洋美术馆、园内唯一一家民间美术馆上野之森美术馆、柯布西耶的弟子前川国男打造的东京都美术馆，以及上野最年轻的美术馆——东京艺术大学大学美术馆。这些博物馆和美术馆零星点缀于上野公园境内，共同编织出一派艺术文化的繁盛景象。

2019年，国立西洋美术馆为了庆祝开馆60周年，举办了“松方收藏品展”。众所周知，这家美术馆的成立完全得益于日本实业家松方幸次郎收藏的大量珍贵的西洋美术作品。或许正是冥冥之中的因缘巧合，我刚好负责那次展览语音导览文字稿的中译工作。在翻译过程中，有一则关于松方的小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被问及为何想要在日本建造一家西洋美术馆时，松方回答道：“日本画油画的有几千人，可大家却连正宗的油画范本都看不到，只是一味埋头苦画，然后拿去展出。那么，就让我来收集一些正宗的欧洲油画送到日本去给大家看看吧。”而在重金购入马奈的《自画像》之后，他又表示：“这是为了让我国人民可以理解西方人的心理活动，帮助我们在制造业和工业设计的众多方面融入西方的制作手法。因为艺术是人民灵魂的外在表现。”

在2018年年末，我跟队采访了日本艺术类最高学府东京艺术大学油画科一名四年级学生。这位学生还谈及了对未来的期许：“将来，我想旅居海外。我想知道身处异国他乡，再来看日本会是个什么样子。我也想了解，如果在发生战乱纷争的地区举办画展，将有什么制约条件，能够采取怎样的表现形式。开展这些思考，应该很有意思。”或许正是得益于诸如松方幸次郎等先行者的不懈努力，如今日本这些学习西洋美术的年轻人才可以在自己的国家轻而易举地欣赏到众多正宗的西洋美术作品，并且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去畅想那些对前人们而言遥不可及的艺术梦想。

在东京美术学校留学的中国学生

其实，透过“上野”这扇窗户来了解、亲近真实的西方艺术世界的人，不只限于日本文艺界的新人老匠，此外还有不少来自中国的青年学子。由于明治政府大力推行欧化政策导致日本传统美术（即日本画）形势日衰，为了复兴国粹艺术，位于上野公园境内的东京美术学校在1887年建校伊始，其“绘画科”只教授日本画。直到1896年，才增设了“西洋画科”（1933年，改名为“油画科”），以学科创始人黑田清辉为代表的一众教员基本上皆有留法经历。早在明治时代末期，便已有中国人进入该校的西洋画科研习西方文化艺术。

1905年，日后活跃于上海新剧舞台的黄辅周入读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后中退），成为该校自创立以来接收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翌年，李叔同（又名李岸、李哀）和来自四川的曾延年也考入了西洋画科（1911年毕业）。同年10月的《国民新闻》上刊登了一则题为《清国人志于洋画》的报道——“听闻此次有一位名为‘李哀的清国人入读美术学校，且主攻的竟是洋画”——开篇首句便透露出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来日本学习西方艺术的惊诧之情。

实际上，出于对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原因的探究及欲雪甲午战败前耻的民族感情，再加上一衣带水的地理优势和低于欧美的留学费用，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曾出现一股“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张之洞）“到日本学习西方”的留学热潮，其势头一度力压欧美留学。而在东京美术学校深造的中国学生群体便是其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缩影。正如美术史研究者刘晓路所说的那样，“美术方面（中略）留日的人数相当其他国家的总和。在所有外国美术学校中，东京美术学校吸引过的著名中国人最多，留学的盛期最早（均超过了著名的巴黎美术学院），从而名符其实地成为中国近代美术的一个摇篮。”

1949年，东京美术学校和东京音乐学校合并成现在的东京艺术大学。在这之前的近半个世纪里，共有百余名中华学子在上野的这所美术学校留学。依照该校的毕业传统，西洋画科的毕业生（后又增加了日本画科的毕业生）需要给母校留下一幅亲手绘制的自画像。因此，今时今日，我们仍能在东京艺术大学大学美术馆中一窥当年部分中国学生的年少英姿。

如今，当人们再次踏入这片土地，环视四周，回想起上野拥有的诸多“日本第一”的名号——譬如，在这里进行的日本第一届自行车比赛（1898年），第一次长距离接力赛跑“驿传”（1917年），开通的第一条地铁“上野至浅草”（1927年），运行的第一辆单轨电车（1957年）等等，我们便会不由得放缓脚步，去侧耳倾听它所拥有的那些关于历史和艺术的如烟往事。